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也納愛樂的民主結構與卡拉揚的專橫無法相容。他與大眾化的薩爾茨堡音樂藝術節決裂，始於他執意把票價提高到“百萬富翁俱樂部”水平。
富特文格勒去世後，從1956年開始，卡拉揚被任命為音樂節藝術總監。由於與維也納關係日益緊張，他開始更多利用薩爾茨堡為自己服務。他任命效忠於自己的人出任總監，以主席委員會成員身份遙控之。他禁止在音樂節演出現代作品；他著迷於技術和音響；比拜羅伊特更加平民化的薩爾茨堡音樂節，正變成超級富翁俱樂部；卡拉揚提出放棄對普通旅遊者的照顧，取締普通人可以支付的單一門票，薩爾茨堡音樂節的中層，開始對此進行抵製。
卡拉揚已經不需要他們了——他建立了自己的薩爾茨堡複活節音樂會。1973年又創辦聖靈降臨節音樂節，他以一名董事長的精明和外交家的才能，親自控製麵向精英的門票——而他已經生活在別處。卡拉揚早在1955年就接掌了柏林愛樂，但他沒有時間與柏林愛樂合作。他在奧地利到處掛職，參加歐洲各地音樂節，帶領維也納愛樂全球巡演。此時合同上明確規定，一年中卡拉揚要有7個月在維也納指揮，另外2個月在薩爾茨堡。卡拉揚喜歡四海為家，偏偏在柏林不置辦固定住所，每次隻在酒店過夜。秘書馬通尼說，當時的柏林是卡拉揚的“休養地”。
隨著同維也納、薩爾茨堡決裂，卡拉揚才關注起曾經夢寐以求的樂隊，給柏林愛樂投入更多時間排練。一係列優秀錄音，如西貝柳斯後4首交響曲（1964年至1967年），理查·施特勞斯《堂吉訶德》（1965年，大提琴富尼埃），穆索爾斯基《圖畫展覽會》（1966年），海頓《創世記》和貝多芬《萊奧諾拉》係列序曲，就是出自這一時期。
與奧地利的氛圍不同，卡拉揚在柏林乃至德國音樂界的絕對權力，隻有另外一個奧地利人能與之相提並論，那就是希特勒。“卡拉揚粉”可能痛恨將二人相提並論，但卡拉揚本人一生都同情希特勒的遭遇。在給予希特勒深沉的同情上，卡拉揚不偽善。這位倔強的馬其頓後裔，比那些忙著為他道德搓澡的人更值得敬重。
北方化的卡拉揚，在錄音外開始涉足影視業。1965年，他開始在尤尼特爾（Unitel）公司製作歌劇和音樂會錄影，他第一部歌劇電影是和弗朗哥·讚弗雷利合作的《波希米亞人》。後來的合作者還有法國導演亨利·喬治·克裏左和雨果·尼伯靈。他也包攬導演一職——卡拉揚就是卡拉揚。在錄製歌劇電影時，卡拉揚首先錄製音樂，然後要歌劇演員穿上服裝，在布景前假唱。這些製作以舞台製作為基礎，但其實是在工作室裏拍攝的。卡拉揚認為，這可以保證演員在音樂上和視覺效果方麵有更好表現。
他在薩爾茨堡越來越不受歡迎，同維也納的戰火燃燒過來——首先，卡拉揚拒絕奧地利文化部轉播薩爾茨堡音樂節的要求，借口是會影響演出，目的是他要自己製作歌劇電影。大節慶劇院硬件設施豪華，當地人認為莫紮特歌劇根本不需要這樣龐大的投資，因為這會抬高門票，把普通人拒之門外。但卡拉揚的大手筆本來就不是給莫紮特準備的。莫紮特正淪為瓦格納的一個配角，音樂節高層和普通觀眾的不滿匯成洪流——要保衛莫紮特。然而對卡拉揚來說，最重要的薩爾茨堡人不是莫紮特，而是卡拉揚。他的目標是在薩爾茨堡推出《尼伯龍根的指環》，同拜羅伊特音樂節對抗。
可是薩爾茨堡音樂節、維也納國家歌劇院像拜羅伊特音樂節一樣，自身的傳統過於強大，不可能屈服於卡拉揚。為實現自己的意誌，卡拉揚1967年創辦薩爾茨堡複活節音樂節，3月19日開幕曲目即為瓦格納《女武神》。這是卡拉揚的音樂節，無論歌劇還是音樂會，領袖隻有一個人，管弦樂隊是“他的”柏林愛樂。卡拉揚大包大攬，負責燈光、導演。這一音樂節的“特色”，就是在登台演出數月之前就製作錄音。錄音會在音樂節期間向訂購者簽名發售。音樂節為期9天8晚，票價驚人，歌劇票60美元，音樂會30美元。這在六七十年代過於高昂了，以致平民樂友支付不起。卡拉揚成為億萬富翁俱樂部的成員兼創始人。
他時不時還在薩爾茨堡，但他的心已經在別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