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恩大學對貝多芬影響深遠。13歲任職於宮廷，貝多芬最多上到初中即輟學。但貝多芬酷愛學習，在好友帶動下，1789年貝多芬到波恩大學旁聽哲學倫理課並研讀古代神話、文學，通過考試成為在冊學生。貝多芬對德國哲學的了解遠超過業餘愛好者。
康德道德哲學對貝多芬影響深遠。這位啟蒙運動巨人在題為“什麽是啟蒙運動”的文章中寫道：
啟蒙運動使人類從自我強加的受監護的狀態中解放出來。在那種狀態下人不依賴外在指導就不能運用自己的理智。這樣一種我稱之為“自我強加的”或“該受譴責的”受監護狀態不是由於缺乏理智，而是由於缺乏不借助於主子的幫助就沒有勇氣和決心來使用。敢於顯示智慧（Sapere aude）！要敢於運用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
這也是貝多芬的座右銘。貝多芬的理想人格來自席勒。作為“自由精神詩人、理想主義詩人，真善美之君”（歌德語），席勒高尚、純潔、正直的平民主義人格像一團烈火，是“歐洲藝術之神”（托馬斯·曼語）、19世紀歐洲知識界的大旗。
1782年1月，席勒以《強盜》征服德國，並在巴黎大獲成功，成為法蘭西共和國第一位榮譽公民。反專製的《菲埃斯克》、《唐·卡洛斯》，反對等級社會的《陰謀與愛情》，表現婦女地位的《威廉·退爾》，使席勒成為自由、平等、博愛的代言人。從貝多芬到羅西尼、威爾第，從《唐·卡洛斯》到《威廉·退爾》，後世作曲家對席勒情有獨鍾，但是沒有一個人像貝多芬這樣，幾乎席勒附體，伴隨他一生的《歡樂頌》是最好例子。
貝多芬說：“為《歡樂頌》譜曲，是我20年來的願望。”其實貝多芬用了33年圓夢。席勒的命運同貝多芬相差無幾：貧病交加，窘迫坎坷，但精神昂揚，一往無前。貝多芬一生不間斷閱讀席勒。從19歲開始，直到完成《莊嚴彌撒》後的1822年，滿頭灰白的貝多芬創作了《第九交響曲》，才把凝聚一生信念的“席勒宣言”譜成千古長鳴之聲。《歡樂頌》構思過程長達30多年。第四樂章加入人聲，席勒複活，啟蒙理想響徹雲霄。“隻有所有人都成兄弟，人類才能得幸福。”席勒豪氣幹雲，貝多芬一往無前，形成古典人道主義最高峰。海涅說：“席勒摧毀了精神的巴士底獄，建造了自由神殿，而且是容納所有人類民族為兄弟的巨大神殿。他是個世界主義者。”這也是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