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富特文格勒和克勞斯先後去世，前者曾為卡拉揚的最大對手。克勞斯與卡拉揚有師生之誼，是卡拉揚維也納風情的導師。這位理查·施特勞斯歌劇指揮家一直影響著卡拉揚。
卡拉揚1956年成為薩爾茨堡音樂節藝術總監。1957年首次作為製作人將《費德裏奧》搬上舞台。這一單聲貝多芬現場歌劇錄音之完美，不僅使他後來的《費德裏奧》黯然失色，幾乎也使包括富特文格勒、克萊姆佩雷爾等在內所有《費德裏奧》失色不少。
60年後聽這一錄音，那種從思想到感覺的全麵沸騰，絲毫不遜於1951年富特文格勒、弗拉格斯塔德在同一場地的現場演出。而且在同樣強勁的同時，卡拉揚更好地意識並準確傳達出了《費德裏奧》的喜劇感。這一喜劇成分是富特文格勒、克萊姆佩雷爾以及立體聲卡拉揚均未能表達出來的。
貝多芬唯一的歌劇主題，不是“我的自由”，而是“我們的自由”；不是“我的愛情”，而是“我們的愛情”。隻有在此理想主義的反襯上，“我個人的自由”、“我個人的愛情”才可能以喜劇成分表現，在必要時自行成為笑柄。貝多芬在《英雄交響曲》中訴說的、在《命運交響曲》中強調的、在《“合唱”交響曲》中聲明的、在《莊嚴彌撒曲》中認信的，乃是席勒同一句話“自由神光照耀下，一切人類皆兄弟”。托馬斯·曼宣稱：“《費德裏奧》每一次演出都是首演。”羅曼·羅蘭說：“通過《費德裏奧》，貝多芬成為埃斯庫羅斯，傳遞了大革命的烈火。”隻有在這種人類學視野下，個體的悲歡才有喜劇可能性。個體解放也許是一切解放的前提，但從來都不是目的。隻有作為純粹個體才有悲劇可言。從全人類角度出發，隻能是貝多芬臨終前的說法“鼓掌吧朋友們，喜劇落幕了”。
20世紀50年代的卡拉揚，把握住了貝多芬超越悲劇、在喜劇感中所達到《神曲》結局的精神狀態。這是卡拉揚最偉大的一場演出，也是《費德裏奧》最偉大的一次演出。卡拉揚在《費德裏奧》中，既避免了浪漫主義的宗教狂熱，又以奧地利人的樂天知命，避免把個人悲劇太過當真。這一時期，卡拉揚甚至奉獻了德彪西“反瓦格納歌劇”《佩裏亞斯與梅麗桑德》的絕佳錄音。這是中年卡拉揚留下的最完美的背影。漸行漸遠的這一背影，明確地告訴我們：18世紀的歐洲真地一去不複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