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揚對歌劇的喜愛與莫紮特一脈相承。維也納時期的演出錄音，涵蓋莫紮特、理查·施特勞斯、瓦格納、小施特勞斯、洪佩爾丁克等。他也經常往返意大利，所以指揮範圍也包括了威爾第、羅西尼等錄音。這一時期，從《漢澤與格蕾爾》、《法爾斯塔夫》到《蝴蝶夫人》，都有一種莫紮特式的精純微妙。
21世紀，維也納風情早已煙消雲散。但每年元旦當天都經曆一次短暫複活。北方人勃拉姆斯寄居維也納時，最欣賞晚生小約翰·施特勞斯和德沃夏克。因為這兩個後輩的風格是真正的奧地利味。每個樂團都有自己的口音。城市也是這樣，維也納口音是小約翰·施特勞斯的神髓。以這種維也納口音，卡拉揚為《蝙蝠》、《玫瑰騎士》留下錄音。作為克萊門斯·克勞斯的弟子，卡拉揚對維也納風情了如指掌——一種貴族式的半真半假、拿一切不甚當真的維也納式玩世不恭。
輕歌劇《蝙蝠》是小約翰·施特勞斯的巔峰之作，體現了他全部舞曲才華，特別是第二幕奧爾洛夫斯基府邸舞會，整場都是施特勞斯家族舞曲的歌劇版。輕鬆活潑，搞笑幽默，非常適合新年及任何高尚而不低俗的歡快氛圍。“輕歌劇”曆來被視為通俗音樂範疇，一般不會出現在大歌劇院，但《蝙蝠》是例外——非凡的藝術造詣打破了這一陳規，《蝙蝠》堂而皇之進入世界各地大歌劇院，甚至成為一百多年來許多國家一流歌劇院的保留節目。
卡拉揚知道，輕歌劇的標準就是“喜歌劇”特色。《蝙蝠》讓觀眾席笑聲不斷。整部作品，沒有一個壞人也沒有一個沒缺點的好人。平凡而善良的人們，就這樣在生活中呼吸歌唱、跳舞。這是維也納的文化符號，而卡拉揚表現得最為美妙。
這一時期，從法律上他已經同柏林愛樂結盟。但卡拉揚的重心一直不在柏林。柏林愛樂樂團甚至被說成他的“休假地”。他在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的輝煌是無可否認的。我們甚至可以從完全“非維也納風格”的《湯豪舍》、《沒有影子的女人》現場錄音感覺他的青春熱情。
1955年11月5日，維也納歌劇院重建開張，伯姆指揮《費德裏奧》後不久辭職。卡拉揚接手，直到1964年鬧翻辭職，發誓再也不回維也納指揮。卡拉揚南方時代結束。
卡拉揚與EMI簽訂獨家錄音合約後不到五年，最新的33轉黑膠唱片問世，唱片公司邀請他重新灌錄許多暢銷曲目。這種一麵可演奏30分鍾的唱片，給了卡拉揚大展身手的機會。卡拉揚迅速拓展曲目尤其是歌劇劇目，不僅在德語歌劇上錄下許多生平唯一錄音，也進軍意大利語歌劇，與斯卡拉歌劇院有良好客座關係。
從1950年開始，卡拉揚帶領維也納國家歌劇院戰後首批新人班底齊弗麗德、施瓦茨科普芙等，錄製《費加羅的婚禮》、《女人心》、《魔笛》。這時卡拉揚的風采，在莫紮特歌劇上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與其後來的錄音相比，有一種清新風格，使人們想象青年卡拉揚在亞琛小劇場演出莫紮特歌劇的熱情——沒有被過度的美學追求扭曲，沒有被技術和市場野心玷汙。這是20世紀莫紮特歌劇演出的黃金時期——其實這也是卡拉揚的黃金時期。
這一時期《魔笛》的唯一遺憾，是基本刪除德語對白。對這部“德語說話劇”的開山之作，這是無法彌補的損失。但卡拉揚避免了另外一大“魔笛憾事”，就是他堅持用三男孩演唱《魔笛》的三男童。富特文格勒在薩爾茨堡的幾場《魔笛》錄音，堅持保留了德語對白——德國歌劇與意大利歌劇的主要區別——而最大遺憾是以三女高音演出三男童。音高不成問題，但三童子“天籟之音”喪失殆盡。
1980年，卡拉揚新錄製的《魔笛》三張唱片由DG公司出版。諷刺在於，這套唱片的最大亮點反而是第四張唱片——上麵隻有一首《魔笛》序曲，卡拉揚1938年單聲道錄音。單聲道錄音那麽清晰，莫紮特式的清明澄澈。古舊錄音，使人仿佛穿越漫長時空。1938年的卡拉揚，在EMI單聲道錄音中依然存在。而擁有最新的數碼錄音技術、裝備精良的DG公司打造的，已是另一個卡拉揚，也是另一個莫紮特：精致然而虛假。
維也納時期的錄音，還要提到《阿裏阿德涅在納克索斯》。理查·施特勞斯這部歌劇，腳本由霍夫曼斯塔爾改編莫裏哀《貴人迷》的戲中戲。施特勞斯較多采用自然音階，一改其前衛傾向。明快與單純，是理查的天性。管弦樂為36人編製，與他的最後一部歌劇《隨想曲》結構極其類似。《阿裏阿德涅在納克索斯》、《隨想曲》以及為32把弦樂器創作的《變形曲》，形式單純，爐火純青，幾乎是德國古典音樂的關門之作。
這部兩幕喜歌劇或許是歌劇史上最精致巧妙的作品，把18世紀上流社會一場奢華晚宴與希臘神話兩台戲合為一台。這樣一部歌劇離不開喜劇感。卡拉揚的表現無與倫比，在希臘神話純淨明麗的大海、夜空下，把莫裏哀的喜劇風格，詮釋得像一縷海風吹過打情罵俏的都市沙龍。
《玫瑰騎士》與《紐倫堡的名歌手》這兩部喜歌劇的主題都是“放棄”：工匠歌手漢克斯放棄愛情，成全瓦爾特與愛娃之好；元帥夫人放棄愛情，成全她的小情人的愛情。我們知道《紐倫堡的名歌手》圓滿、和諧，從始至終貫穿C大調的完滿，但很少注意《玫瑰騎士》同樣異常和諧的和聲。《莎樂美》、《埃克特拉》的作者、先鋒派祖師爺理查·施特勞斯突然止步，迄今仍被一些音樂進步論者視為“變節”。施特勞斯選擇古老、迷人的和聲，毅然將中年危機解決——“複古”表達了對現代歐洲的告別——直到《最後四首歌》都不曾改變——施特勞斯像元帥夫人一樣，側身舉燈，為“年輕的愛”照亮道路。
隻有一個未被控製欲所控製的卡拉揚，才能完整表達這一“含淚而笑”的喜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