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精神和社會特征決定了《彌賽亞》在英國大獲成功。17世紀，經過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並建立君主立憲製之後，英國從經濟政治上成為具有歐洲領導權的國家。英國資產階級統治的確立，要求文化藝術的意識形態發生轉變，需要適合這個偉大民族自己意誌的歌劇。曆史條件已經具備。亨德爾的英語清唱劇，奉獻了名副其實的英國民族歌劇。他把意大利歌劇的手段、德國受難曲的傳統融匯貫通為一種單純質樸的英格蘭民族性與高傲克製的英國貴族品格兼具的新形態。
《彌賽亞》與他的其他《舊約》題材清唱劇一起，削減了德國宗教劇對苦難的永恒追問，弱化了意大利歌劇的浮誇華麗，是一種地中海歌劇藝術與日耳曼宗教受難劇的傑出混合物。但亨德爾從來都沒有與巴赫攜手並進，受難這一神秘主義主題，從來都不是亨德爾關心的。從演出場地來看，《彌賽亞》根本不能在教堂演出，而是為劇院演出設計，麵對的是新興的市民階層、一個新世界的主導者們，這些人不僅主導了大英帝國，而且將以最簡陋的工具和最簡單的需求，遠涉重洋，去開拓一個個上帝應許的新的迦南地——美利堅、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由於劇作采用的語言是英語，隨著英語成為唯一真正的全球性語言，《彌賽亞》可能的受眾群之龐大是大多數歌劇作品都無法比擬的。
《彌賽亞》走紅，從其演出規模的變遷也看得出來。1742年4月13日，在英格蘭統治下的愛爾蘭都柏林首演時，有18人的唱詩班（6位男童女高音，12位男性演唱者中有4位唱女低音、4位男高音、4位男低音），使用了33件樂器（12支小提琴、4支中提琴、3支大提琴、2支低音大提琴、4支雙簧管、4支巴鬆管、2支小喇叭、1組定音鼓、1架管風琴）。
在1789年，追隨英國革命的第二場世界資產階級運動——法國大革命開始，《彌賽亞》在倫敦上演時，已經有275位人聲及248件樂器的紀錄。1859年，亨德爾逝世100年紀念演出時，合唱團已經高達2765人、樂器460件。1869年，亨德爾逝世110周年時，美國波士頓“和平日節慶”演出，出現了10000人的大合唱、500件樂器伴奏的紀錄。在當代美國和英國，2000人甚至3000人參加《彌賽亞》大合唱，已經是稀鬆平常之事。確實，相比之下，美國人喜歡的馬勒的第八交響曲用“千人”，就不那麽誇張了。
事實上，《彌賽亞》是多多少少包含了在亨德爾清唱劇中屬於“異數”因素：其中有很多亨德爾作品罕見的沉思和悲憫氣氛。如第一部分女中音與女高音演唱《他使盲人看見》、《他將牧養他的羊群》，第二部分以男高音表現基督受難，以自己血洗淨世間罪孽。“他將背轉向鞭打他的人，將臉轉向撕扯他胡須的人，麵對羞辱與唾棄，他沒有掩蔽自己的臉”和“他期望有人同情，卻一個都找不到；他期望有人安慰，也一個找不到”，等等。
我們知道，亨德爾沒有濃厚的宗教情懷。在英國國教的世界裏，他很少為宗教問題與人交流或交鋒。但在一生中罕見的時刻，亨德爾也果斷地捍衛過自己的德國薩克遜新教信仰。在西敏寺的亨德爾墓石紀念碑上刻著《我知道我的救世主活著》曲譜。“無論是天上的、地下的、海裏的、掌權的……都不能使我們與上帝的愛隔離”，這種對終必能得救的福音主義的堅定信念，確實是日耳曼式的。但亨德爾一以貫之的本色，始終是他卷帙浩繁的清唱劇、歌劇樂譜中最普遍的樂觀主義、英雄主義、世俗主義精神。貝多芬一輩子最崇拜亨德爾，我們有理由相信是亨德爾波瀾壯闊的世俗主義豪邁氣概最合貝多芬心意，而不是巴赫那種宗教內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