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理查德·施特勞斯感歎道：“鑒於我們的指揮家對貝多芬的《英雄》並不十分歡迎，因此，現在極少演奏這首曲子了，為了滿足聽眾的迫切需要，我譜寫了一首大型音詩，題為《英雄的生涯》。”這部優美而哀婉的作品，是給英雄時代“端茶送客”。馬勒缺少的，就是這種達觀。
馬勒在1904年，完成了一部自貝多芬以來真正偉大的英雄主義作品，這就是第六交響曲，距貝多芬《英雄》的誕生恰好一百周年。
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是19世紀第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交響曲，馬勒的第六交響曲是有20世紀特征的第一部交響曲，體現了與19世紀完全不同的**。
馬勒的第六交響曲作品形式本身就具有如此明確的英雄主義特征，因此它完全有資格自貝多芬第三交響曲以來真正享有“英雄交響曲”的稱謂。我們能通過傾聽“第六”，來發現馬勒交響曲的秘密就在於英雄性與悲劇性的平衡。從第一交響曲到第九交響曲，第六交響曲是這一藝術軀體的脊椎骨。
當人們沉溺於馬勒交響曲的瑰麗時，無法否認的是，馬勒作品本身體現出一種強大的藝術意誌，堅韌不拔、毫不妥協，是馬勒超長篇幅的交響曲的特征。第六交響曲表明他對古典交響樂的掌控已經達到爐火純青的程度。我偏愛卡拉揚與柏林愛樂的演繹，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卡拉揚如日中天時對柏林愛樂的統帥，類似於馬勒對於他的樂隊和樂思的統帥——在紛繁的樂思中，對音樂的主脈、對思想的主題了然於胸。他在這部作品中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人類。這是一部傳記。
貝多芬的英雄主義，不僅存在於《英雄》交響曲中，更存在於《田園》中。貝多芬交響曲的語言結構深處，不僅是對主體精神的弘揚，也是人對於客觀存在的大自然的皈依，這是維也納南德精神與德意誌奏鳴曲式的本質。馬勒第六交響曲延續了維也納樂派對於德意誌純音樂和奏鳴曲式的追求，通過大自然的哲學深度與純聲音運動的形式美，再現了交響曲的本質。
維也納古典交響樂的本質，就是應對形而上的挑戰，這一挑戰不會因為法國大革命而加強，也不會因為法國大革命失敗而終結，它始終是一種肯定。這一本質在舒伯特和舒曼那裏被忽視了，在勃拉姆斯那裏被遺棄了。布魯克納和弟子馬勒，重新拾起以超越為內容的維也納交響樂，就是以客觀存在而並非個人意識為主題。
隨著尼采宣告“上帝已死”，“超越”已聲名狼藉。然而奧地利人要捍衛這一點，即使以悲哀的聲調捍衛，如馬勒的交響曲、卡夫卡的小說。兩次世界大戰才能徹底摧毀這一精神。音樂學者庫克認為，布魯克納接受了貝多芬第九交響曲中被門德爾鬆、舒曼和勃拉姆斯忽略的“形而上的挑戰”。一語破的。在第六交響曲這裏，馬勒把交響曲重新定位為一種超越個體存在的行為，用馬勒的話就是“不是我在創作音樂，而是音樂選擇以我為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