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在《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上美國采取的外交方針是不與英國聯合製裁日本，但日本對會議的堅決抵製態度和對華侵略的繼續擴大，以及11月6日意大利參加了《反共產國際協定》，使美國軍政當局對遠東及整個國際形勢的進一步惡化更加擔憂，從而開始認真考慮兩洋作戰問題並要求歐洲民主國家的合作。
布魯塞爾會議召開之前，戴維斯曾向艾登暗示，總統對遠東的前景深為不安，他認為大不列顛可能被迫撤出那裏的陣地，結果美國有朝一日也許不得不單槍匹馬與大大加強了的日本太平洋力量打交道。[39]出於對這種危險的擔心，羅斯福在11月6日與法國駐美代辦朱爾·亨利（Jules Henry）的談話中曾強調英、法、美在遠東的利益一致。他先是指責法國人對日本提出的禁止經由法屬印度支那向中國輸送武器的要求采取妥協態度的做法，把法國人說成是從亞洲逃跑的“嚇壞了的兔子”，然後解釋了他這樣說的原因，他反問道：“在法國難道沒有人清楚地看到日本進攻香港、或印度支那、或荷屬東印度就意味著對菲律賓群島的某種進攻嗎？如果這種進攻發生，我們共同的利益將受到威脅，那麽我們將不得不去保衛它們。”這次談話留給亨利的印象是，羅斯福“似乎決心盡可能地確立一種國際合作政策並使公眾保持警惕”[40]。
就在當天，意大利加入了《反共產國際協定》，這更使羅斯福相信這三個國家已經簽署了一個秘密的軍事和海軍協定，從而使美國麵臨兩洋作戰的嚴重威脅。鑒於美國的一洋海軍力量和危險的日益增長，總統命令海軍部戰爭計劃局考慮與此有關的問題。[41]這與軍方的某些想法不謀而合。
到1937年11月上旬，國際形勢的惡化和兩洋戰爭的幽靈同樣迫使美國的陸海軍當局重新考慮他們的軍備力量不足狀況，並尋找可以聯合的盟國力量以保衛美國的領土和海外領地。海軍已經開始研究它同英國海軍的關係。盡管他們承認自1921—1922年的華盛頓海軍會議以來英美海軍之間存在著競爭，每一方的海軍都特別警惕地捍衛自己的力量比例而反對另一方，而且這種競爭在1927年日內瓦海軍會議和1930年倫敦海軍會議上不斷出現，但是雙方一致反對日本的海軍擴張就意味著存在合作的領域。在太平洋地區，英國海軍的責任範圍並不比美國海軍的責任範圍小，因此兩國海軍在一旦太平洋爆發戰爭時的合作便在美國海軍的計劃中得到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