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卡拉扬也很意大利。非常有趣的是，正是意大利元老级指挥家萨巴塔，在1939年发出一则预言：“请记住我的话：这个人将会在往后25年里给音乐世界留下他自己的铭记。”1939年过去整整25年，也就是1964年——即“萨巴塔预言”期满之年，卡拉扬与维也纳爱乐、萨尔茨堡艺术音乐节先后决裂——柏林在1963年10月15日迎来新的柏林爱乐大厅：音效极佳、造型难看，绰号“卡拉扬皇冠”。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志庆。这既是一个开始，也是一个终结。
从骨子里说，卡拉扬（像希特勒一样）更希望自己是北方人，都渴望到北方做一番事业。这与贝多芬、勃拉姆斯渴望到南方是有意味的对比：贝多芬、勃拉姆斯，北方人的严肃因为奥地利文化获得一种温暖，而卡拉扬、希特勒崇拜北方秩序感。
这不仅是中年后的意向。卡拉扬天性里有一种北德意志情结，一种对于秩序、绝对、工程学乃至军事工程学的渴望。
北方德国人的理性严谨，已经成为一种民族性格，生活工作中形成一种标准主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这个民族离开标准寸步难行。从A4纸尺寸到楼梯阶梯间距，全球三分之二国际机械制造标准来自“德意志标准化学会标准”DIN，涵盖机械、化工、汽车、服务业等所有产业门类，超过三万项。“标准”就是法律。遵守标准就像遵守红绿灯一样。卡拉扬对德国汽车的热爱，源自奔驰代表的标准主义文化，他希望音乐录音像“奔驰”和“宝马”一样实现“零缺陷”。
德国标准主义绝非只存在于工业，而是已成为德意志文化特性。德语是世界语言中标准最多的。一旦掌握德语语法，就可以造出完美的德语句子。中国人学习德语的困难，与学习“德国制造”的困难如出一辙。对标准的坚守导致对精确的追求，德国人讲究精确，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不精确的话不说，不精确的事情不做。“莱茵河有多深”难倒了德国人，因为春夏秋冬四季甚至早、中、晚的河水深度不一样，他们不知道如何回答最精确。
中年之后的卡拉扬，其钢铁意志与奥地利精神水火不容。他对北方的精确着了迷，要求每个音符精确无误，不容半点儿含糊。他把柏林爱乐带入一个巅峰时代、一个全球标准化的时代。
完美主义是德国工业的灵魂、德国哲学的牛角尖、德国艺术的不治之症：追求完美（Gruendlichkeit），一丝不苟。“犯错误都要十全十美”，这种德国彻底主义，坚持一条道走到黑，让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等拉丁民族绝望。这是美学上的斯芬克斯之谜。然而，这种完美主义只能在超语言的音乐中才能得到解脱。读过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的人，不难理解这种在音乐中的寂灭式梦想：最深刻的秘密是，音乐才可以粉碎一切标准主义。没有一个民族像德国人那样喜欢音乐，也许因为只有在音乐中，才可以从标准主义强迫症中得到喘息——音乐是德国的“爱之死”。
从伦理层面去批评卡拉扬的脾气根本不明就里，这是一种技术完美主义强迫症。讨厌完美主义的老大师克纳佩茨布什曾经反问录音师“你以为大多数人像你一样听音乐”？卡拉扬就是要所有人像他一样听音乐。哈罗尔德·C.勋伯格说：“有一段时间，卡拉扬看上去似乎要掌控整个欧洲音乐。他无论做任何事情都有一种强迫症的冲动要控制、要凌驾、要统治……他就要达到超常的完美，或者说超常的控制。”
青年卡拉扬曾经拥有富特文格勒都不具备的奥地利的快乐与随性。在努力超过这位前辈的旅途中，他越来越北方化，越来越德国化。卡拉扬说：“富特文格勒最爱用的一个词是‘既是又不是’，他总是拿不定主意。我接手柏林爱乐后，一位原先跟富特文格勒共事的首席小提琴手讲起富特文格勒指挥的一次演出。当交响曲奏到一处节奏缓慢的过门时，富特文格勒忧虑地望着这位首席小提琴手，因为他不喜欢明确地给出‘继续’的示意手势。于是小提琴手径自奏了下去，富特文格勒的神态如释重负。他不愿意音乐太过清晰，唯恐失去了想象的空间。他要求的音乐必须如雾中看花。”这是卡拉扬绝对不能容忍的。托斯卡尼尼追求完美精确，富特文格勒截然相反，非常自由……托斯卡尼尼是个独裁者，恰好卡拉扬也是。
了解卡拉扬越多，人们就越同情他，他显而易见受制于强迫症。卡拉扬的学生、奥地利指挥家库恩谈起卡拉扬时说：“我所学到的指挥艺术百分之八十来自于他。但在跟从他五、六年之后，我开始发觉自己多少有点儿蠢，并为此感到汗颜。我开始发现他就像一位帮派的教父，他的性格缺陷越来越多地暴露在我眼前。……他强大的权力以及不容异己的暴君态度，使他成为一种专制者悲剧类型的最后一位代表。他在事业上是排他的。这使他强大的同时又使他孤独。瞧瞧他那张老脸，那是一张孤独的而不是快活的脸。如果你不打算去热爱这个世界的人们，如果你活着仅仅是为了获取独断的权力，那么这就将是你活该得到的报应。”
患有强迫症的人，都需要一种陶醉感、一种超生理的生理**，这种**尼采曾用全部生命大加吹嘘，这种“醉感”、鼓风机一样膨胀的宗教感，在布鲁克纳那里同样存在。这是对于完美主义的绝望抵抗。瑞芬斯坦曾用最有效的方式，进入德意志绝对主义美学的最辉煌的高峰。《意志的胜利》是德国完美主义艺术感染力的顶峰，没有一毫秒时间或一微米空间留给不确定性——在这里，任何有机成长、发生变化的不可测性都被斩草除根。这种美的强权，尼采在《权力意志》中以非政治态度强调。他的同胞穿越了美学范畴——瑞劳斯坦等人的法西斯美学就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美学，迷人而有力量，这就是主动求死的意志。战后人们问起这位纳粹首席女导演与大屠杀的关系时，回答是“我只是想拍电影”。
卡拉扬肯定会说“我只想做音乐”。
马克斯·韦伯断言：“一事物之所以为美，恰恰因为其不真不善，而且唯其不美不善，才成其为真……真善美根本就是相分离而不是相统一的。”兼工程师、制片人、摩托手、赛车手和飞行员于一体的卡拉扬，是德国完美主义在艺术领域的最后尝试。就像此前所有政治和军事尝试一样，也失败了——幸运的是，此次只是卡拉扬个人而非国家的灾难——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卡拉扬最后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像老年的李尔王一样，被他试图绝对控制的柏林爱乐抛弃了。有趣的是，柏林墙倒塌了，“冷战”结束了，德国政治家和乐迷们突然爱上了对卡拉扬不屑一顾的切利比达克和天主教南方的慕尼黑爱乐！
1987年1月1日，卡拉扬回来了。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演出实况被作了世界直播。老态龙钟的过气皇帝，站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带着他的莫扎特式的俏皮、他的维也纳气质回来了。曾经赌咒发誓，再不回维也纳执棒的大师，绕了好大一个人生圈子，从终点又回到起点。一枚旧戏票，重新登上当年的客船。
白发苍苍的大师，像临终前的浮士德博士一样，笑着和魔鬼一起站在指挥台上。这位毁誉参半的权力主义者，洒脱地唱起自己的天鹅之歌。从尘世的意义上，大师失败了。这位工程师加生意人、暴君加奸商、机会主义者加纳粹分子，费尽心机建立柏林爱乐帝国，甚至在柏林留下“卡拉扬路”标牌。但最终像李尔王一样被赶出来。死亡的脚步声如此坚定。但他没有虚耗此生。人生就像一场假面舞会，暮年卡拉扬，终于从那副强迫症的面具控制中解脱了。正是在萨尔茨堡，在录制他此生最后的一部歌剧《假面舞会》时，他倒在了《假面舞会》的排练中。我们都是自身性格及其时代的仆役，但我们最惧怕之物——死亡——亦将使所有威胁、所有强加于我们身上的权威化为乌有。在生命最后两年的音乐会上，卡拉扬时常流溢出一种掩饰不住的莫扎特式的内心欢悦。普鲁士式的钢铁意志，融化为维也纳一轮微温的夕阳。
我们所有旅程的终点
就是我们出发的地方，
而且我们将第一次真正认识这个地方。
——T.S.艾略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