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與大眾偏好《彌賽亞》情況不同，專業人士更看好《以色列人在埃及》。《牛津簡明音樂詞典》舉薦亨德爾聲樂代表作，首當其衝是《以色列人在埃及》而不是《彌賽亞》：“與亨德爾的大多數清唱劇不同，本劇的獨唱充實了占主導地位的合唱。特別是關於上帝降下瘟疫的部分。”
《牛津簡明音樂詞典》並不完全準確——它過於注重第一部分，而忽視了第二部分的抒情頌詩色彩。當然，嚴格地說，第二部分在比例上仍然是合唱主導。但女高音及雙女高音、男高音等的切入，緩和了《出埃及記》中摩西在“燃燒的荊棘”中與上帝對話的巨大壓力。
羅曼·羅蘭強調，長期以來被掩蓋在《彌賽亞》光芒之後的《以色列人在埃及》，是亨德爾為神劇所做的最艱苦的努力。反複比較亨德爾的全部神劇，《掃羅》、《所羅門》、《參孫》、《約書亞》等，甚至包括他的全部偉大歌劇，我們不難認識到，氣勢如虹的《以色列人在埃及》，比滲透深刻冥想氣質的《彌賽亞》更代表亨德爾的個性。
在《以色列人在埃及》中，亨德爾表達了英國革命之後，自稱“不列顛的以色列人”的英格蘭人戰勝君主專製的巨大自豪感。當代的“亨德爾複興”，主要就是因為他作品中洋溢著的曾經讓貝多芬感動不已的這種歡樂氣息、卡爾·馬克思所說的“英格蘭的快樂”。崛起中的英格蘭對封建社會末期的歐洲大陸有一種強烈的自豪感。巴赫的寧靜內省是經曆無止無休動**的歐洲大陸對天國的向往。而亨德爾的歡樂是屬於塵世的，是牢牢地依憑於塵世鬥爭換來的勝利。亨德爾的音樂，也許不能給疲倦失望的心靈帶來真正的安寧與慰藉，因為亨德爾作品的核心是積極的英雄性格，而不是巴赫的聖徒性格，按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所說，英雄與聖徒的對立統一，形成歐洲曆史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