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卡拉揚也很意大利。非常有趣的是，正是意大利元老級指揮家薩巴塔，在1939年發出一則預言：“請記住我的話：這個人將會在往後25年裏給音樂世界留下他自己的銘記。”1939年過去整整25年，也就是1964年——即“薩巴塔預言”期滿之年，卡拉揚與維也納愛樂、薩爾茨堡藝術音樂節先後決裂——柏林在1963年10月15日迎來新的柏林愛樂大廳：音效極佳、造型難看，綽號“卡拉揚皇冠”。卡拉揚指揮柏林愛樂演奏貝多芬《第九交響曲》誌慶。這既是一個開始，也是一個終結。
從骨子裏說，卡拉揚（像希特勒一樣）更希望自己是北方人，都渴望到北方做一番事業。這與貝多芬、勃拉姆斯渴望到南方是有意味的對比：貝多芬、勃拉姆斯，北方人的嚴肅因為奧地利文化獲得一種溫暖，而卡拉揚、希特勒崇拜北方秩序感。
這不僅是中年後的意向。卡拉揚天性裏有一種北德意誌情結，一種對於秩序、絕對、工程學乃至軍事工程學的渴望。
北方德國人的理性嚴謹，已經成為一種民族性格，生活工作中形成一種標準主義。在特定曆史條件下，這個民族離開標準寸步難行。從A4紙尺寸到樓梯階梯間距，全球三分之二國際機械製造標準來自“德意誌標準化學會標準”DIN，涵蓋機械、化工、汽車、服務業等所有產業門類，超過三萬項。“標準”就是法律。遵守標準就像遵守紅綠燈一樣。卡拉揚對德國汽車的熱愛，源自奔馳代表的標準主義文化，他希望音樂錄音像“奔馳”和“寶馬”一樣實現“零缺陷”。
德國標準主義絕非隻存在於工業，而是已成為德意誌文化特性。德語是世界語言中標準最多的。一旦掌握德語語法，就可以造出完美的德語句子。中國人學習德語的困難，與學習“德國製造”的困難如出一轍。對標準的堅守導致對精確的追求，德國人講究精確，無論工作還是生活。不精確的話不說，不精確的事情不做。“萊茵河有多深”難倒了德國人，因為春夏秋冬四季甚至早、中、晚的河水深度不一樣，他們不知道如何回答最精確。
中年之後的卡拉揚，其鋼鐵意誌與奧地利精神水火不容。他對北方的精確著了迷，要求每個音符精確無誤，不容半點兒含糊。他把柏林愛樂帶入一個巔峰時代、一個全球標準化的時代。
完美主義是德國工業的靈魂、德國哲學的牛角尖、德國藝術的不治之症：追求完美（Gruendlichkeit），一絲不苟。“犯錯誤都要十全十美”，這種德國徹底主義，堅持一條道走到黑，讓法蘭西、意大利、西班牙等拉丁民族絕望。這是美學上的斯芬克斯之謎。然而，這種完美主義隻能在超語言的音樂中才能得到解脫。讀過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的人，不難理解這種在音樂中的寂滅式夢想：最深刻的秘密是，音樂才可以粉碎一切標準主義。沒有一個民族像德國人那樣喜歡音樂，也許因為隻有在音樂中，才可以從標準主義強迫症中得到喘息——音樂是德國的“愛之死”。
從倫理層麵去批評卡拉揚的脾氣根本不明就裏，這是一種技術完美主義強迫症。討厭完美主義的老大師克納佩茨布什曾經反問錄音師“你以為大多數人像你一樣聽音樂”？卡拉揚就是要所有人像他一樣聽音樂。哈羅爾德·C.勳伯格說：“有一段時間，卡拉揚看上去似乎要掌控整個歐洲音樂。他無論做任何事情都有一種強迫症的衝動要控製、要淩駕、要統治……他就要達到超常的完美，或者說超常的控製。”
青年卡拉揚曾經擁有富特文格勒都不具備的奧地利的快樂與隨性。在努力超過這位前輩的旅途中，他越來越北方化，越來越德國化。卡拉揚說：“富特文格勒最愛用的一個詞是‘既是又不是’，他總是拿不定主意。我接手柏林愛樂後，一位原先跟富特文格勒共事的首席小提琴手講起富特文格勒指揮的一次演出。當交響曲奏到一處節奏緩慢的過門時，富特文格勒憂慮地望著這位首席小提琴手，因為他不喜歡明確地給出‘繼續’的示意手勢。於是小提琴手徑自奏了下去，富特文格勒的神態如釋重負。他不願意音樂太過清晰，唯恐失去了想象的空間。他要求的音樂必須如霧中看花。”這是卡拉揚絕對不能容忍的。托斯卡尼尼追求完美精確，富特文格勒截然相反，非常自由……托斯卡尼尼是個獨裁者，恰好卡拉揚也是。
了解卡拉揚越多，人們就越同情他，他顯而易見受製於強迫症。卡拉揚的學生、奧地利指揮家庫恩談起卡拉揚時說：“我所學到的指揮藝術百分之八十來自於他。但在跟從他五、六年之後，我開始發覺自己多少有點兒蠢，並為此感到汗顏。我開始發現他就像一位幫派的教父，他的性格缺陷越來越多地暴露在我眼前。……他強大的權力以及不容異己的暴君態度，使他成為一種專製者悲劇類型的最後一位代表。他在事業上是排他的。這使他強大的同時又使他孤獨。瞧瞧他那張老臉，那是一張孤獨的而不是快活的臉。如果你不打算去熱愛這個世界的人們，如果你活著僅僅是為了獲取獨斷的權力，那麽這就將是你活該得到的報應。”
患有強迫症的人，都需要一種陶醉感、一種超生理的生理**，這種**尼采曾用全部生命大加吹噓，這種“醉感”、鼓風機一樣膨脹的宗教感，在布魯克納那裏同樣存在。這是對於完美主義的絕望抵抗。瑞芬斯坦曾用最有效的方式，進入德意誌絕對主義美學的最輝煌的高峰。《意誌的勝利》是德國完美主義藝術感染力的頂峰，沒有一毫秒時間或一微米空間留給不確定性——在這裏，任何有機成長、發生變化的不可測性都被斬草除根。這種美的強權，尼采在《權力意誌》中以非政治態度強調。他的同胞穿越了美學範疇——瑞勞斯坦等人的法西斯美學就是“從勝利走向勝利”的美學，迷人而有力量，這就是主動求死的意誌。戰後人們問起這位納粹首席女導演與大屠殺的關係時，回答是“我隻是想拍電影”。
卡拉揚肯定會說“我隻想做音樂”。
馬克斯·韋伯斷言：“一事物之所以為美，恰恰因為其不真不善，而且唯其不美不善，才成其為真……真善美根本就是相分離而不是相統一的。”兼工程師、製片人、摩托手、賽車手和飛行員於一體的卡拉揚，是德國完美主義在藝術領域的最後嚐試。就像此前所有政治和軍事嚐試一樣，也失敗了——幸運的是，此次隻是卡拉揚個人而非國家的災難——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卡拉揚最後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像老年的李爾王一樣，被他試圖絕對控製的柏林愛樂拋棄了。有趣的是，柏林牆倒塌了，“冷戰”結束了，德國政治家和樂迷們突然愛上了對卡拉揚不屑一顧的切利比達克和天主教南方的慕尼黑愛樂！
1987年1月1日，卡拉揚回來了。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指揮維也納新年音樂會，演出實況被作了世界直播。老態龍鍾的過氣皇帝，站在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上，帶著他的莫紮特式的俏皮、他的維也納氣質回來了。曾經賭咒發誓，再不回維也納執棒的大師，繞了好大一個人生圈子，從終點又回到起點。一枚舊戲票，重新登上當年的客船。
白發蒼蒼的大師，像臨終前的浮士德博士一樣，笑著和魔鬼一起站在指揮台上。這位毀譽參半的權力主義者，灑脫地唱起自己的天鵝之歌。從塵世的意義上，大師失敗了。這位工程師加生意人、暴君加奸商、機會主義者加納粹分子，費盡心機建立柏林愛樂帝國，甚至在柏林留下“卡拉揚路”標牌。但最終像李爾王一樣被趕出來。死亡的腳步聲如此堅定。但他沒有虛耗此生。人生就像一場假麵舞會，暮年卡拉揚，終於從那副強迫症的麵具控製中解脫了。正是在薩爾茨堡，在錄製他此生最後的一部歌劇《假麵舞會》時，他倒在了《假麵舞會》的排練中。我們都是自身性格及其時代的仆役，但我們最懼怕之物——死亡——亦將使所有威脅、所有強加於我們身上的權威化為烏有。在生命最後兩年的音樂會上，卡拉揚時常流溢出一種掩飾不住的莫紮特式的內心歡悅。普魯士式的鋼鐵意誌，融化為維也納一輪微溫的夕陽。
我們所有旅程的終點
就是我們出發的地方，
而且我們將第一次真正認識這個地方。
——T.S.艾略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