艺术创作过程是具体艺术作品的生成过程，大致包含感物、感兴、伫兴、意兴、神思、定兴等几个基本环节。以下不妨从中国艺术创作的“感兴”传统出发，去适当汇通中西方艺术创作观念及创作经验。
1.感物
这里所说的“感物”或“物感”，与西方那种作为神灵附体的带有神秘意味的灵感不同，不过是一种来自日常生活过程本身的人生意义直觉，代表个体对事物的认知和体验。英国诗人雪莱在《伊斯兰的起义·序》中这样自述：“我从童年就熟悉山岭、湖泊、海洋和寂静的森林。我与‘危险’结成了游伴，看它在悬崖峭壁的边沿上嬉戏。我曾踏过冰封的阿尔卑斯山，曾在白朗峰之麓居住。我曾在遥远的原野上漂泊。我曾泛舟于波澜壮阔的江上，夜以继日地驶过山间的急湍，看日出、日落，看满天繁星闪现。我见过不少人烟稠密的城市，处处看到群众的情操如何昂扬、磅礴、低沉、递变。我见过暴政和战争的明目张胆、暴戾恣睢的场景；多少城市和乡村变成了零零落落的断壁废墟，赤身**的居民们在荒凉的门前坐以待毙。……我就是从这些泉源中吸取了我的诗歌形象的养料。”[17]中国人则早就讲究“用笔不灵看燕舞，行文无序赏花开”，与大自然有着更为亲切、亲密的感情。“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这是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对大自然感发力量的生动描绘。他视大自然的“山林皋壤”为“文思奥府”，认为文艺家的“**之情”离不开“江山之助”。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许多对自然现象的精微观察和自然风景的生动描绘。至魏晋间，中国山水诗即蔚为大观；南北朝，山水画亦卓然独立。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搜尽奇峰打草稿”，成为历代中国画家的自觉实践。宋代画家范宽初师名家李成，后渐有所悟，感慨道“与其师人，不若师造化”。于是游京中，遍览奇景，对景造意，终于自成一家。明代画家王安道曾从学于大画家夏圭，并深得其旨。后来他游览了华山，见奇秀天出，“乃知三十年学画，不过纸绢相承”，于是“屏去旧习，复从事写山，以意匠就天，作图四十幅，皆得华山天趣”。当有人问他师谁而成，他说：“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清代画家布颜图的山水画独成一局，多得之于秦陇巴蜀、滇黔粤桂的山川，后来他的学生向他请教画山水画的秘诀，他写诗作答：“万壑奔腾势不羁，一峰自有一峰姿。问谁求取玄元理，多拜名山作法师。”
一般说来，感物是艺术创作不可或缺的初始阶段。当然，对音乐这种抽象直观艺术而言，作曲家就有可能不到某个确定的生活第一线去，而仍然能够展开创作活动。这自然需要一定的前提，例如要有大量的第二手资料（特别是音乐资料）和丰富的联想能力等。[18]比才没有去过西班牙，他仅仅根据第二手资料便创作出举世闻名的《卡门》。这种创作方式在音乐家那里很普遍，许多幻想曲、随想曲都是这样写出来的。一个人没有到过黄河，但是到过大渡河，他就有可能根据对大渡河汹涌澎湃的印象来抒发对中华民族母亲河——黄河的感情。显然，音乐艺术创作并不否定“感物”，而只是说它和感物体验的关联相对间接或隐蔽而已。
2.感兴
感兴与感物其实是难以分割的。感兴就是感物起兴，强调艺术家从平常状态中骤然兴起，代表个体身心进入一种高度兴奋状态。举例说来，唐代“草圣”张旭有“张颠”的雅号。他性格豪放，嗜好饮酒，常在大醉后手舞足蹈，然后回到桌前，提笔落墨，一挥而就，有时竟用头发沾着墨汁疾书。张旭在酒醒后，观赏自己的书法，但见龙飞凤舞，仪态万方，以为有神力相助。可见，酒在他那里成为进入艺术创作状态的灵媒。
正所谓“凭空何处造情文，还使灵光助几分”。单靠丰富的材料和经验的积累，并不能确保马上创作出佳品来。俄国大诗人普希金曾在抒情诗《秋》里这样描述这种感兴冲动的触发，“诗兴油然而生：/抒情的波涛冲击着我的心灵，/心灵颤动着，呼唤着，如在梦乡寻觅”。
中国现代诗人郭沫若描述在五四时代创作新诗时说，有时感兴冲动的突然来袭竟使他差不多发狂了：“《地球，我的母亲》是民国八年学校刚好放了年假的时候做的。那天上半天跑到福冈图书馆去看书，突然受到了诗兴的袭击，便出了馆，在馆后僻静的石子路上，把‘下驮’（日本木屐）脱了，赤着脚度来度去，时而又率性倒在路上睡着，想真切地和‘地球母亲’亲昵，去感触她的皮肤，受她的拥抱。——这在现在看来，觉得有点发狂，然而当时却着实是感受着迫切。”[19]
艺术家要进入这种感兴勃发状态是有条件，老庄关于“虚静”的理论为后世所继承发展。陆机《文赋》中认为，创作时应“罄澄心以凝思”。朱熹在评论时人的创作时指出，这些人之所以写不出好诗，“只是心里闹不虚静之故”。中国古代艺术家为了进入虚静境界，有时还有种种看起来颇为怪异的举动。如《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创作《子虚》、《上林》二赋时“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乃兴，几百日而后成”。《圣朝名画评》载宋画家厉昭庆每欲挥毫，“必求虚静之室无尘埃处，覆其四面，只留尺余，始肯命意”。正所谓“水停以鉴，火静而朗”，虚静是涵养文机，激发艺术家感兴的必要心理条件。
3.伫兴
有时艺术创作不能仅仅依据一次或两次感兴，而往往有赖于平时积累和储备感兴——这就是伫兴。伫，有久立等待和贮积的意思。伫兴，就是等待和贮积感兴的过程。从根本上说，伫兴要求艺术家首先不是以艺术家的身份，而是以普通人的身份去生存，去承受生活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而这正意味着对生活的深层感受、理解、想象等积累和深化过程。
《红楼梦》里秦可卿的房间门口挂有一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两句话，可说是对写作活动与作家生活体验关系的极佳概括。一个作家只有酸甜苦辣都品尝到，痛苦和欢乐都经历过，才谈得上真正的创作。曹雪芹若不是亲历了从“诗礼簪缨之族”的繁华到“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困顿，断然不能把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历史变迁描写得那样生动逼真；蒲松龄若非一生潦倒、屡试不中，就不能将把封建科场的弊端抨击得那样痛快深刻。当然，这样的伫兴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属于无意识伫兴。而这种无意识伫兴与专为文艺创作展开的有意识伫兴是相互交织、相互转化的。清人魏禧在《宗子发文集序》中指出：“人生平耳目，所见所闻，身所经历，莫不有其所以然之理。……譬之富人积财，金玉布帛，竹头木屑，粪土之属，无不预贮，初不必有所用之，而当其必需，则粪土之用，有时可与金玉同功。”在文学上很有造诣的美国思想家爱默生也有类似见解。他把自己从17岁开始的整整写了55年的234册日记，风趣地称作“储蓄银行”。他说，正是这个“银行”保证了他日后创作所需的各项“资金”。
文艺史上有许多事实证明他们的见解是正确的。俄国著名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13岁失去了母亲，他的继母为人凶悍，经常打骂他。肖洛姆·阿莱汉习以为常以后，慢慢觉得他的继母骂人的话尖酸刻薄，很有特点，于是，他就偷偷地拿个本子把后妈咒骂他的话记录下来，例如：“吃——让蛆虫把你吃掉！”“叫——让你牙疼得叫起来！”“缝——给你缝寿衣！”即使是“写”这样的字，她也有办法连成一句句绝妙的咒骂：“写——给你写张药方！”“写入——把你写入死人的名册里！”后来，肖洛姆·阿莱汉把这些词汇编成一部小词典，命名为《后母的词汇》，有意识地把后母的词汇用到作品中去，使他笔下的那些尖酸刻薄的人物呼之欲出。
广义文化修养的累积对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同样重要。“作家不一定是学者，诚然。但是……大作家都称得上是学者。高尔基如果只会洗碗碟和做面包，毕竟也算不得高尔基，他在他的‘大学’里读了比一般大学生更多的书。如果清代也有学士、硕士、博士这些名堂，曹雪芹当能在好几个领域（如韵学、中医药学、园林建筑学、烹调学……）通过论文答辩而获得学位的吧？现代文学史上的几位大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巴金、曹禺、谢冰心……有哪一位不是文通古今、学贯中西的呢？”[20]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得好：“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的确，艺术创作过程的顺利展开，有赖艺术家各方面丰厚的感兴储备。
表演艺术也同样需要多方面的文化滋养与生活积累。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认为，中国戏曲在服装、道具、化装、表演上综合起来看，可以说是活动的水墨画。为此，他先后拜吴昌硕、王梦白、齐白石为师，在绘画方面取得很高造诣，只不过为戏名所掩，鲜为人知。无独有偶，电影表演艺术大师赵丹于1930年曾就读于上海美专，师从黄宝虹、潘天寿等专攻山水画，同时参加进步戏剧活动，为其后来耀眼的明星生涯铸就坚实艺术与生活根基。
4.意兴
“意兴”或“兴意”是“兴发意生”的简称，就是说艺术家在“感兴”勃发之时往往伴随着“意”的生成，指在感兴的瞬间产生艺术发现和最初的艺术语言与形象火花。郑燮在《板桥题画诗跋集》中写道：“江馆秋竹，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胡应麟在《诗薮》中谈到这样的妙境：“神动天随……精凝思极，耳目都融，奇言玄语，恍惚呈露，如游龙惊电。”
这种情形在西方艺术家那里表现得同样明显。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创作长篇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就缘于一次作者站在霞尼古勒山上突然萌生的“意兴”。1880年春，24岁的罗曼·罗兰有一次登上罗马郊外的小山——霞尼古勒山。他仰观满天彩霞，俯瞰夕阳照耀的罗马城，忽然心有所动：“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生命，自由的、**裸的生命。这是一道闪光。”霎时，仿佛瞥见克利斯朵夫这个人物从地平线“站立着涌现出来”，“就在这儿，《约翰·克利斯朵夫》开始被孕育。当然，他那时还没有成形。可是他的生命的核心，已经下了种”[21]。这段话颇为传神地道出克利斯朵夫这个伟大艺术形象胚胎的最初诞生过程。康·帕乌斯托夫斯基则在《金蔷薇》中心有灵犀地描绘说：“不知从何而来的源源不绝的词汇，以及突然出现的能统驭人类心灵的诗的力量混合在一起”，正好像“一个古老的魔箱，盖子砰的一声飞起来了，里面藏着神秘的思想和沉沉欲睡的感情，还藏着所有大地的魅力——大地的一切花朵、颜色和声音、郁馥的微风、海洋的无涯、森林的喧哗、爱情的痛苦、儿童的咿呀声”，这些全都复苏起来，开始往外涌。[22]
意兴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精灵，在艺术家创作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雪莱才会在《为诗辩护》中指出：“诗不像推理那种凭意志决定而发挥的力量，人不能说：‘我要作诗。’即使是最伟大的诗人也不能说这类话。”[23]不同于文学这一语言艺术，音乐艺术的特点是以音响为其物质材料，现实生活、具体对象、思想、情感、意境等都要转化为乐音为主所构成的音响。动机（motive）是西方音乐旋律中最小的单位，也被视为创作中乐思的“胚胎”，是渐次发展的音型或旋律的“最小公倍数”或“最大公因数”。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俗称《命运交响曲》）第一乐章的音乐形象“命运敲门声”——1个小三度音程加4个音符，其中3个是重复音。贝多芬曾对兴特勒自述说：“命运便是这样来叩门的。它统率着全部乐曲。渺小的人得凭着意志之力和它肉搏——在命运连续呼召之下，回答的永远是幽咽的问号。人挣扎着，抱着一腔的希望和毅力。”[24]不妨这样说，“意兴”在西方作曲家那里就是指音乐动机的生成，在此基础上形成乐节、乐句或乐段。
5.神思
神思，是指艺术家精心构思组织感兴使之成为感兴修辞系统的过程，也可称作“构兴”阶段。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把“神思”的重要性提到了“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的地位，认为“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这里，刘勰把艺术构思的“枢机”归结为“辞令”，也就是艺术语言－形象的表达。
就拿余光中的《乡愁》来说：“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呵/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呵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这首诗构思十分巧妙。乡愁，本是人们所普遍体验过的情感意绪，但却往往是心中所有、笔底所无。诗人则从广阔时空中提取了四个典型意象：邮票、船票、坟墓和海峡。在意象组合方面，《乡愁》通过“小时候”、“长大后”、“后来呵”、“而现在”等语序词加以贯穿，概括了诗人漫长的生活历程和对祖国的绵绵深情。如果说邮票、船票和坟墓，还仅限于诗人个体悲欢的倾诉，那么到了“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则将个人愁思与巨大的国族之恋相汇合。这首诗在艺术创作上的最大成功之处在于，诗人构想出一个近乎完美的表达海外赤子恋家怀国情怀的意象体系。
一般说来，艺术构思是需要遵循一定规则的。明代戏曲理论家王骥德在《曲律》中就说：“作曲，犹造宫室者然。工师之作室也，必先定规式……而后可施斤斫。作曲者，亦必先分段数，以何意起，何意接，何意作中段敷衍，何意作后段收煞，整整在目，而后可施结撰。此法，从古之为文、为辞赋、为歌诗者皆然。”不过，值艺术家**难遏、意兴勃发之际，又往往要打破通常的创作步骤。清代大画家石涛指出：“凡事有经必有权，有法必有化。”这就是说，艺术构思有“定则”，也有“化机”，“定则”寓于“化机”之中，没有一成不变的“定则”。日本明治时代的著名文艺评论家小泉八云在《作品的构成》一文中讲到一位画家，画马不是先画马头，而是从马尾画起。据张彦远记述，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画人物并不总从脑袋画起，有时竟“或从臂起，或从足先”，但画出的形象仍然“肤脉连结”，栩栩如生。“阴阳不测之谓神”，神思充分体现艺术创作领域的云谲波诡、千变万化。
应当看到，艺术家神思的展开与其想象力和无意识活动有密切关联。正如黑格尔在《美学》中指出的：“如果谈到本领，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想象是创造性的。”[25]中国现代白话诗人刘大白的《秋江的晚上》就很典型地体现这种文学想象的创造性特征。刘大白诗如下：“归巢的鸟儿，/尽管是倦了，/还驮着斜阳回去。//双翅一翻，/把斜阳掉在江上；/头白的芦苇，/也妆成一瞬的红颜了。”归鸟与夕阳本来相距遥远，刘大白却说“归巢的鸟儿……驮着斜阳回去”，这就突出鸟倦的程度，因为驮是一种负荷，而鸟驮的又居然是太阳。此外，作者不说落日沉入江中，而说落日被鸟翅翻掉在江里，也表现出刘大白的一种奇伟的想象力。相比之下，冯至在情诗《蛇》中的想象就更加出人意表了。冯至的《蛇》如下：“我的寂寞是一条长蛇，/冰冷地没有言语——/姑娘，你万一梦到它时，/千万啊，莫要悚惧！//它是我忠诚的侣伴，/心里害着热烈的乡思：/它在想着那茂密的草原，/——你头上的，浓郁的乌丝。//它月光一般轻轻地，/从你那儿潜潜走过；/为我把你的梦境衔了来，/像一枝绯红的花朵。”一般人对蛇总是怀着厌恶、惧怕的心理，然而冯至笔下的蛇却使人感到亲切可爱。抒情主人公当心爱的姑娘不在身边时，感到无比寂寞；他将这寂寞比作一条长蛇，借蛇的游走、乡思、归来，抒发其对姑娘深沉的爱恋。作者由姑娘头上的浓郁的乌丝，想到“茂密的草原”，还将姑娘的梦境比作“一枝绯红的花朵”。这些天马行空的想象，引人遐思。
艺术与梦相关，特别突出体现一些艺术家能在梦中进行创作，产生奇思妙想。苏联马雅可夫斯基在《我怎样做诗？》中讲过，他为了表现一孤独的男人对他的爱人的疼爱，整整想了两天，也找不到恰当的诗句。第三天夜里又琢磨到半夜，仍一无所获，便干脆去睡觉。不想睡到后半夜在梦中忽然闪过这样的诗句：“我将保护和疼爱/你的身体，/就像一个在战争中残废了的，/对任何人都不需要了的兵士爱护着/他唯一的一条腿。”此时他迷迷糊糊跳下床，在黑暗中摸着一根烧焦的火柴梗，在香烟盒上匆匆写下了“唯一的腿”几个字，然后又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他看到烟盒上的字，非常奇怪，足足想了两个小时，才想起梦中之事，把诗句补足。英国的柯勒律治、美国的爱伦·坡均经常在梦中或在梦幻的状态下进行创作活动。如果艺术家能随时注意捕捉自己潜意识世界迸发的火花，必定会给神思插上一飞冲天的羽翼。
需要说明的是，在影视、戏剧等艺术门类中，神思更多带有集体创造性特征。例如电影艺术的综合性就集中表现在完整有序的集体创作上，文学编剧、导演、演员、摄影、美术、音乐、录音、剪辑各个职能部门的工作者共同组成一个创作协同体——摄制组，在导演的指挥下共同创作一部电影。导演要在文学剧本提供的基础上，经过总体构思，将未来影片中拟塑造的声画结合的银幕形象，通过分镜头的方式予以呈现。分镜头剧本是导演为影片设计的施工蓝图，大多采用表格形式，一般设有镜号、景别、摄法、长度、内容、音响、音乐等栏目。有些比较详细的分镜头剧本，还附有画面设计草图和艺术处理说明等。正如美国电影理论家波布克的所概括的：“电影的艺术是牢固地安放在一个方形的底座上的。可以说是高耸在一个四边形——电影剧本、导演、摄影和剪辑的基础之上。艺术上最成功的影片是这四个基本元素都同样有力的影片。”[26]
6.定兴
定兴，是指艺术家使内心创构的感兴修辞系统变成完整的艺术文本，并能提供给读者或观众加以品鉴的过程，包括通常所说的“二度创作”和修改、润饰等。
有人说舞蹈是“看得见的音乐”、“流动着的绘画和活的雕塑”、“人体律动的诗篇”等，无疑正是由于舞蹈演员扮演二度创作的重要角色，才使得不可捉摸的旋律可视化，让伫立不动的雕塑、静止的图画流动起来。[27]举例说，《敦煌彩塑》是由罗秉钰编创、杨华首演的。这部作品的构思及舞蹈动作、造型姿态都是罗秉钰经过长期的学习、研究创编出来的，但编导的这些设想又是通过杨华的人体运动和表演，外化为客观存在的舞蹈形象的。这时杨华的人体就是罗秉钰表现她的艺术构思的物质材料，也可以说是编导创造艺术形象的工具。不过，杨华通过她的身体所表现出来的，又不完全是罗秉钰原先的构思，而只能是她接受了编导的排练以后所表现出的部分，再加上她个人创造的那一部分的“和”。这个“和”，绝不是以上两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演员按照美的规律予以融化之后的创造性显现。因此，对这个新的舞蹈形象来说，她既是传达者，又是创造者。舞蹈表演是舞蹈艺术的中心环节。我国著名诗人艾青这样赞美苏联舞蹈家乌兰诺娃表演的《小夜曲》，“像云一样柔软，像风一样轻，比夜更宁静——人体在太空里游行”。
定兴在文学等艺术门类中主要体现在修订环节。美国作家海明威《永别了，武器》的最后一页修改了三十几遍。他的另一代表作《老人与海》的手稿竟朗读了两百遍才付印。作家改稿也常见这样的情形：稿子已经送出去了，作家又想取回来加以修正。欧阳修曾替韩琦写了篇《昼锦堂记》，派人骑马送去之后，若有所思，又急速派人追回原稿。其实，欧阳修只添了两个文言虚字“而”：原先开头两句是“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后改为“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改动虽不大，但意思多了一个转折，音调也读来更加抑扬顿挫。
文学史上许多精品的成文定稿，都经历了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光阴。孔尚任的《桃花扇》，三易其稿，费时十五年；曹雪芹《红楼梦》，增删五次，披阅十载；歌德的《浮士德》几乎耗尽作者毕生精力，逝世前一年歌德还在补写修改第五幕。[28]这些作家何以对作品的最终成文如此重视呢？“不畏先生嗔，但畏后生笑”，欧阳修的这句话，代表了他们的心声。在其他艺术领域也同样如此。列宾的名作《涅瓦河畔的普希金》在画架上摆了二十多年，普希金的形象至少改了一百多次，头部那块地方因为多次修改，颜色太厚而鼓了起来。
现代艺术的定兴状况要复杂些。对文学创作来说，作家的原稿还要经过出版机构的审定、编辑、印刷才进入市场流通环节。就目前中国内地电影来说，须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审查批准才能上映，大体要历经以下几个步骤：首先，制片单位自己先审一遍，确保影片在思想内容和技术质量上没有问题；然后，由制片单位向广电总局递交一份审查申请书；接着就是审查委员会举行看片，正式进入审查流程。看完片后，由审查委员们提意见，意见越多说明影片的问题越大，如果意见少到没有，那就是直接通过审查。委员们提完意见后，广电总局会向制片单位回复一个“修改意见”，制片单位须按照这个“修改意见”对影片进行修改，然后将影片递交审查委员会进行复审。如果没有问题，即可得到广电总局颁发的“电影公映许可证”。如果还有问题，就继续修改，直到能通过审查。
总之，大致经过感物、感兴、伫兴、意兴、神思和定兴等几个阶段，面向读者或观众的艺术作品就宣告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