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俄國著名芭蕾舞編劇佳吉列夫（Serge Diaghilev）在巴黎演出全本《鮑利斯·戈都諾夫》，西歐馬上注意到穆索爾斯基的威力。拉威爾參與了盛會，極力稱許這部歌劇“野性的高貴和大膽的單純”（barbaric grandeur and bold simplicity）——這是對德國美學家溫克爾曼“古典美”定義“高貴的單純和靜穆的偉大”的直接反轉。
《鮑裏斯·戈都諾夫》一劇最重要的角色是合唱隊，其次是戈都諾夫了。作為沙皇，戈都諾夫與皮蒙反複提及的伊凡雷帝的聯係千絲萬縷，不僅因為戈都諾夫殺害伊凡雷帝少子而繼承王朝，而且還因為伊凡雷帝的結局映射了他的結局。
伊凡雷帝的故事，把詩人普希金、作曲家穆索爾斯基、畫家列賓帶入“對話場”。穆索爾斯基作曲的努力目標之一，就是直接達到“非敘事性的圖畫”。列賓《伊凡雷帝殺子》，為《鮑裏斯·戈都諾夫》一劇提供了絕佳參照。要理解這一造型的力量，在參照夏裏亞賓令人毛骨悚然的歌劇表演照之外，就是列賓的名畫了。
1581年，在亞曆山德羅夫行宮，伊凡雷帝狂怒之中失手用權杖打中皇太子伊萬的太陽穴。近臣戈都諾夫用身體掩護皇儲，也被沙皇打傷。十天後，皇儲身亡。伊凡雷帝悔恨交加，對戈都諾夫施以重賞。伊凡雷帝隻能立心智孱弱的皇子費多爾為儲，臨終任命了包括戈都諾夫在內的五位攝政大臣。戈都諾夫大權獨攬。
19世紀80年代，列賓聽了裏姆斯基-科薩柯夫交響組曲《安泰》第二部分《複仇的痛快》。“它給了我不可磨滅的印象，我想是不是能在繪畫中體現我受音樂影響而產生的情緒呢？我就回憶起伊凡雷帝。這些年相繼發生了許多血腥事件，感到很可怕，但是有一種力量總是催促我去完成這幅畫。”
畫家選擇了情節：暴躁的伊凡雷帝在與太子爭執時，將笏杖猛擲過去，不幸擊中兒子頭部，鮮血如注……這一偶然的暴烈衝動致太子送命，伊凡雷帝頓悟這斷子絕後的可怕舉動，撲向前抱住垂死的兒子，睜大驚恐的雙眼，他想求兒子饒恕但已經無濟於事。獸性、人性同時顯示在伊凡雷帝身上。為增強恐怖感，畫家采用了深紅色。背景陰暗以加強前景的恐怖。紅色地毯，映出血腥。畫家集中刻畫伊凡雷帝的瘦臉，驚恐萬狀的雙目，末日審判不可逆轉。這就是穆索爾斯基為戈都諾夫寫的音樂。托爾斯泰評價說：同一個戈都諾夫，在同一時間，既是殘暴的殺人犯，又是一位溫柔的慈父。
《鮑利斯·戈都諾夫》（第一稿）最後一部分，沙皇遇見俄羅斯民間傳說中的“神聖的傻子”，在人民冷漠三緘其口時，敢於打破沉默，以“瘋癲”語言向權貴直言真相。他所說，其他人早就清楚，沙皇也十分明了：毀滅是注定的，就像《伊凡雷帝殺子》表現的那樣：最後審判不可逆轉。這裏有對曆史的回顧、對生命的懺悔，形成一大段對白，從瘋狂到死亡的獨白。在這裏，“對話”消失了，被上帝詛咒的人失去與他人對話的空間，這就是瘋狂。戈都諾夫要皈依修道院。戈都諾夫與假德米特裏換位了，一個從修道院去了克裏姆林宮，一個從克裏姆林宮前往修道院。
莎士比亞、威爾第的《麥克白》，普希金和穆索爾斯基的《鮑裏斯·戈都諾夫》，都寫到弑君者所受的良心折磨。肖斯塔科維奇曾經做過極好的點評：真是笑話。什麽時候真正的殺人犯會受到“良心折磨”？這就是藝術的人性。而人們同情麥克白和戈都諾夫，因為普通人從沒有被良知所拋棄。隻有人民的良知從未泯滅。“良知”是無名狀態中人民的別稱。對戈都諾夫而言，死亡是解脫，最後審判就是最後特赦。曆史長河中，真正的成千上萬暴虐的統治者不可能懺悔，不可被救贖，但是藝術家和人民，仍願意給麥克白和戈都諾夫以寬恕。這才是斯拉夫文化的特質，這與英國、法國或德國文化完全不同。無論對於沙皇還是貴族、知識分子，斯拉夫人相信最終的救贖隻能來自於愚昧、貧迫的人民。“因為上帝愛窮人”，這是打開斯拉夫思想的金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