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索尔代表团于1938年初访问英国，是处于孤立主义势力包围之中的罗斯福总统担心世界形势的恶化，并决心开始采取行动与这种恶化进行斗争的第一个明确行动，也是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要求与美国合作制止日本继续侵犯列强在华权益的第一次回报。因此它对美国、英国及英美关系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对美国来说，英格索尔完成了他的使命：为未来的英、美与日本的战争准备联合行动的战略战术基础，并取消了对美国扩大造舰计划的限制。通过这次会谈，美国军方第一次明确了在太平洋上“蓝色加红色打败橙色”的战略思想，[127]从而导致了陆海军联合委员会放弃了一直在修改的1935年5月的“橙色”计划，而决定制订一个新的“橙色”战争计划。
英格索尔的伦敦之行和随后制订的1938年的“橙色”计划，实际上是“橙色”战争计划发展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第一次考虑了美国全方位的防御政策；由于估计到可能来自大西洋彼岸轴心国的威胁而限制了海军在远东的行动，于是它第一次把陆海军反对日本的战争放在了次要地位；这样它也就第一次偏离了支配美国战略几十年的太平洋方向，开始了向欧洲—大西洋方向的转移，尽管在此时后者还不是主要的战略方向。随着国际局势的继续恶化和英美军事合作的不断发展，“橙色”战争计划将走到它的尽头。
不仅如此，这次会谈还使美国深深感到自己在舰队力量和准备方面都远远落于英国之后。为此新的“橙色”计划要求增加海军力量，扩大造舰规模和兵员的人数。这个要求与卡尔·文森（Carl Vinson）领导的众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的想法不谋而合。[128]在英格索尔已经获悉英国同意放弃1936年的伦敦条约对主力舰吨位的限制之后，这个问题便比较容易解决了。
1938年1月3日，罗斯福向国会领导人介绍了第二个“文森—特拉梅尔”（Vinson-Trammell Act）海军造舰计划，它将使美国舰队的规模第一次突破1936年条约的限制并有20%的增加。5月该提案被国会通过，成为《1938年海军法》，它将耗资11亿美元建造3艘战列舰、2艘航空母舰、9艘巡洋舰、23艘驱逐舰和9艘潜艇。另外，国会还批准海军航空兵飞机的数量增至3 000架，比现有的飞机数量几乎翻了一番。[129]同年6月30日，英、美、法三国在伦敦签订了《修改1936年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的议定书》，正式批准将1936年3月25日条约对主力舰吨位的限制3.5万吨改为4.5万吨，大炮口径16英寸的数字维持不变。该议定书在签字当天生效。[130]
在英国看来，这次英格索尔的访问多少偏离了它的初衷。英国政府成员对会谈的最初打算并不完全一致，他们或者希望通过会谈去商讨两国立即对日本采取海军示威或海军动员等威慑性行动，或者希望通过会谈教育美国人不能指望封锁日本而又不用武力去支持这种封锁。但是他们得到的却是一个双方为遥远的不能确定的长距离隔离日本的行动而制定的初步的联合战略的基础。对英国来说，这个远水不解近渴的《会谈记录》既没有解决英国当前在中国面临的种种困境，也没有解决它在太平洋的帝国防御问题。
但是这次会谈并非使英国一无所获，它至少部分地消除了英国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近20年的时间内对美国海军野心的怀疑。因此当参谋会谈结束后，美国人建议在相互交换的基础上在伦敦定期进行秘密的技术信息的交流时，英国表示赞同。虽然英国认为在这种交流中皇家海军在技术上的优势将使自己给予对方的比从对方获得的更多，但正如查特菲尔德预见到的那样，由于在近来的危机中对合作的建议来自美国人，而且罗斯福总统已经派英格索尔把“问题置于一种实际的基础之上”，因此如果英国人能够更加密切地与美国海军合作，那么“他们就更可能去影响美国政府在困难的时期走向国际合作”。[131]显然在这种交流中，英国看到潜在的政治收获是远比技术上的得失更为重要的。另外由于英国政府内部对当前是否采取海军行动本来就存在不同看法，因此参谋会谈对这个建议的否定正合了绥靖主义者的心愿。
英格索尔的伦敦之行给英美关系带来的直接的积极成果正是双方情报交流的开始，两国舰队之间为建立联络开始进行准备工作。但是这种交流的深度和广度都不能被夸大。由于两国海军都担心为了将来的联合行动成为可能而交换详细的技术情报，将意味着相互告知有关制海权的至关重要的秘密，所以使以后一段时间内的情报交流仍然十分困难。这种困难最明显地反映在1938年5月由美国驻英海军武官威尔森要求皇家海军提供有关新加坡防御的情报而引起的讨价还价。在威尔森提出上述要求后，英国海军表示同意，但要以美国同意提供美国海军视为极宝贵的“诺顿”轰炸机瞄准器（Norden Bombsight）的某些数据为交换条件，为美国海军所拒绝。接着威尔森又要求了解英国港口防御的详细情况，诸如栅栏网、潜水艇网等等，但皇家海军又以美国海军部提供美国航空母舰上用来制止降落的飞机继续滑动的装置为条件，再次为美国所反对。[132]
尽管如此，两国海军之间的情报交流仍然开始缓慢地进行，这无论如何是走向合作的第一步，虽然是小小的一步。
显然，这次参谋会谈关于两国海军合作的讨论是极初步的，它的长距离封锁日本仍然仅仅是一种幻想，会谈既没有作出对日本立即采取强硬措施的决定，也没有解决两国在太平洋及远东地区遇到的防御难题。究其原因，主要有2点：
其一，两国的战略重点不同。1938年初，英国的战略重点已开始转向欧洲，它首先考虑的是欧洲、大西洋和地中海的安全；但是从美国不断修改“橙色”计划可以看出，美国的战略重点仍在于太平洋，即使是英格索尔访问以后制定的新计划，也只是对旧计划的偏离，而涉及面更为广泛的大西洋与欧洲战略还远远没有得到足够的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不可能制定统一的战略，从而使实战部队在任何军事行动中都无所适从。
其二，两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是阻止双方立即对日本采取联合行动的重要障碍。在美国孤立主义势力的巨大影响下，1935—1939年间，国会多次通过内容不尽相同的中立法案。直到1938年初，美国政府已在一系列局部战争中宣布保持“中立”，禁止以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参加“外国的战争”。当罗斯福在1938年1月向国会提出“大海军”的提案时，孤立主义者立即提出强有力的抗议，说总统寻求这些额外的军舰只是为了加强美国对世界事务的介入。当英格索尔回国向总统述职时，泄露的消息说英格索尔已经与英国海军部讨论了对日本的海军隔离，因此使孤立主义者的惊恐叫喊之声再次加强，他们声称“美国公众舆论目前不会支持任何这样的建议”，以致不得不把海军作战部长派去平息这场风暴。[133]
在英国，张伯伦政府正在通过绥靖意大利和德国而达到一种普遍的欧洲绥靖的目的，因此根本不愿意真正考虑在远东与美国联合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关于这一点查特菲尔德的话很有代表性。他曾在1938年1月25日给国防协调大臣英斯基普写道：“就帝国来说我们是极其虚弱的，如果在当前时刻，或者在即将到来的许多年中，我们不得不派一支舰队去远东，即使与美国联合，我们在欧洲也将是如此虚弱，以致使我们易遭敲诈勒索或者更糟。”[134]在英国看来，对付日本的时间必须是在海军重整军备完成并且欧洲局势达到稳定之时，但不幸的是，这样的时刻从未到来。可以断言，双方在上述政策指导下，即使在当时“蓝色加红色”强于“橙色”，他们也绝不可能去壮胆一试。
但是，1938年初的英美海军参谋会谈对英美关系的未来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它第一次认真探寻了两国海军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合作的战略基础，成为推动进一步战略讨论的动力；它为两国一旦在太平洋实行长距离封锁日本的行动而初步划分的责任区域和双方可以相互利用对方水域的规定，成为以后关于亚太地区一系列防御计划讨论的基础和起源；它开始的两国海军之间的情报交换从此不断进行下去，不但使他们逐渐相互了解了对方，也使他们不断改变着自己，尽管这种变化相当缓慢。
与此同时，法西斯国家的对外扩张却没有放慢脚步，而英法等国分别对德意日的侵略行径推行的绥靖政策，则使法西斯的侵略野心更为膨胀。随着1938年9月《慕尼黑协定》的签订与实行，以及最终导致的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的灭亡，战争的阴云已在欧洲上空密布。在这种情况下，英美两国军方都认为有必要再次进行接触，以便修订各自的战略优先次序和战争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