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欧洲和远东形势都在继续恶化，而美国的援助又不能确定，英国三军参谋长迫切感到，必须正式修改英国战略防御的优先次序，才能集中兵力保卫英国最重要的利益。为此，他们于1939年2月向帝国国防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草拟的《1939—1940年欧洲评价》报告。报告再次强调：如果英国与德、意开战，而日本也站在德、意一方加入战争，如果根据过去正式规定的德、日、意的优先次序，英国就“必须派一支舰队去远东，并必定要大大减少英国在地中海本已不足的海军力量”，这就意味着把东地中海的海上交通线的控制权交给意大利。[147]三军参谋长的看法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英国“派驻在新加坡的舰队力量将必定取决于我们的后备舰队和欧洲战场的战争状况”[148]。
2月24日，帝国国防委员会讨论了这一文件，但未提出意见，只是决定把它交给战略评估分委员会和三军参谋长继续研究，并提出报告。随后，海军副总参谋长安德鲁·坎宁安向战略评估分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备忘录，其中明确指出：英国当前拥有的和预期可以拥有的海军力量不足以对付三线战争；并说明同时采取反对3个敌人的行动将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包括：（a）当前可以获得的主力舰的数量；（b）国内水域和地中海的战略形势；（c）当日本进入战争时所采取的战略；（d）苏联和美国对日本参战的反应。坎宁安的结论是：“不可能明确说明在日本介入之后多久我们才可以派出一支舰队去远东，也不可能精确地列举我们能派出的舰队的规模。”[149]但是帝国国防委员会对战略优先次序问题未作进一步讨论。
与此同时，美国的战争计划者们也在继续他们的工作，并于1月25日提出了一份评估草案。它包括下述主要内容：（1）现有的美国军事力量不可能同时保卫大西洋和太平洋；而且美国国家的更大利益在于保卫大西洋和加勒比地区。（2）尽管美国的传统考虑是强调对太平洋的防御，但该文件认为，失去关岛和菲律宾并不涉及目前美国的任何至关重要的利益。其理由是：
如果美国政府和人民有这种考虑（按指失去关岛和菲律宾对美国是至关重要的考虑），他们就决不会在华盛顿会议上同意仅凭日本的诚意就把这些领土的安全抵押给日本，因为即使在1922年，日本的诚意也并未处于无可指摘的程度。如果他们有这种考虑，那么立即伴随日本宣布废除华盛顿条约的就应当是在菲律宾和关岛修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和派兵驻守。如果他们有这种考虑，菲律宾的独立法案便决不会得到通过。
该文件认为，上述作法“无论是正确还是错误，它们都逐渐破坏了由陆军和海军成功保卫这些领土的可能性”。（3）该草案承认，尽管防御太平洋将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但或许由于公众的要求而使军方努力去这样做。[150]
就在英美两国军方继续对各自的战略分别进行研究的时候，国际紧张局势再次升级。3月15日，当德国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纳粹党旗在布拉格的波希米亚宫上空升起，希特勒又一次自食其言，兵不血刃，夺他人之国的时候，英美两国政府都已经明白，欧洲的战争即将来临。在此期间，日本在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口号下，在中国进行的与德意在欧洲的行动相互呼应的、继续损害英美利益的行动，尤其是占领海南岛和直指南沙群岛的军事推进，同样使两国政府忧心忡忡。
因此，英国政府在海军部的催促下，于3月19日正式指示驻美大使罗伯特·林赛爵士，要他探明美国是否准备“继续进行”自上一年开始的“海军的意见交换”；并要求他向美国人强调，如果英国卷入欧洲的战争，英国将不可能增援它自己在远东的舰队。[151]林赛立即向美国通报了英国的想法。
英国的态度引起了美国的高度重视，罗斯福总统亲自过问此事。为了不影响修改《中立法》的讨论，3月21日，副国务卿韦尔斯秘密来到英国大使馆，传达了罗斯福对英国要求的回答。韦尔斯说明，罗斯福总统对进一步会谈的所有问题都是满腔热忱的，但是这次会谈的安全性应当比1938年更能得到保证，因为1938年英格索尔代表团曾不幸为新闻界所知晓，因此需要协商一种更保密的方式，而且有关这些会谈的文件必须一律销毁。总统建议，或许英国可以派一位新的海军武官到华盛顿，他拥有指导会谈的自主权。至于这些会谈涉及的内容，罗斯福建议与1915—1917年由英国海军武官、海军准将冈特（Guy Gaunt）和美国海军上校普拉特（W.V.Pratt）进行的两国海军之间的长期全面情报交流的内容与方式相类似。[152]
由此可以看出，罗斯福总统想通过这次会谈，使英美两国军方建立起绝对保密的、有系统的、全面交流包括双方战争计划在内的各种情报的长期联系。
但是英国海军部对反馈的信息并不满意。海军计划局长维克多·丹克沃茨（Victor Danckwerts）在3月24日的一份备忘录中评论说，罗斯福总统提到1915年的“冈特—普拉特”形式的会谈，这就意味着他希望确立一种情报交流的程序而不是举行关于“联合行动”的参谋会谈。但建立密切的联络关系将要冒不断泄密的危险，而任何一种泄密都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甚至可能使我们失去选择自己的政治路线的能力”。他认为，1938年初的英格索尔—菲利普斯会谈已经包括了一个在太平洋的战略合作的广泛计划，现在需要的是来自美国方面的保证，即“在一旦决定阻止日本进入战争或阻止它向南方推进的情况下”，美国将行动或将准备行动，而这样一个战略保证将更可能来自1938年那种形式的会谈。他承认这样一种保证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海军问题”，而这正是最困难的。因此他认为政治部门应当作出他们的决定。[153]
海军情报局长同意丹克沃茨的看法，他在3月27日的一份备忘录中同样认为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政治上的，除非英国政府肯定美国介入太平洋，否则讨论海军计划就没有什么价值。他进一步指出，英国不能派大规模部队去远东，但美国海军能够确保英国领土的安全，并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安全作出保证，只要美国选择去这样做。他认为，美国在太平洋承担责任将使英国部队在大西洋和地中海自由行动并带来“无论怎样夸大也不过分”的结果。因此他催促英国的大臣们作出一个政治决定，海军的协调就能进行。[154]
然而，这时的英国政府正被德意日在各自地区制造的紧急事态，以及围绕捷克斯洛伐克的灭亡而引起的国内舆论的强烈不满情绪而搞得手忙脚乱。在仍然以绥靖政策为其外交指导方针的情况下，英国政府根本不可能提出指导军事行动的政治路线，而只能疲于应付不断发生的国际事件。
捷克斯洛伐克灭亡不到一个星期，希特勒就向波兰提出了但泽问题，接着便有消息传来（尽管有许多并不确实），说德国可能要对波兰、罗马尼亚、荷兰、法国甚至英国动手。于是英国慌忙于3月23日与法国结成同盟，并立即开始了英法参谋会谈，随后又于3月31日单方面对波兰给以保证，接着又相继给希腊、罗马尼亚和土耳其提供保证。在地中海方面，意大利于4月7日入侵阿尔巴尼亚，使形势骤然紧张。没过两天，远东又生事端，4月9日在天津英租界发生新任伪政权海关监督、汉奸官员程锡庚被暗杀的事件，给本已恶化的英日关系火上浇油。[155]
英国政府难于招架，但是在法国的压力下，英国又不能把在地中海的舰队调往远东。[156]于是，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赶忙于4月11日重提他在3月21日的要求，[157]请求罗斯福总统不要拖延地把美国在大西洋的舰队调到太平洋以牵制日本，强调说鉴于英国行将在地中海承担新的义务，必须加速进行此事。[158]法国也对美国施加压力，达拉第总理警告美国驻法大使布利特，如果英国舰队驶往远东，“法国就将撒手不管中欧和东欧的抵抗”[159]。法国的态度对罗斯福产生了影响，当天下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李海就接到了总统关于把舰队调到太平洋的命令，并于4月15日开始执行。
美国的行动鼓舞了英国人，丹克沃茨认为与美国的会谈实属必要，尽管英国不能指望有什么收获。在这种情况下，军方对英国战略优先次序作出最后的决定更成为当务之急。5月2日，帝国国防委员会研究了坎宁安的报告和战略评估分委员会对该报告的看法，并作出决议：“鉴于许多易变因素，在当前不可能估计在反对日本的敌对行动爆发之后，可能派到远东的舰队的规模，也不能明确它能被派出去的时间。”[160]这个决议不仅标志着英国正式宣布它的战略敌人的优先次序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也意味着英国的远东利益是否得到保护取决于美国的援助。
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海军部决定与美国海军进行会谈，并选择了1938年的会谈方式。5月2日，即德、意签订军事同盟条约的当天，海军部指示海军计划局官员、海军中校汉普顿以个人身份前往华盛顿，表面是去谈生意，实际上是去与美国海军官员进行秘密的参谋会谈。[161]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有2个：第一，向美国同行说明，如果日本介入一场英国正在与德国和意大利进行的战争，英国便没有能力派一支大规模的舰队去太平洋；但任何关于“联合战略”的建议都必须留给美国人提出。第二，如果美国提出“联合战略”问题，汉普顿中校应该指出：（1）英国将更愿意美国的主要海军部队集中于太平洋，而且如果需要它可以使用新加坡；（2）英国将欢迎美国能够提供在西大西洋的巡洋舰部队的援助。[162]
5月26日，英国海军部最后决定，为保密起见，汉普顿应当先到加拿大，然后再到华盛顿，他必须牢记英国的远东战略计划，并且不带任何官方文件进行这次旅行。[163]
在等待英国对参谋会谈作出最后决定的日子里，美国军方从不断恶化的国际形势出发，继续对其战争计划进行探索与研究。他们不幸地发现，自己几乎与英国人处于同等的地位。在海军实际上是唯一存在的军事力量的情况下，如果在西半球使用海军去防御德国和意大利的威胁，就不能同时在太平洋反对日本时仍然使用它，因为一洋海军不可能被分散到全世界并仍能有效地抵御所有敌人。
在这种基本认识的指导下，4月21日联合计划委员会提出了一份题为《联合计划委员会的调查研究》的长篇文件。文件主要内容有3个方面：
第一，提出了美国当前在制订战争计划方面的重要战略原则，并对这一原则进行了较深入的论证。该文件指出，当前美国的战略应当是大西洋的进攻和东太平洋的防御态势。具体地说，在一旦发生德意日联合进攻美洲的情况下，毫无疑问美国的切身利益将要求在大西洋采取反对德国和意大利的进攻手段，以保卫至关重要的加勒比和巴拿马运河的安全；如果这样做，就需要在东太平洋采取防御态势。该文件进一步分析道，只有在美国海军使自己纠缠于西太平洋的军事行动的时候，德国和意大利的实际进攻才可能发生；如果在日本首先侵略之后，美国保持一种有准备的战略态势，同时避免进入西太平洋，那么法西斯国家便不能也不会采取针对南美洲的实际侵略。另一方面，如果美国决定以一种在西太平洋推进的方式采取进攻行动，那么它就必须随时充分注意西大西洋的形势，以及它对付德国与意大利的行动的潜力。
第二，列举了法西斯国家在破坏《门罗宣言》方面可能采取的行动方式和时机。计划者们特别指出，德国和意大利侵犯美洲的目的在于增加贸易、得到原料和陆海军基地，尤其在于获得一些基地，“这些基地对巴拿马运河造成的威胁能够达到其压力能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程度”。日本则会利用美国为保卫西半球并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在太平洋采取进攻行动的时机，寻求称霸太平洋，夺取菲律宾和关岛。而且为了便于上述计划的实行，日本将首先要使美国舰队丧失战斗力，它可能计划“无事先警告地击毁在珍珠港的主力舰队，或可能打算封锁这支舰队”。
计划者们断定，这种对西半球进攻的危险仅存在于下述2种情况：（1）德国确信英国和法国将不会干预；（2）日本已经进攻菲律宾和关岛，甚至只是在美国以一种进入西太平洋的反攻来回击日本进攻的情况下。
第三，尽管计划者们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完全不可能出现上述2种情况以使法西斯国家得手，但他们确信，由德、意、日的侵略所带来的问题应当在他们的战略计划中得到考虑，并建议采取措施去“克服在我们准备去进行必须进行的军事行动方面的明显不足状态”。[164]
陆海军联合委员会很快批准了这份文件，并要求计划者们继续分别制订在未来最可能由德国和日本的行动所发展起来的危机中，美国作为交战国应当采取的主要行动路线。于是在陆军参谋长、海军作战部长和他们的计划人员之间进行了频繁的意见交换。其间他们发现，尽管在1938年的“橙色”计划中表明双方接受了对方的观点，但要想在陆、海军之间达成真正一致的看法实非易事，而两者最主要的分歧便在于美国是否应当在太平洋承担义务。海军根据传统的“橙色”战争计划，继续坚持在一旦日本进攻的情况下，海军的行动应当是首先针对马尼拉湾的在西太平洋的逐步挺进行动。但陆军表示反对。
陆军战争计划局长、陆军准将乔治·斯特朗（George V.Strong）在1939年5月2日交给陆军参谋长的一份备忘录中概述了陆军的观点与要求。该文件认为：
在半球防御的范围内，一次向西太平洋的挺进是不适宜进行的，这将是一个代价昂贵的行动，而且从这种行动中产生的利益与涉及到的时机、努力及费用极不相称……一旦发动旨在控制西太平洋的进攻行动，其合乎逻辑的目标是打败日本的舰队，这将要求陆军方面与海军方面一样作出巨大的努力。能迫使日本舰队出动并采取决定性行动的唯一办法，是由我们的海军去完成对日本的海上封锁，同时由我们的陆军穿越日本海去完成对亚洲大陆的占领。这样一种联合行动的巨大规模是显而易见的。况且一旦发生一场全面战争，如果结果将是由美国承担保卫英国、法国、荷兰在远东利益的任务，那么这项任务就要求我们的陆军要处于和我们的海军同样大的规模之上。
但是，当前美国的陆军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斯特朗将军强调，从战略观点来看，即使在一个紧急事件发生时，总统迫于公众舆论而要求在西太平洋采取行动，这也是不明智的和不实际的，而且“有悖于对国家利益的理智评价”。最后他要求，在陆海军联合委员会对联合计划委员会下达为抵抗德意日的侵略而制定一个“陆海军联合基本战争计划”的草案的指示之前，应当获得：
总统对于有关半球防御、菲律宾防御、我们在远东的地位、我们对英国和法国及其他民主国家的实际的与潜在的义务，以及我们能依靠来自哪些民主国家的明确合作，特别是关于利用在拉丁美洲和/或在远东的基地方面的明确合作等等我们国家政策的清楚了解。[165]
实际上，这些因素正是计划人员在制订新的战争计划时已经考虑到的因素。
经过将近3个星期的努力，计划人员终于制订了一组新的作战计划——“彩虹”系列计划，并于5月11日提交给陆海军联合委员会。这组“彩虹”计划不同于过去的针对单个敌人，在一个地区，而美国又没有盟友的情况下作战的单色彩计划，而是一组针对一个以上的敌人，在一个以上的地区，并考虑到获得其他民主国家援助的情况下作战的多色彩计划（见上文）。
显然，新作战计划是否切实可行，以及它们在即将修改的“彩虹”计划中应当处于什么地位，都必须了解英国的态度。随之而来的汉普顿对华盛顿的访问恰好提供了这个机会。但是对美国来说，在它自己的战略原则方面显然没有英国那样明确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