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教會音樂的拉丁化，不僅是基督教自東向西傳播的產物，也是希臘化北非教會向拉丁地區傳播的產物。“對希臘語讚美詩的偏愛”一向被說成拜占庭禮拜有異於拉丁禮拜的一大特點。基督教的官方語言，是羅馬帝國的國語希臘語。米蘭大主教聖安布羅素以希臘教父為師，推動聖禮聖樂拉丁化，主要是要適應西部地區以文盲為主的民眾，而並非偏愛拉丁語。
拉丁教會儀式和聖詠最初是用希臘語的，既因為希臘化的東部地區是基督教羅馬帝國的中心，又因為在文化上羅馬人從來以希臘人為師。350年左右，高盧普瓦齊（Poitiers）主教希拉裏烏斯（Hiralius，卒於367年）根據希臘樣式，寫下一首拉丁讚美詩—這可以視為拉丁聖詠的開端。希拉裏烏斯提到過高盧教會的晚禱、晨禱、早禱的日課仍是希臘聖詠範疇。他在西部教會發展自身儀式道路上邁出了第一步。他自己和同時期的修道士、修女一再前往耶路撒冷朝聖，學習東部聖禮聖樂。
真正開創西部聖詠新局麵的是米蘭大主教聖安布羅斯（St.Ambrose，340—397）他將東部流行已久的交替式、應答式詩篇歌和讚美詩帶入當時的西部教會中心米蘭。作為希臘學問大師，聖安布羅素並不是鍾情拉丁語，而是要向隻懂拉丁語的當地群眾布道。
聖安布羅素用希伯來曲調編成聖詠曲，在禮拜中演唱並規定一年中不同節日唱的聖詠，確定了拉丁彌撒作為中心禮儀的地位。這種最古老的拉丁化希臘—希伯來聖詠，被稱為安布羅素聖詠，其中最著名的是《讚美你，上帝》。
聖安布羅素景仰偉大的希臘教父大巴西爾，與大巴西爾通信學習，擅長希伯來《舊約》解經。盡管聖安布羅素追隨希臘教父，但在教牧中卻注入西部特征，特別是在原罪和聖恩問題上。在教會音樂史上，聖安布羅素地位高於格裏高利一世。嚴格地說，格裏高利一世並無任何音樂創作，西方聖詠隻是取其名而已。但聖安布羅素聖詠至少有四首可以追到他本人。聖安布羅素創作的四首聖詠，至今仍在禮拜中使用。四行八詩節，嚴格遵循抑揚格二韻腳，聖安布羅素聖詠以其崇高和簡潔，成為後世典範。
聖安布羅素要求讚美詩演出時，詩篇獨唱與會眾副歌輪唱應答。據說聖安布羅素還是嬰兒時，蜜蜂就把蜜滴在他額頭上——他生性沉靜，布道時卻口若懸河，折服了一個看不起基督教的摩尼教徒奧古斯丁。聖安布羅素的《感恩讚》，據說就是他為聖奧古斯丁施洗創作的。聖奧古斯丁在《懺悔錄》中對導師推崇備至。聖奧古斯丁回憶說，當聖安布羅素把聖樂推廣至拉丁地區時，“唱起來全然東部時尚”。
聖安布羅素任米蘭大主教時，羅馬主教達馬蘇一世在聖哲羅姆協助下，仿照耶路撒冷教會模式組織羅馬禮拜儀式和聖詠。聖哲羅姆將交替詠唱、哈利路亞花唱形式引入羅馬。聖哲羅姆在公元400年左右完成第一部完整的拉丁文本《聖經》，西部禮拜使用希臘語的曆史逐步結束。而東部教會詩篇歌、讚美詩和其他聖歌品種，交替、應答、花唱等歌唱方式，仍被西部教會日課和彌撒禮拜采用。隨著拉丁教會發展，中央集權的羅馬教會把希臘讚美詩逐漸擠出各教區禮拜，最後隻剩下詩篇歌和其他聖歌。
5世紀始，拉丁彌撒開始規範化。塞萊斯丁一世（Celestine I，422年—432年在位）命令在《奉獻經》之前唱交替詩篇歌，被認為是《進台經》的發端。利奧一世（Leo I，440年—461年在位）製定了全年的聖詠套曲（annalis cantus），編訂《利奧聖禮》並建立羅馬最早的聖樂修道院。傑拉希烏教宗（Gelasius，492年—496年在位）製定了另一部全年聖詠，編訂《傑拉希烏聖禮》。此後許多教宗，如希馬庫斯（Symmachus，498年—514年），約翰內斯（Johannes，523年—526年），博尼法休斯（Bonifacius，530年—532年）都參與全年聖詠套曲的編訂。希馬庫斯還將《榮耀經》運用到全年主日和聖日禮拜中。
在意大利半島，與米蘭教會聖詠、羅馬教會聖詠同時發展的，還有北意的阿基累亞（Aquileia）和南意的貝內文托（Benevento）、亞平寧半島以外的西部支派，發展出高盧聖詠（Gallican Chant）和莫薩拉布聖詠（Mozarabic Chant）。這些地區禮拜儀式和聖詠的基本規範與羅馬教會、希臘教會相同。中世紀早期，西部聖詠依然百花齊放，但東部的影響沒未中斷。作為東部教會支派的北非教會，影響也從無間斷。北意大利的阿基累亞聖詠，明顯有亞曆山大裏亞教會的影響。意大利半島一直是羅馬教會和希臘教會爭奪的地區。南意大利在查士丁尼時代一度重歸東羅馬帝國，成為西部聖詠獲取東部資源的橋頭堡，6世紀—11世紀形成兼具拉丁、希臘色彩的獨特聖詠。529年在高盧召開的瓦伊鬆公會議，最先將《慈悲經》從東部聖禮引進高盧教會彌撒，後來被羅馬儀式吸收。高盧聖詠對格裏高利聖詠形成有特殊影響。589年西班牙特萊多公會議將希臘教會《信經》引入莫薩拉布禮拜。作為“西歐的東方”，西班牙聖詠在穆斯林統治的700年仍繼續發展。
5世紀後，推動西部聖詠發展的另一動力來自修道院。西歐社會經濟殘破，厭世思想流行，修道院實力大增。許多禮拜細節和聖歌雛形，最先在修院中產生。聖本尼迪克（St.Benidict）530年前後製定日課禮拜製度並開始推廣，作為日課核心詩篇的詠唱被世俗教堂禮拜吸收。修道院製度本身是從希臘化北非傳入拉丁地區的。聖哲羅姆從耶路撒冷帶來聖詠，從埃及帶回沙漠教父的苦修傳統。
西羅馬帝國滅亡後，西部地區群龍無首，陷入300年亂世。羅馬主教逐步成為拉丁教會的首腦和羅馬的權力中心。特別是由於羅馬皇帝拒絕給蠻族首領加冕，查裏曼大帝半哄半嚇，與羅馬教宗結盟，羅馬的教會權力開始形成。羅馬聖禮聖詠在西方教會開始一枝獨大並在大格裏高利時代（Gregory the Great，590年—604年在位）初步形成。
但是雖經過1000餘年東西部分裂以及300多年天主教與新教的殘酷戰爭，東正教聖詠、天主教聖詠及巴赫所代表的新教音樂，盡管細節大不相同，共性卻無法割裂。這個共性就是：作為基督教崇拜的一部分，教會聖樂是建立在對羅馬、希臘的古代文明與生活方式完全否定之上的。基督教形成於羅馬帝國的酒池肉林和人民苦難之中。愛德華·吉本草率地認為基督教造成了羅馬帝國的毀滅，但對聖奧古斯丁來說，底層人民的一滴眼淚，都比整個羅馬帝國更沉重。被吉本美化了的古代社會的光榮，是用婦女、兒童、奴隸以及千萬底層生靈的血淚澆灌出來的。對教父們來說，奴隸製的古代社會所謂榮光，更應當被詛咒。這就決定了基督教聖詠的苦難精神、超越性和內在性。
在絕大多數人被剝奪了識字權利的時代，歌聲成為勞動人民唯一未被剝奪的東西，這才是近代西方音樂的真正源頭。承受300多年宗教戰爭、災難深重的德意誌哺育了巴赫音樂及奏鳴曲式；苦難深重的俄羅斯哺育了穆索爾斯基，體現的是同一道理。全部基督教音樂都來源於希臘化的近東地區。但必須強調，基督教音樂從來都不是古希臘、古羅馬音樂的子孫，歐洲的教會音樂，根本不是歡樂、多神的古希臘音樂的正統傳人，而是悲愴、一神教的希伯來精神的花朵。
聖詠在情操上是希伯來，而不是男女諸神在奧林匹克山上宴飲嬉戲的希臘式的。聖詠的主角是摩西的上帝，在燃燒的荊棘中頒布誡命，在暴風雨和暗夜中試煉米開朗琪羅和倫勃朗，把戈雅和貝多芬變成聾子。這個上帝點頭，大地便震動，萬民在他麵前就像桶中的一滴水、篩子裏的一粒穀。他不可測度，令人畏懼，使大地荒涼，在暴怒中行審判。先知說，這位全然可畏者同時又是全然憐憫者。可我們從哪裏得到確定呢？在基督身上，唯獨在基督身上——這位軟弱的人，生於汙穢的牛欄，被眾人棄絕、嘲笑，以罪犯的身份在十字架上可恥地死去，他呼求上帝，得到隻是地大震動、日頭遮蔽，甚至被上帝離棄。就在這最黑暗的時刻，他擔當了我們的罪孽，除去我們的不義，踐踏了地獄萬軍，在全然可畏者的憤怒中，顯示永不舍棄的大愛。
這裏有一種深深的悲愴，這種悲愴縈回於巴赫的寧靜、莫紮特的安詳、貝多芬的英壯、瓦格納的渴慕、柴科夫斯基的憂傷、穆索爾斯基的絕望。“歡樂時，你當感恩；苦痛時，你要思想。”猶太人先知的告誡，表明基督教聖詠的本質。這是公元之後歐洲世界觀中悲觀主義的本質所係。這種猶太—基督教的歐洲性，可以把《安娜·卡列尼娜》開頭那句名言反過來說：在世紀後的歐洲，盡管歡樂各不相同，但悲傷卻是相同的。從文藝複興到啟蒙運動，盡管歐洲一再向古希臘和古羅馬眺望，但歐洲從未真正獲得過阿拉伯人或中國人那種堅定立足此岸的現世的樂觀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