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卡拉揚也很意大利。非常有趣的是，正是意大利元老級指揮家薩巴塔，在1939年發出一則預言：“請記住我的話：這個人將會在往後25年裏給音樂世界留下他自己的銘記。”1939年過去整整25年，也就是1964年——即“薩巴塔預言”期滿之年，卡拉揚與維也納愛樂、薩爾茨堡藝術音樂節先後決裂——柏林在1963年10月15日迎來新的柏林愛樂大廳：音效極佳、造型難看，綽號“卡拉揚皇冠”。卡拉揚指揮柏林愛樂演奏貝多芬《第九交響曲》誌慶。這既是一個開始，也是一個終結。
從骨子裏說，卡拉揚（像希特勒一樣）更希望自己是北方人，都渴望到北方做一番事業。這與貝多芬、勃拉姆斯渴望到南方是有意味的對比：貝多芬、勃拉姆斯，北方人的嚴肅因為奧地利文化獲得一種溫暖，而卡拉揚、希特勒崇拜北方秩序感。
這不僅是中年後的意向。卡拉揚天性裏有一種北德意誌情結，一種對於秩序、絕對、工程學乃至軍事工程學的渴望。
北方德國人的理性嚴謹，已經成為一種民族性格，生活工作中形成一種標準主義。在特定曆史條件下，這個民族離開標準寸步難行。從A4紙尺寸到樓梯階梯間距，全球三分之二國際機械製造標準來自“德意誌標準化學會標準”DIN，涵蓋機械、化工、汽車、服務業等所有產業門類，超過三萬項。“標準”就是法律。遵守標準就像遵守紅綠燈一樣。卡拉揚對德國汽車的熱愛，源自奔馳代表的標準主義文化，他希望音樂錄音像“奔馳”和“寶馬”一樣實現“零缺陷”。
德國標準主義絕非隻存在於工業，而是已成為德意誌文化特性。德語是世界語言中標準最多的。一旦掌握德語語法，就可以造出完美的德語句子。中國人學習德語的困難，與學習“德國製造”的困難如出一轍。對標準的堅守導致對精確的追求，德國人講究精確，無論工作還是生活。不精確的話不說，不精確的事情不做。“萊茵河有多深”難倒了德國人，因為春夏秋冬四季甚至早、中、晚的河水深度不一樣，他們不知道如何回答最精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