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教会音乐的拉丁化，不仅是基督教自东向西传播的产物，也是希腊化北非教会向拉丁地区传播的产物。“对希腊语赞美诗的偏爱”一向被说成拜占庭礼拜有异于拉丁礼拜的一大特点。基督教的官方语言，是罗马帝国的国语希腊语。米兰大主教圣安布罗素以希腊教父为师，推动圣礼圣乐拉丁化，主要是要适应西部地区以文盲为主的民众，而并非偏爱拉丁语。
拉丁教会仪式和圣咏最初是用希腊语的，既因为希腊化的东部地区是基督教罗马帝国的中心，又因为在文化上罗马人从来以希腊人为师。350年左右，高卢普瓦齐（Poitiers）主教希拉里乌斯（Hiralius，卒于367年）根据希腊样式，写下一首拉丁赞美诗—这可以视为拉丁圣咏的开端。希拉里乌斯提到过高卢教会的晚祷、晨祷、早祷的日课仍是希腊圣咏范畴。他在西部教会发展自身仪式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他自己和同时期的修道士、修女一再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学习东部圣礼圣乐。
真正开创西部圣咏新局面的是米兰大主教圣安布罗斯（St.Ambrose，340—397）他将东部流行已久的交替式、应答式诗篇歌和赞美诗带入当时的西部教会中心米兰。作为希腊学问大师，圣安布罗素并不是钟情拉丁语，而是要向只懂拉丁语的当地群众布道。
圣安布罗素用希伯来曲调编成圣咏曲，在礼拜中演唱并规定一年中不同节日唱的圣咏，确定了拉丁弥撒作为中心礼仪的地位。这种最古老的拉丁化希腊—希伯来圣咏，被称为安布罗素圣咏，其中最著名的是《赞美你，上帝》。
圣安布罗素景仰伟大的希腊教父大巴西尔，与大巴西尔通信学习，擅长希伯来《旧约》解经。尽管圣安布罗素追随希腊教父，但在教牧中却注入西部特征，特别是在原罪和圣恩问题上。在教会音乐史上，圣安布罗素地位高于格里高利一世。严格地说，格里高利一世并无任何音乐创作，西方圣咏只是取其名而已。但圣安布罗素圣咏至少有四首可以追到他本人。圣安布罗素创作的四首圣咏，至今仍在礼拜中使用。四行八诗节，严格遵循抑扬格二韵脚，圣安布罗素圣咏以其崇高和简洁，成为后世典范。
圣安布罗素要求赞美诗演出时，诗篇独唱与会众副歌轮唱应答。据说圣安布罗素还是婴儿时，蜜蜂就把蜜滴在他额头上——他生性沉静，布道时却口若悬河，折服了一个看不起基督教的摩尼教徒奥古斯丁。圣安布罗素的《感恩赞》，据说就是他为圣奥古斯丁施洗创作的。圣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对导师推崇备至。圣奥古斯丁回忆说，当圣安布罗素把圣乐推广至拉丁地区时，“唱起来全然东部时尚”。
圣安布罗素任米兰大主教时，罗马主教达马苏一世在圣哲罗姆协助下，仿照耶路撒冷教会模式组织罗马礼拜仪式和圣咏。圣哲罗姆将交替咏唱、哈利路亚花唱形式引入罗马。圣哲罗姆在公元400年左右完成第一部完整的拉丁文本《圣经》，西部礼拜使用希腊语的历史逐步结束。而东部教会诗篇歌、赞美诗和其他圣歌品种，交替、应答、花唱等歌唱方式，仍被西部教会日课和弥撒礼拜采用。随着拉丁教会发展，中央集权的罗马教会把希腊赞美诗逐渐挤出各教区礼拜，最后只剩下诗篇歌和其他圣歌。
5世纪始，拉丁弥撒开始规范化。塞莱斯丁一世（Celestine I，422年—432年在位）命令在《奉献经》之前唱交替诗篇歌，被认为是《进台经》的发端。利奥一世（Leo I，440年—461年在位）制定了全年的圣咏套曲（annalis cantus），编订《利奥圣礼》并建立罗马最早的圣乐修道院。杰拉希乌教宗（Gelasius，492年—496年在位）制定了另一部全年圣咏，编订《杰拉希乌圣礼》。此后许多教宗，如希马库斯（Symmachus，498年—514年），约翰内斯（Johannes，523年—526年），博尼法休斯（Bonifacius，530年—532年）都参与全年圣咏套曲的编订。希马库斯还将《荣耀经》运用到全年主日和圣日礼拜中。
在意大利半岛，与米兰教会圣咏、罗马教会圣咏同时发展的，还有北意的阿基累亚（Aquileia）和南意的贝内文托（Benevento）、亚平宁半岛以外的西部支派，发展出高卢圣咏（Gallican Chant）和莫萨拉布圣咏（Mozarabic Chant）。这些地区礼拜仪式和圣咏的基本规范与罗马教会、希腊教会相同。中世纪早期，西部圣咏依然百花齐放，但东部的影响没未中断。作为东部教会支派的北非教会，影响也从无间断。北意大利的阿基累亚圣咏，明显有亚历山大里亚教会的影响。意大利半岛一直是罗马教会和希腊教会争夺的地区。南意大利在查士丁尼时代一度重归东罗马帝国，成为西部圣咏获取东部资源的桥头堡，6世纪—11世纪形成兼具拉丁、希腊色彩的独特圣咏。529年在高卢召开的瓦伊松公会议，最先将《慈悲经》从东部圣礼引进高卢教会弥撒，后来被罗马仪式吸收。高卢圣咏对格里高利圣咏形成有特殊影响。589年西班牙特莱多公会议将希腊教会《信经》引入莫萨拉布礼拜。作为“西欧的东方”，西班牙圣咏在穆斯林统治的700年仍继续发展。
5世纪后，推动西部圣咏发展的另一动力来自修道院。西欧社会经济残破，厌世思想流行，修道院实力大增。许多礼拜细节和圣歌雏形，最先在修院中产生。圣本尼迪克（St.Benidict）530年前后制定日课礼拜制度并开始推广，作为日课核心诗篇的咏唱被世俗教堂礼拜吸收。修道院制度本身是从希腊化北非传入拉丁地区的。圣哲罗姆从耶路撒冷带来圣咏，从埃及带回沙漠教父的苦修传统。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部地区群龙无首，陷入300年乱世。罗马主教逐步成为拉丁教会的首脑和罗马的权力中心。特别是由于罗马皇帝拒绝给蛮族首领加冕，查里曼大帝半哄半吓，与罗马教宗结盟，罗马的教会权力开始形成。罗马圣礼圣咏在西方教会开始一枝独大并在大格里高利时代（Gregory the Great，590年—604年在位）初步形成。
但是虽经过1000余年东西部分裂以及300多年天主教与新教的残酷战争，东正教圣咏、天主教圣咏及巴赫所代表的新教音乐，尽管细节大不相同，共性却无法割裂。这个共性就是：作为基督教崇拜的一部分，教会圣乐是建立在对罗马、希腊的古代文明与生活方式完全否定之上的。基督教形成于罗马帝国的酒池肉林和人民苦难之中。爱德华·吉本草率地认为基督教造成了罗马帝国的毁灭，但对圣奥古斯丁来说，底层人民的一滴眼泪，都比整个罗马帝国更沉重。被吉本美化了的古代社会的光荣，是用妇女、儿童、奴隶以及千万底层生灵的血泪浇灌出来的。对教父们来说，奴隶制的古代社会所谓荣光，更应当被诅咒。这就决定了基督教圣咏的苦难精神、超越性和内在性。
在绝大多数人被剥夺了识字权利的时代，歌声成为劳动人民唯一未被剥夺的东西，这才是近代西方音乐的真正源头。承受300多年宗教战争、灾难深重的德意志哺育了巴赫音乐及奏鸣曲式；苦难深重的俄罗斯哺育了穆索尔斯基，体现的是同一道理。全部基督教音乐都来源于希腊化的近东地区。但必须强调，基督教音乐从来都不是古希腊、古罗马音乐的子孙，欧洲的教会音乐，根本不是欢乐、多神的古希腊音乐的正统传人，而是悲怆、一神教的希伯来精神的花朵。
圣咏在情操上是希伯来，而不是男女诸神在奥林匹克山上宴饮嬉戏的希腊式的。圣咏的主角是摩西的上帝，在燃烧的荆棘中颁布诫命，在暴风雨和暗夜中试炼米开朗琪罗和伦勃朗，把戈雅和贝多芬变成聋子。这个上帝点头，大地便震动，万民在他面前就像桶中的一滴水、筛子里的一粒谷。他不可测度，令人畏惧，使大地荒凉，在暴怒中行审判。先知说，这位全然可畏者同时又是全然怜悯者。可我们从哪里得到确定呢？在基督身上，唯独在基督身上——这位软弱的人，生于污秽的牛栏，被众人弃绝、嘲笑，以罪犯的身份在十字架上可耻地死去，他呼求上帝，得到只是地大震动、日头遮蔽，甚至被上帝离弃。就在这最黑暗的时刻，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孽，除去我们的不义，践踏了地狱万军，在全然可畏者的愤怒中，显示永不舍弃的大爱。
这里有一种深深的悲怆，这种悲怆萦回于巴赫的宁静、莫扎特的安详、贝多芬的英壮、瓦格纳的渴慕、柴科夫斯基的忧伤、穆索尔斯基的绝望。“欢乐时，你当感恩；苦痛时，你要思想。”犹太人先知的告诫，表明基督教圣咏的本质。这是公元之后欧洲世界观中悲观主义的本质所系。这种犹太—基督教的欧洲性，可以把《安娜·卡列尼娜》开头那句名言反过来说：在世纪后的欧洲，尽管欢乐各不相同，但悲伤却是相同的。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尽管欧洲一再向古希腊和古罗马眺望，但欧洲从未真正获得过阿拉伯人或中国人那种坚定立足此岸的现世的乐观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