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结构线索的品质，即指影视结构体在时间与空间展开时，内在依据的品类、性质。
纵观百年来影视创作中“各种各样的结构”，其线索的品质不外乎以下几种：
第一，以人物经历或人物性格发展过程为轴心，展开时空。
这类影片相当多，如我国的《我这一辈子》、《青春之歌》、《祝福》、《本命年》以及《阿Q正传》等，国外影片如《一个人的遭遇》、《末路狂花》、《阿甘正传》、《红字》等，比比皆是。
第二，以事件的发展变化过程为依据，展开时空。
这也是多见的一种线索品质。国内作品如《黑炮事件》、《甲午风云》、《南征北战》、《春蚕》、《老井》以及《菊豆》、《春桃》等，国外影片像《逃向慕尼黑》、《三十九级台阶》、《虎、虎、虎》、《恐高症》（也译为《迷魂记》），等等。
第三，以某种既定的情感氛围为基础，展开限定范围内的时空，以组成有机的形象情境或多种形象的艺术集合。像我国影片《城南旧事》，以一种既定的怀恋又不无苍凉的情绪，将小主人公（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作者本人）幼年记忆中不相连贯的几段人事情景，有机地融会起来，形成令人感动又感慨的整体意境，就是较“典型”的篇章。像苏联影片《岸》，以两个不再年轻的、曾经热恋过的异国男女（一个是苏联红军，一个是德国少女）重逢时的特定情感为纽带，将30年前与30年后的各种零散片段融为一体，将战争对纯真美好人性的摧残淋漓尽致又极具诗意地表现了出来……
第四，以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情绪飘动或意识流动为影片结构的线索依凭。
所谓情绪飘动，是指那种在自觉或半自觉状态下，作者或作品中人物具有某种趋向性的想象与联想。像英国著名影片《相见恨晚》，以女主人公劳拉的内心情感跳跃式流动为线索，曲折委婉地向观众述说了一个多见又不寻常的婚外恋故事……像我国影片《人到中年》，以女主人公陆文婷在病榻上的回忆、联想以及片断的梦境等构成情绪飘带，联络整个影片……其他，如我国影片《小花》等，也可归入这一类。
所谓意识流动，则是指那些没有自觉控制的“意识流式”（注意：不是纯粹心理学意义上的意识流）的想象与联想。这类线索，多体现在一些现代派作品中。像瑞典影片《野草莓》，法、日合拍的影片《广岛之恋》，美国影片《乞力马扎罗的雪》，法、意合拍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等。
第五，以某种思想观念或某种事物性质为线索，结构篇章。
一类以思想观念为线索，即以一种纯理性的、形而上的“理念”为线索，营构篇章。现代派的各种叙述性艺术作品中，具有象征品格、抽象色彩的篇章，多采用这种线索品质。
在现代小说门类中，象征小说（或曰抽象小说、观念小说、哲理小说）更常见这样的表现：人物的举止行为、情节的发展变化，甚至场景的设置描述，均不按照现实生活的逻辑与模式展开，它们演绎的只是一种既定的哲理、观念、思想，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其全部内容、全部具象只是一个既定理念的图解（这里，不含贬义）符号。像卡夫卡的多数作品，如众人熟悉的《变形记》、《判决》，以及《梦》、《地洞》、《乡村医生》等，均是：它们以抽象的“非理性”的形象符号，在历史时间和地理空间之外展开作品内容，所描述的故事既没有具体时间，也没有确切地点，更没有清楚的背景，基本上是以某种思想观念“统治”全篇，内中人物、事件均明显与实际生活中的人物、事件格格不入，只呈示出一种抽象的意义而已。像我国宗璞的《泥沼中的头颅》，也属此类。
在现代派的戏剧中，也不乏此类：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金·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未来在鸡蛋中》，高行健的《车站》及《潘金莲》等。
影视作品里，明显以某些“具象”表述既定“义理”的篇章，如希区柯克的《群鸟》，美国影片《我的生命》，我国影片《黄土地》、《红高粱》，甚至《大红灯笼高高挂》之类，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种性质。
另一类叙事性作品则因事物间某种相通、相同的品格、性质为连缀篇章的线索。
当代的一些纪实性专题片，大多如此：将某方面性质或品格相同、相通的社会生活中的人事、场面组合起来，以表达既定的题旨。苏联的《普通法西斯》就是较典范的一例。
我国前些年的一些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等篇章，也经常采用这种结构线索，如刘心武的《公共汽车咏叹调》、《五·一九长镜头》，如苏晓康等人的《出国大串联》、《阴阳大裂变》，李存葆的《沂蒙九章》（此篇后来拍成大型纪录片，颇受好评）等。
在电影作品中，如《被告山杠爷》，其主体部分，即山杠爷如何为整治歪风邪气、“刁汉泼妇”，为管理好自己的村镇而违法的各种事件，则是以这些事件所具有的相同的“性质”（“村规”与国法的冲突）连缀起来的。
需要在此指出的是：用这种线索结构篇章，要尽量使形象自然贴切、事情可信可感（在审美层面）、避免明显的说教，并在整体篇章的营构方面，要讲究一定的章法，使之符合生活逻辑，避免机械地拼凑、造作。在这方面，影片《被告山杠爷》的章法是值得效仿的较自然圆熟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