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韋爾斯對和平計劃的考慮已有一段時間了，1937年7月7日他在夏洛茨維爾的講演中就說明了自己的主張。當時他把左右兩方麵的政治極端主義都與經濟上和政治上的不公正等同起來，並警告說這種極端主義肯定會導致戰爭。一旦戰爭爆發，美國就不能“完全不受其後果的影響”。因此，韋爾斯保證他的國家將與任何通向裁軍和經濟綏靖的行動進行合作。同時，他敦促歐洲各國去進行與“軍事和經濟裁軍”相伴隨的“政治調整”，甚至暗示美國將歡迎修改《凡爾賽條約》。他認為國際聯盟已經失敗，其原因是它與一項使戰敗國承受了無法忍受的“道義上和物質上的負擔”的條約聯係在一起，並明確表示他支持建立更為公正的國際體係。實際上，這是美國含蓄地支持德國的修約派要求的一項聲明。[46]
10月6日，就在“防疫”演說後的第二天，韋爾斯便起草了一份他本人設計的基於夏洛茨維爾演說思想的和平計劃備忘錄。他建議總統去詢問世界各國政府是否願意出席由總統準備召開的世界會議，並就下列問題達成共同協議：（1）在國際關係中應當遵守的基本原則（例如不幹涉其他國家內政的原則）；（2）陸戰法則及慣例；（3）海戰法則及慣例；（4）中立國在陸上和海上的權利與義務，除了它們受到現有的國際條約的限製之外；（5）所有民族自由獲得原料的權利。韋爾斯認為，他的建議旨在達成有關國際行為準則的共同協定，而不包括政治、經濟或財政方麵的調整。他還認為，非獨裁國家的政府將願意予以合作，而德國和意大利將由於發現這會對它們有利也願意合作，日本在當前形勢下則似乎不大可能予以合作。[47]
10月8日，韋爾斯與羅斯福對這份備忘錄進行了討論。羅斯福對韋爾斯的計劃相當欣賞，認為這個計劃“將給他一個機會去要求美國人民和所有其他民主國家的人民支持一個維持和平的新嚐試……將向歐洲獨裁者表明美國並不是像他們過去所傾向於相信的那樣對他們征服世界的計劃漠不關心”，而且在使美國公眾輿論關注維護和平的同時，又不會對流行的孤立主義情緒構成直接的挑戰。[48]但是羅斯福還是希望更加謹慎行事。他首先說明對這個問題的處理與任何其他會議、磋商或意見交換無關，然後提出了具體的4步程序：第1步，由美國政府向世界其他所有政府說明，美國相信應當根據10月6日備忘錄所列的5條達成國際協議，而且應當通過正式的外交渠道作出這種說明；第2步，在獲得各國同意達成一個協議的答複之後，美國將宣布它願意與其他政府合作，並首先與一個由為數不多的國家組成的小組一道工作，以便具體擬定出國際關係的準則和國際行為準則，美國保證在這個小組中負起決定性的責任；第3步，在這個小組對上述問題形成決議之後，美國將通過外交途徑把結果通知其他國家；第4步，如果其他大多數國家同意這些決議，將決定是否通過為此目的而召開一次國際會議來批準這個決議，或者通過外交渠道達成正式協議。[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