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冬的午後，獨自窩在家裏，在我的書房裏。室外的天空陰霾得很，有冷風，陽光似有似無，跡象顯示來點音樂更好？我沒去開音樂，隻是安靜待著，巷子裏也安安靜靜，少有人走動，連平時念經不歇的東門宗裏也安安靜靜，我想，此刻安靜，對應我的內心。
音樂是我的第二生活，除了文學。音樂是一種抽象的存在，誰也不能說那些黑色小蝌蚪遊在白紙上就是一段美妙的音樂，除非有樂手將它們演奏出來。人們問勃拉姆斯《第二交響曲》哪一個演奏最好，他回答說，當他在譜寫此曲時音樂在他頭腦裏形成的風暴。當然，除了勃拉姆斯自己，誰也無法聽到，所以就有了無數種演奏版本。音樂不像繪畫，一幅畫在完成後就成了，其他所有的再現隻能是臨摹；音樂可以通過不同演奏方式重現，通過樂器、樂手、指揮重現當初在作曲家頭腦裏升起的那幅音樂風暴。為了這場清晰的音樂風暴，我不停息對它的追求，我開始，並情願地作一名天真的和感傷的樂迷。這個稱謂來自小說家帕穆克在哈佛大學所做的演說合集《天真的和感傷的小說家》，該書名源自席勒著名的論文《論天真的詩和感傷的詩》，席勒把詩人分為兩類：天真的和感傷的。天真，率性而為，天真的詩人不假思索地寫詩；感傷的詩人則多質疑，關注技巧。文學史上的但丁、莎士比亞、塞萬提斯、歌德等都是天真詩人；席勒則自稱為感傷詩人。如果把“天真的”和“感傷的”一說放諸於音樂史上，那麽以旋律見長的音樂家莫紮特、肖邦、門德爾鬆、柴科夫斯基、福雷、舒伯特、馬勒、布魯克納等是天真的；以技巧見長的貝多芬、勃拉姆斯、舒曼、瓦格納、斯特拉文斯基、肖斯塔科維奇則是感傷的。而我，不假思索地選擇了古典音樂，在一個物化的時代聽古典音樂—我無疑是一位天真的樂迷了，漫步在古典之林，陷入音樂中，時常被一段音樂打動，我且做一名感傷的樂迷，反思音樂、文學和生活，或者像交響樂主題動機一樣，在一番搏鬥和掙紮後依然滿懷希望地投入生活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