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的英美海軍參謀會談，是在國際形勢嚴重惡化的關鍵時刻，英美兩國出於抵禦法西斯侵略擴張的共同願望而采取的行動。盡管它姍姍來遲，但其結果卻對兩國的外交及戰略決策立即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對英國來說，盡管漢普頓對會談形式的非正式性，以及對會談的極端保密性所造成的情報交流方麵的某些障礙感到失望，但他的確不虛此行，基本完成了使命。通過這次會談，英國的收獲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美國原則上仍然同意1年半以前英格索爾—菲利普斯會談中雙方所確立的戰略原則和戰時行動區域的劃分，說明兩國在遠東的戰略觀念方麵保持一致。
第二，美國打算在一旦戰爭爆發時，以在西大西洋巡邏的方式向英國提供援助，這是英國極想得到的東西。
第三，盡管美國在談到把太平洋艦隊運動到新加坡時附有條件，即英國必須同時派出一支“足夠象征性的部隊”，但是正如當時的海軍上將、海軍副參謀長菲利普斯所說，僅就美國願意去考慮把它的艦隊派往新加坡這一點來說，便是相對1938年會談的一個可喜的進步。[168]
第四，英國明顯感到了美國總統和海軍的“極其親英的”態度與合作的傾向，這對英國是一個鼓舞，並對合作的前途表示樂觀。
另外，漢普頓的訪問也使自英格索爾訪問以後便開始的兩國軍方之間的技術及情報交流繼續進行下去，盡管對這種交流的評價不能太高。[169]正是由於上述收獲，英國海軍部認為漢普頓的這次華盛頓之行是成功的，而他本人也因其出色的工作受到了稱讚。
但是這次會談與1938年初的會談一樣，未能解決英國當時麵臨的困境。當英國的遠東戰略更加取決於美國的軍事援助之時，英國卻顯然不能指望這種援助立即到來。就在漢普頓逗留美國期間，日本正式封鎖了天津英租界，從而使英國突然麵臨可能與它的第3個潛在敵人首先開戰的危險局麵。在美國根本不可能單獨派艦隊去新加坡，而英國自己又沒有足夠抵禦日本的主力艦隊被派往遠東的情況下，為了保衛歐洲和地中海的至關重要的利益，在外交上的對日妥協便再次成為英國的一種選擇。正如當時三軍參謀長在為解決天津危機而提出的報告中所指出的：“在沒有美國積極合作的情況下，從軍事觀點看，並考慮到當前的國際形勢，不應當采取任何可能導致同日本人發生衝突的無可挽回的行動。”[170]這便是簽訂《有田—克萊琪協定》的直接軍事戰略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