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與大眾偏好《彌賽亞》情況不同，專業人士更看好《以色列人在埃及》。《牛津簡明音樂詞典》舉薦亨德爾聲樂代表作，首當其衝是《以色列人在埃及》而不是《彌賽亞》：“與亨德爾的大多數清唱劇不同，本劇的獨唱充實了占主導地位的合唱。特別是關於上帝降下瘟疫的部分。”
《牛津簡明音樂詞典》並不完全準確——它過於注重第一部分，而忽視了第二部分的抒情頌詩色彩。當然，嚴格地說，第二部分在比例上仍然是合唱主導。但女高音及雙女高音、男高音等的切入，緩和了《出埃及記》中摩西在“燃燒的荊棘”中與上帝對話的巨大壓力。
羅曼·羅蘭強調，長期以來被掩蓋在《彌賽亞》光芒之後的《以色列人在埃及》，是亨德爾為神劇所做的最艱苦的努力。反複比較亨德爾的全部神劇，《掃羅》、《所羅門》、《參孫》、《約書亞》等，甚至包括他的全部偉大歌劇，我們不難認識到，氣勢如虹的《以色列人在埃及》，比滲透深刻冥想氣質的《彌賽亞》更代表亨德爾的個性。
在《以色列人在埃及》中，亨德爾表達了英國革命之後，自稱“不列顛的以色列人”的英格蘭人戰勝君主專製的巨大自豪感。當代的“亨德爾複興”，主要就是因為他作品中洋溢著的曾經讓貝多芬感動不已的這種歡樂氣息、卡爾·馬克思所說的“英格蘭的快樂”。崛起中的英格蘭對封建社會末期的歐洲大陸有一種強烈的自豪感。巴赫的寧靜內省是經曆無止無休動**的歐洲大陸對天國的向往。而亨德爾的歡樂是屬於塵世的，是牢牢地依憑於塵世鬥爭換來的勝利。亨德爾的音樂，也許不能給疲倦失望的心靈帶來真正的安寧與慰藉，因為亨德爾作品的核心是積極的英雄性格，而不是巴赫的聖徒性格，按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所說，英雄與聖徒的對立統一，形成歐洲曆史運動。
《以色列人在埃及》的骨架，即亨德爾作品中最本質的東西，既在於作曲家獅子般的個性，更在於他最後安息於其上的英格蘭國土。18世紀初，在英格蘭有世界上最早作為統治階級的市民階層。當亨德爾的合唱隊高唱勝利的凱歌時，從法蘭西到奧地利、意大利，歐洲大陸歌劇院的聽眾，統統是日益沒落的王室貴族，而一個統一的德國甚至在幻想中都還不存在。
亨德爾對《聖經》的親近感，主要來自於戰鬥的、英雄主義、史詩性的《舊約》，這是他全部神劇的主要素材與靈感來源；而巴赫的主要素材和靈感來源，是以祈禱代替戰鬥的《新約》。
“他是我們之中最偉大的一位”，貝多芬說。貝多芬仍然相信理性和啟蒙將在歐洲大陸上演新的《出埃及記》。一個偉大民族將在偉大領袖率領下進入“流奶與蜜之地”。在經曆了20世紀這麽多關於領袖與人民的噩夢之後，在第三個千年，要我們保持亨德爾或貝多芬式的樂觀主義，確實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而最大的遺憾在於，英雄主義和聖徒理想好像都消失了。正如暮年海德格爾在雅典廢墟上所感喟的——“於今孰知那神明遁往何方？”我們所能做的，就是等待。
莫非一個“棄神”的世界，恰是一個神棄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