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韦尔斯对和平计划的考虑已有一段时间了，1937年7月7日他在夏洛茨维尔的讲演中就说明了自己的主张。当时他把左右两方面的政治极端主义都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不公正等同起来，并警告说这种极端主义肯定会导致战争。一旦战争爆发，美国就不能“完全不受其后果的影响”。因此，韦尔斯保证他的国家将与任何通向裁军和经济绥靖的行动进行合作。同时，他敦促欧洲各国去进行与“军事和经济裁军”相伴随的“政治调整”，甚至暗示美国将欢迎修改《凡尔赛条约》。他认为国际联盟已经失败，其原因是它与一项使战败国承受了无法忍受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负担”的条约联系在一起，并明确表示他支持建立更为公正的国际体系。实际上，这是美国含蓄地支持德国的修约派要求的一项声明。[46]
10月6日，就在“防疫”演说后的第二天，韦尔斯便起草了一份他本人设计的基于夏洛茨维尔演说思想的和平计划备忘录。他建议总统去询问世界各国政府是否愿意出席由总统准备召开的世界会议，并就下列问题达成共同协议：（1）在国际关系中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例如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2）陆战法则及惯例；（3）海战法则及惯例；（4）中立国在陆上和海上的权利与义务，除了它们受到现有的国际条约的限制之外；（5）所有民族自由获得原料的权利。韦尔斯认为，他的建议旨在达成有关国际行为准则的共同协定，而不包括政治、经济或财政方面的调整。他还认为，非独裁国家的政府将愿意予以合作，而德国和意大利将由于发现这会对它们有利也愿意合作，日本在当前形势下则似乎不大可能予以合作。[47]
10月8日，韦尔斯与罗斯福对这份备忘录进行了讨论。罗斯福对韦尔斯的计划相当欣赏，认为这个计划“将给他一个机会去要求美国人民和所有其他民主国家的人民支持一个维持和平的新尝试……将向欧洲独裁者表明美国并不是像他们过去所倾向于相信的那样对他们征服世界的计划漠不关心”，而且在使美国公众舆论关注维护和平的同时，又不会对流行的孤立主义情绪构成直接的挑战。[48]但是罗斯福还是希望更加谨慎行事。他首先说明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与任何其他会议、磋商或意见交换无关，然后提出了具体的4步程序：第1步，由美国政府向世界其他所有政府说明，美国相信应当根据10月6日备忘录所列的5条达成国际协议，而且应当通过正式的外交渠道作出这种说明；第2步，在获得各国同意达成一个协议的答复之后，美国将宣布它愿意与其他政府合作，并首先与一个由为数不多的国家组成的小组一道工作，以便具体拟定出国际关系的准则和国际行为准则，美国保证在这个小组中负起决定性的责任；第3步，在这个小组对上述问题形成决议之后，美国将通过外交途径把结果通知其他国家；第4步，如果其他大多数国家同意这些决议，将决定是否通过为此目的而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批准这个决议，或者通过外交渠道达成正式协议。[49]
在与罗斯福进行了上述讨论之后，韦尔斯进一步概括了总统的想法，并于10月26日向罗斯福提交了以总统的口气写成的“为进行协调一致的国际努力以达成有关维护世界和平所必需的国际行为准则的建议草案”。该草案包括这样几个内容：
第一，说明目前形势的危险以及各国重新达成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总统首先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各国人民有权拥有持久的和平，但是目前人们越来越生活在恐惧之中，各国政府正在重整军备，个人的生命和经济安全正在消失；而且由于科学的发展，也使现代战争更加残忍，因此总统要求各国迅速作出共同的努力去重新就若干基本原则达成协议。
第二，提出以下具体原则并建议达成协议：（1）在国际关系中应当遵循的必要的基本原则；（2）各国人民根据平等与有效的条件实现他们获得原料与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权利的方式；（3）能够和平修改国际协定的方式；（4）一旦不幸的战争爆发，中立国在陆地和海上的权利和义务，除了某些国家受到现有的国际协议束缚的情况之外。
第三，在各国政府同意上述建议并向美国提出要求的情况下，美国将与其他国家一道立即制定试验性的建议细则，并将召开所有国家的会议向它们提出这些建议。
第四，说明美国支持修改《凡尔赛条约》，但表示美国坚持对欧洲事务的不干预政策。该草案强调，在建立持久和平之前，有必要对国际关系进行某种调整，以便消除那些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达成的某些解决方案的性质所决定的目前依然存在的不平等现象，这是有可能的。但是美国政府已经坚持并将继续坚持不干预〔欧洲〕政治的传统政策，在决定政治调整中美国不能起任何作用。然而，如果所有国家事先就国际关系所基于的准则达成一致意见，那么要作出这些调整可能就更容易了。[50]
在提交这份草案的同时，韦尔斯在写给罗斯福的信中说明，他认为提出这个建议的最好时间是11月11日，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他建议总统在这一天邀请驻华盛顿的各国外交代表在白宫东厅召开会议，并向他们宣读草案中提出的建议，然后再通过美国驻外使馆通知各国政府。在韦尔斯看来，之所以选择11月11日，不仅是由于停战日本身具有的意义将对世界舆论产生影响，而且到那时解决中日冲突的布鲁塞尔会议已经进行了8天，而“一项上述性质的建议肯定能够加强那些谋求防止世界走向无政府状态的大国的地位”。韦尔斯再次强调“草案中提到的可能必须重新调整第一次世界大战所达成的安排的建议，几乎肯定会在德国产生良好的反应”，他还认为事先无须与任何其他政府讨论美国的想法。最后他说明，赫尔国务卿已经看过这份草案，并要求他让总统了解国务卿认为这个草案“完全可行”[51]。
但是，罗斯福并没有在11月11日提出这个计划。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原来对这个计划并未表示异议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转而坚决反对这个计划，他认为该计划“既不合理也不可能实现”。赫尔向罗斯福勾勒了整个形势：“在1937年的最后阶段，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已经极大地加快了重整军备的步伐，毫无疑问他们这是打算进攻而不是力图防御，是为了征服而不是为了和平。当民主国家最需要作出实际的努力去武装他们自己以进行防御之时，召开一次和平会议会使他们产生一种虚幻的平静之感，这对他们来说是致命的。几年来我已经看到了军事侵略的危险；而现在这种危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近；因此对于爱好和平的国家来说，仅仅在他们中间开始一场新的进一步裁减军备的运动，而同时轴心国家却在继续疯狂地扩军，这是完全不现实的。任何消息不太灵通的人都知道，5年来人们进行了各种努力去说服轴心国家签署裁军协定，但他们故意拖延并继续以巨大的规模重整军备。轴心国家将会嘲笑向爱好和平的国家提出的裁减军备这种已经过了时的要求。”赫尔进一步指出，即使能够达成一个协定，那也毫无价值，因为“这三个轴心国家都已经不断表明他们完全无视他们的誓言以及他们对条约的藐视”。赫尔还认为，英国和法国正在与德国和意大利进行微妙的谈判，因此不事先就韦尔斯的“多少有点儿天花乱坠的”和平会议计划征求英国和法国的意见是不明智和不可靠的，更何况张伯伦已经在9月拒绝过罗斯福的访美邀请。[52]
赫尔的反对并不是该计划受挫的唯一原因，第二个原因是韦尔斯所寄予希望的布鲁塞尔会议在尚未召开之前就已经呈现出失败的征兆。10月27日，就在韦尔斯向总统提出他的计划的第二天，日本就正式拒绝参加布鲁塞尔会议，[53]同时继续增派部队到上海作战。因此，国务院的官员已经开始担心由于“日本人拒绝参加九国公约会议，这使韦尔斯计划看起来情况不妙”[54]。11月3日布鲁塞尔会议虽然按时召开，但是会议在最初几天采取的唯一行动是于7日再次向日本发出邀请信，而日本人则再次给以回绝。[55]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助理国务卿阿道夫·伯利在11月8日的日记中所说：“布鲁塞尔会议已陷入麻烦之中，我并不认为总统推进萨姆纳的关于召开一个国际会议的计划是明智的。”[56]
第三个原因是美国政府担心公众舆论。韦尔斯在制订这一计划时认为，该计划并不涉及直接或间接的军事义务，而且其目的主要是运用美国的影响去阻止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崩溃，所以他希望这个计划会获得国会和大多数美国人民的支持。[57]然而实际情况是当时美国的公众舆论并不赞成美国政府提出任何倡议，尤其是不赞成看起来要使美国卷入与英国的合作中去的那种倡议。实际上，在布鲁塞尔会议开幕后，赫斯特报业集团已经对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布鲁塞尔的所作所为吵吵嚷嚷，声称英国在玩弄手段使美国来保卫大英帝国。甚至出席会议的美国代表团的一些成员也持这种看法。[58]罗斯福担心如果这一计划在此时提出，必将遭到舆论的抨击，并可能为他的政治反对派所利用。[59]
第四个原因与韦尔斯计划本身的目的和欧洲形势的变化有关。据韦尔斯所说，他最初制订这个计划的目的之一，是希望这个计划本身能够推动英法为防止欧洲事态的任何进一步恶化而努力，唤起支持欧洲大大小小的民主国家的愿望，而只有清楚地表明美国将在一场为解决日益严重的危机的国际努力中给以帮助，才能达到这个目的。[60]但是现在张伯伦已经采取了主动。10月中旬，在张伯伦的支持下，英国枢密院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接受了德国方面要他去参加11月在柏林举行的狩猎协会的邀请。[61]张伯伦对这次即将进行的访问十分重视，期望它成为绥靖总过程的第一步，并且相信这个政策能够成功。他仍然深信和希特勒“做交易”是可能的，因此他授权哈利法克斯勋爵在这次柏林之行的同时去伯希特斯加登拜见希特勒。[62]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需要等待哈利法克斯勋爵的访问结果，而且韦尔斯计划的目标也必须有所改变，正如伯利所指出的：“现在韦尔斯计划的目标是，一旦在巴黎、伦敦和柏林之间拟订出任何解决办法，则将努力使之付诸实施。”[63]
鉴于以上原因，罗斯福暂时搁置了这个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