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会见:聆听古典

跋 天真的、感伤的乐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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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冬的午后,独自窝在家里,在我的书房里。室外的天空阴霾得很,有冷风,阳光似有似无,迹象显示来点音乐更好?我没去开音乐,只是安静待着,巷子里也安安静静,少有人走动,连平时念经不歇的东门宗里也安安静静,我想,此刻安静,对应我的内心。

音乐是我的第二生活,除了文学。音乐是一种抽象的存在,谁也不能说那些黑色小蝌蚪游在白纸上就是一段美妙的音乐,除非有乐手将它们演奏出来。人们问勃拉姆斯《第二交响曲》哪一个演奏最好,他回答说,当他在谱写此曲时音乐在他头脑里形成的风暴。当然,除了勃拉姆斯自己,谁也无法听到,所以就有了无数种演奏版本。音乐不像绘画,一幅画在完成后就成了,其他所有的再现只能是临摹;音乐可以通过不同演奏方式重现,通过乐器、乐手、指挥重现当初在作曲家头脑里升起的那幅音乐风暴。为了这场清晰的音乐风暴,我不停息对它的追求,我开始,并情愿地作一名天真的和感伤的乐迷。这个称谓来自小说家帕穆克在哈佛大学所做的演说合集《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该书名源自席勒著名的论文《论天真的诗和感伤的诗》,席勒把诗人分为两类:天真的和感伤的。天真,率性而为,天真的诗人不假思索地写诗;感伤的诗人则多质疑,关注技巧。文学史上的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等都是天真诗人;席勒则自称为感伤诗人。如果把“天真的”和“感伤的”一说放诸于音乐史上,那么以旋律见长的音乐家莫扎特、肖邦、门德尔松、柴科夫斯基、福雷、舒伯特、马勒、布鲁克纳等是天真的;以技巧见长的贝多芬、勃拉姆斯、舒曼、瓦格纳、斯特拉文斯基、肖斯塔科维奇则是感伤的。而我,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古典音乐,在一个物化的时代听古典音乐—我无疑是一位天真的乐迷了,漫步在古典之林,陷入音乐中,时常被一段音乐打动,我且做一名感伤的乐迷,反思音乐、文学和生活,或者像交响乐主题动机一样,在一番搏斗和挣扎后依然满怀希望地投入生活中去。

20年前我从一盒磁带里听柴科夫斯基,12年前我从一张唱片里听贝多芬,今天只需要在柏林爱乐数字音乐厅里输入用户名就可以观看最新的一场布鲁克纳音乐会了。聆听音乐时我们的意识在做什么?当初我喜欢的是柴科夫斯基一场优美的芭蕾舞剧《睡美人》,旋律的重复和曲折多变的音效使我投身于交响乐中,比起独奏曲、协奏曲,我更偏重有叙事意味的交响音乐,我不喜欢钢琴协奏曲之类的玩意儿,钢琴庞大的体积常与乐队为敌,无视其他乐器,虽然它们也有琴瑟和鸣时。我的身边有一盒普罗科菲耶夫《罗密欧与朱丽叶》组曲,只要我发动汽车的马达它就开始环绕着我讲述故事,延绵不绝的音色升起、消逝,再消逝、再升起,我把自己投身在虚幻的音像里,既有一种现实感(我在一辆移动的车里),又有强烈的破灭感(音乐之虚无)。我还不满足于组曲形式,又购进了全曲《罗密欧与朱丽叶》(伦敦交响乐团演奏,捷杰耶夫指挥),才心满意足。十多年前我听贝多芬,与许多音乐爱好者一样,关注“命运”、“田园”落在何章节,贝多芬是不是一位理性至上的音乐家等问题。切利比达克改变了我,我把切利比达克演绎的贝多芬听了个遍,有段时间我到了非切利比达克不听的地步,切利比达克的慢速指挥让每位听者有更多的时间聆听细节,每一个音符、每一个断奏,他可以将一个快乐章演奏得像慢乐章一样,至于慢乐章就更慢了,这是否有悖于作曲家的初衷?一个指挥家敢于将速度放慢到最慢,其实已经隐含一种哲理了,有关音乐的本质问题:速度与内容的关系,即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指挥家放慢的时间越长,我们聆听到的音乐细节就越多,内容就越丰富,他指挥布鲁克纳交响乐到达了巅峰:清晰线条的弦乐勾勒步步为营,金黄铜管乐演奏滴水不漏,直至一座管风琴的大教堂浮现。

“走,我们上音乐厅去。”这是我历练了六年音乐随笔写作后的心得。我生活在没有音乐厅的城市里,上音乐厅的机率极低,一年大概能欣赏一两场音乐会,即使这样我比别人虔诚,为了听场音乐会不顾旅途劳累和荷包羞涩。最早的一次去上海听音乐会我坐了九个小时的汽车,音乐会中场休息,我内心激动,满怀善意地拿目光在大厅里搜寻,希望找到一位能交流的人,或者与一群散漫的、看上去绝对有型的上海绅士淑女,说几句有关音乐会上的弦乐、某位号手吹走了音的话题,可人家哪里肯去理会一位来自五百公里外的天真乐迷。继而“黑管乐手一级棒”这样的评语传入耳朵里,尽管有点儿不着边际,但大大地满足了我,使我那颗躁动的心安了安。那一场音乐会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它颠覆了我过去听唱片的习惯,回到家我有一周不听音响,回味着音乐厅里的效果,真有“三月不知肉味”之感。有了一次经历,就有第二次、第三次……我最满意的是坐上火车去听音乐会。这趟火车往往在早上七点开出,我要在六点醒来,有时候不放心怕睡过头,三点钟会醒来看闹钟。坐在启动的火车车厢里,火车进入漫长的隧道,从雁**山里通过,沿着海边奔跑。如果这天恰好下雨,雨滚动着身体均匀地从窗玻璃上移下来,这时你就想象小说《安娜·卡列妮娜》里最诗意的段落好了,如果手里有一本书,翻开了,放在小桌子上,你已不会去想晚上的音乐会了。你听完了,你从音乐厅里出来,你不是和我们一样的嘛。每次从大剧院出来,门口总有一小贩子拉着大喇叭播放流行音乐,一晚的爱乐全毁在他那里,暗暗发毒誓,再也不来了。没过几个月,我重又坐在剧场里在二排二十号的位置上。自从有了一个柏林爱乐数字音乐厅的账号,每周可以上去听一场免费的音乐会,柏林爱乐凡有录影的180多场音乐会可以反复听,坐在家里我看得清指挥的每一个手势,乐手的启奏和断奏也清晰可见,但我还是赞成去音乐厅,这几乎是一种形而上的信念,音乐产生于现场,在弓与弦摩擦的瞬间里。

作为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音乐,它能否超越作曲家情感,与情感无涉?莫扎特的音乐是不是他的自传?他的一曲音乐会咏叹调现在的我听起来离开原先的作曲初衷很远了,说到底我只是被此刻我听到的“空气发声”所打动,但这一刻是最永恒的了。阅读小说时从细节出发,如一个敲门声、一个手电筒的光晕、一段木榫槽的斑迹、一个小天井、一个人物的肖像、几组对话,慢慢地增添,慢慢地长大,阅读长篇时无时无刻不被曲折的情节所吸引,到最后自身几乎化为小说中的一部分,认为它就发生在自己身上;音乐则不同,它永远朝一个时间发展,哪怕时间是从巴赫那个年代发生的,它不节外生枝,老老实实地朝你的方向发展,一直持续到乐手演奏完毕为止。一首交响乐总长度是40分钟,在40分钟01秒它被演奏完后才去生发。音乐最终也是空的。你会认为什么也没发生过,又得来过一次,这就有了无数次重头开始。

我初听布鲁克纳觉得不知所云,经过三四年后,从晚期的第七、第八、第九交响曲回溯到第三、第二、第一交响曲,音乐家的脉络清晰可见,他与世界的关系也亦被我理顺了。所有艺术门类里音乐最能抵达事物本质,所有艺术门类里唯有诗能将音乐稍纵即逝的身影挽留下来。《音乐会见》里的五个章节构成了一首奏鸣曲,歌与诗、剧与乐、游动与凝固、音色与足迹、聆听与书写,他们则构成了全书的主题:贝多芬、马勒、切利比达克、瓦格纳、布鲁克纳。

马勒从《天鹅斯万的午后》延续下来,又多了一层现场音乐会的体验。开始版本比较的时候,天真的乐迷走向了感伤的乐迷,纯粹的听变成了有意识的听。我听过的马勒演奏团有美国乐队、德国乐队和中国队团,这就有不同的语言体系,拉丁语系、日耳曼语系和中文语系。指挥家巴伦博依姆指出语言上的差异会对音乐的诠释产生影响拉丁民族偏向于弓弦轻盈纤细,而德国音乐家自然表现得厚重,到了中国乐手里则是“跑偏”。让一支说汉语的乐队完成马勒交响乐本来已经是了不起了,可他们还要与世界一流乐队纷争,这得让乐手们付出多少努力!柏林爱乐的法国号手史蒂芬·多尔跑到杭州爱乐乐团来“走穴”将厚重的德国声带入中文世界,马勒《第五交响曲》因两种语言的交融而被唤起新生。瓦格纳和布鲁克纳是前两本书未曾涉及的。

瓦格纳,永远听的时间超过看的时间,最好的瓦格纳形式要在歌剧院里实践。我迄今只看过瓦格纳歌剧《女武神》的现场,欣赏其他的作品皆通过唱片CD。当瓦格纳的歌剧响起,我眼前是否会浮现出相应的舞台画面呢?或者用自己最大胆的想象,一点点地勾勒出一艘飘泊的荷兰船、一个升腾的众神的黄昏呢?答案是否定的。歌剧《汤豪舍》层出不穷的歌咏让听者流连忘返,《女武神》开篇的大提琴和铜管乐则使人热血沸腾。另一层面的瓦格纳要离开他的歌剧谈了,瓦格纳,一个德国作曲家,点燃了尼采的哲学继而使他发疯,一个国家主义者,一个拜罗伊特歌剧美学的操作者,总之,不谈音乐,谈其他什么你都会得出一个瓦格纳来。瓦格纳是一个大诗人,但我把瓦格纳归结到感伤的音乐家里去,因为他太注重舞台和观众了,用尼采的话来说,他是一个戏子。

前几天有人在微博里上传了高清完整的纽约大都会(MET)版《女武神》,接着我在柏林爱乐数字音乐厅里观看了一场音乐会版的《女武神》,我只需要起身放一张碟子在唱机里便可以听到尼尔森1967年的演唱了,更多的唱片挤在路上。2007年的时候,我只有一盒布鲁克纳,5年以后我拥有了他的九大交响曲和一首弥撒曲,并拥有了多个版本,在多年前这是不可想象。我听过了君特·旺德、克里斯蒂安·蒂勒曼、西蒙·拉特尔、里卡多·夏伊伯纳德·海丁克、祖宾·梅塔、赫伯特·布隆斯泰德、斯克罗瓦切夫斯基、小泽征尔指挥的布鲁克纳,这于当初只拥有尤金·约胡姆和切利比达克两家指挥唱片的我同样不可思议。布隆斯泰德指挥的布鲁克纳《第二交响曲》刚出来开头几声法国号,布鲁克纳的节奏还远远没有形成,我只感觉寒冷,我从机器里取出CD,房间里恢复安静。隔天后我试着再寻找布鲁克纳,在第一乐章的结束段找到了他,这名忠实于他的节奏如忠实于自己心跳的作曲家。第二乐章诙谐曲令我血液加快,愈发地喜爱他,我从布鲁克纳节奏回到了唱片的封面上,一条绿丝带飘过,作曲家的头像隐在绿丝带底下,他的泥塑般的脸孔,与我听到的节奏那般吻合。斯坦尼斯拉夫·斯克罗瓦切夫斯基同样是一位杰出的布鲁克纳诠释者,这位年近九十的波兰籍指挥大师,在2011年指挥了布鲁克纳《第三交响曲》,斯老一身黑礼服,手扶着栏杆走上指挥台,向观众鞠躬,因为他年纪大,身体弯曲特别明显,人们以为是谦虚报以更热烈的掌声。宽大的眼镜架在他的鼻子上,脸颊在下巴处猛烈地收过去,仿佛那里有许多个音符和乐章。第一乐章开篇斯老以小幅指挥动作牢牢地控制住了柏林的笛子与小号(布鲁克纳引入了小号,表达了对瓦格纳的敬意,瓦格纳的小号是向上的号召力,布鲁克纳的小号是向下的忧郁),法国号加入其中,悲怆味道就出来了,开始的时候谁也料想不到,你只是觉出了悲,随着小提琴组加入,悲凉之气遍被华林。

我下午已听了一次的音乐,爬完山回来,准备再听一次,听第二次的时候,没觉得有第一次长了,唱片上标注时间:62:02,我感觉连半个小时都不到。

2013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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