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勾与反弹，其实是一个意思：均指在自然随便的行文的结尾处，猛地产生新的性格体现或情节陡转，而使全文顿生深意，令观众（读者）不由得要细细体味前面内容而有重新的理解与感受。
这种手法，在一些短小篇章中，尤为多见。
如欧·亨利的短篇名作《警察与赞美诗》：流浪汉苏比在寒冬即将来临之际，想犯个小过错而被关进监狱以度过难熬的冬季。于是他有意触犯公认的规章、制度与道德习俗——他偷人家的雨伞；他扰乱夜晚街道的安静；他到饭馆吃饭故意不给钱还大声吵闹；他甚至当着一个警察的面，调戏在商店橱窗前站着的年轻女人……却总不能让警察将自己送进渴望的监狱里。一夜即将过去，他偶然走过教堂栏杆外，听到弹奏赞美诗的钢琴声，心中猛地一震，顿时得到了净化，恢复了自尊的人格！他决定振作起来，想待天亮就去找工作，用劳动证实自己尚有希望……而正当他要走上健康的人生之途时，警察的手拍到了他肩上：以流浪不归罪，判他服刑三个月！这结尾处的突变，令人吃惊、惶惑，继而深思，不觉感叹——在那个社会里，法律是专门整治想认真生活、自主人生的善良好人的！不是吗？前此种种，细细想来，无一不是这终结处的印证！
亨利式的结尾已是众所周知的一种典型模式，其主要特点就是结尾处的出人意料的反弹或曰倒勾，使全篇顿生深意。
再看我国电视短剧《买彩电》：
某市新开张的商业大楼来了一批彩电。有关人员想内部私分（20世纪70年代，彩电属紧俏商品，很难买到）。普通顾客闻听，堵上门来排队购买，为首的是一个带宽边墨镜的黑大汉。第一夜，他默默无声地坐等。第二夜过去，他站起身，拿一条粗大手杖，发泄郁闷似的在空地上呼呼带风舞弄了一番。第三天，天又黑了，商店还是不把彩电抬出来公开销售，黑大汉把取来的棉大衣在头顶上晃了晃。人们见状，也都咬牙坚持，拿来被子、褥子甚至行军床……看他商店卖不卖！营业员出来了，劝大家回去，以便暗中私分。众人都看黑大汉。
他憋了老半天，不知是冲别人还是冲自己，冒出一句：彩电，他们攥不化！
众人受到鼓舞，接着坐等、示威。
第四天，商店方面又出来人劝大家回去。
众人都抬头看黑大汉。
黑大汉：有鬼！
众人点头，继续坐下去。
下雨了，人们还是不散，昼夜排着，堵着商店门口。
经理恨不得把黑大汉宰了！
第六、第七天过去了，黑大汉没动。
众人也大多不动。
此举终于震动了全市。市长也坐不住了，紧急下令：全部彩电马上公开出售！
……
沉默寡言的黑大汉激动起来，手杖往地上一墩，深沉而又苦涩地冲众人说出两个字：赢了！
人们欢呼着，把黑大汉抬起来，扔得老高。
黑大汉的墨镜被碰掉了。
人们顿时都惊呆了——他，竟是个盲人！
在人们的惊叹与崇敬的目光中，黑大汉挺起胸脯，一步一步地走了……
这部短剧，直到“黑大汉竟是个盲人”这一情节的出现，才顿时焕发出别样的光彩：他不是为自己买彩电才苦熬苦守七天七夜，而是向不正之风作坚决的斗争！至此，人物形象顿时高大起来。全剧也就因这最后的倒勾（反弹），而一改老百姓争购紧俏商品的普通内涵，爆发出高一层的意义，并产生极大的艺术震撼力。
再看下面的电视小品《陌生的称呼》：
上午，局党委吴书记正在办公室批阅文件，一个戴眼镜的同志轻轻推门进来：同志，请问——吴明同志在吗？
吴书记头也没抬：不在。
那人又问：请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吴书记有点不耐烦了：不知道！
那人抱歉地点点头：对不起……
那人退了出去。
吴书记刚要继续办公，门又被敲响了。
吴书记有些恼火：谁？！
办公室王秘书的声音：吴书记，是我。
吴书记：什么事，进来说！
王秘书进门后，身子一闪：吴书记，有人找。
吴书记抬头，看见刚才来过的那个人。
那人十分礼貌地、小声问：吴书记……您，就是——吴明同志吧？
听惯了别人称呼自己“吴书记”的吴明心头一怔：啊啊……原来是找……
那人：您，吴书记——
吴书记尴尬：是、是……我叫——
请看，官本位思想，不是因为这最后的情节陡转，惟妙惟肖地“点睛”出来了吗？！
短小篇章，反弹（倒勾）法往往运用在故事情节的整体实现里，如上述。而在较长篇幅的影视作品中（如电影、电视单本剧或连续剧），则一般出现在局部段落或场景内。至于体现方式与（局部）作用，并无区别的。限于篇幅，在此就不举长篇例证，读者举一反三就是。
情节的设计技法，还有许多，诸如较常见的断续、离合、重复，等等，在此不一一介绍了。
下面，谈谈情节设计的原则。
情节设计固然要讲究技法，但这不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为情节而情节。须知，情节毕竟是生活的产物，而且要由具体的人物来实现。因此，它就必须遵循下面的基本原则：
（一）情节设计必须符合生活真实
这本是极为浅显的、不必再说的道理。但在实际创作中，有些作者却往往为追求起伏跌宕、奇特引人的“艺术效果”，或秉承某种政策或意念，而偏偏忽略了这一点。
比如根据《水浒传》的有关章节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武松》，就完全不顾生活的现实，只凭改编者依据某种理论的要求，而臆断、杜撰，“符合阶级性”地对原作情节进行了“大胆”的改造：原作中，武松大闹飞云浦后，潜回都监府，怒火中烧，情不可遏，见人就杀，直到将仇人一家十三口统统杀死，方解了心头之恨！这情节，或许残酷，但真实可信，对塑造一个刚烈勇武的市民型英雄人物起了很好的作用。而改编者却让武松潜入花园后，听到婢女玉兰月夜焚香时的祈祷，俩人又如何侃侃而谈，使武松（实际上是使观众）了解玉兰本是好人家的女儿，与张都监也有深仇大恨……然后才写武松如何理智地（按所谓的“阶级斗争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与统治阶级的代表张都监、蒋门神打斗拼杀。而在这过程中，又如何得到“同一阶级的”被张都监们压迫的书童、婢女们的支持……于是，武松所杀的当然都是“该死的阶级敌人”，没有误伤一个“自己人”——这倒是符合了曾喧嚣一时的僵化、极“左”的“阶级斗争理论”，或者说是亦步亦趋地演绎、图解了这种“阶级斗争理论”，但是，这种情节真实吗？这种情节到底是有益于塑造出一个符合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典型人物，还是恰恰相反呢？……只以其中一个细节为例：都监府乃防范严谨之地，可能容武松与玉兰在花园中从容对谈？玉兰纵然真是苦大仇深的民间女子，能够在残酷森严的张府内出声地诅咒其主人，而又被武松听到？！再者，凭武松的暴烈性格，又在飞云浦几乎遭张府中人暗算，刚刚拼杀恶斗、死里脱身之后，能在危机四伏的都监府花园里，有闲情逸致在玉兰面前耗时间？！——他们毕竟只见过一面，尤其是：玉兰当时还是作为美人计的工具出现的！如此等等。
这种情节失真、有明显杜撰痕迹的现象，在许多影视作品，尤其是那些粗制滥造的电视连续剧里较为普遍，我们要引以为鉴。
（二）情节设计要符合人物性格
举两个相对的例子来剖析：
一个是俄国作家普希金的小说《驿站长》，它写了一个沙俄统治下令人同情的小人物的悲惨故事。主人公职务低微、安于天命、心地善良。这就造成了他忍辱屈从的性格。作者通过一系列情节来展示这种性格的悲剧性遭遇：他唯一的亲人、美丽活泼的女儿被贵族军官拐骗走了。面对这灾难，老人并没有怒发冲冠，而只是去恳求：“大人……行行好吧！过去的事情就算了，至少，请您把可怜的杜尼亚交给我吧……您已经把她玩够了，别再平白无故地毁了她吧！”结果，遭到拒绝；第二次他又去找那军官，这时他对要回女儿已经不抱希望，只想再看自己的女儿一眼。结果，又吃了闭门羹。第三次他找到女儿的住处，终于从门缝里看到了女儿，却被那个恶棍军官粗暴地推倒在楼梯上……有人劝他去控告，但他“想了想，把手一摆，决定让步”。他重回驿站，继续履行自己的为统治者服务的职责……以酒浇愁、暗自流泪，终于在凄凉孤苦中，默默死去……这篇小说的情节设计，完全依据俄国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的性格与命运，作了真实的体现，所以被高尔基誉为“开创了俄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的小说篇章。
另一个例子，则是我国“**”期间电影《白毛女》的改编本：原影片中，杨白劳也是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老实巴交的老农民。在强大、凶残的恶势力面前，他无力反抗，只有悲愤自杀。而改编后的情节则是——这个“贫下中农”出于“阶级义愤”，绝不忍辱吞声，而是拿起扁担，勇敢地在与黄世仁们的搏斗中，英勇地倒下。
上述两种情节设计，到底哪种好？
毋庸赘言，当属前者。且抛开悲剧效果不同这审美层面的内涵不说，只从性格与情节的关系上分析，后者就不很统一、不很契合，原因就在于——不真实。以杨白劳的性格，只能是自杀而死，而不该是抗暴而亡！
情节设计不能从作者主观意念或某种政治理论出发，必须依据人物性格，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像契诃夫的《新娘》手稿中，本来安排主人公去参加革命，后经仔细斟酌，发现：这虽提高了主人公的思想境界，但不符合其性格发展逻辑，因而在定稿中，便只让主人公朦胧地憧憬美好的未来生活；像法捷耶夫《毁灭》中对美蒂克的最终结局的设计，托尔斯泰对安娜之死的设计，鲁迅对阿Q命运的设计，老舍在《我这一辈子》中对“我”的一生设计，钱锺书在《围城》中对方鸿渐行止的设计，等等，莫不如是。
（三）情节设计不能表象地敷衍生活，更要避免俗套
好的情节，不单是情节本身曲折引人，而且情节过程所反映的生活现象，又能包含深刻、宏远的人生哲理或阔大意境，进而产生远远超过情节表象的进一步的内容。比如同是侦探篇章，有的影片情节变幻莫测、紧张凶险，确是引人。但看过之后，却毫无所得；而有的作品却不然：在曲折有致的情节展示之后，能让人透视出更为深沉的人生或社会的哲理内容与现实剖析。像日本作家西村京太郎的《敦厚的诈骗犯》：情节便十分奇特引人。但当情节发展到最后、那个诈骗者的真实身份与动机大白于人们面前时，顿时使整部作品的内涵一下子深化了——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紧张引人的故事，更含着对残酷社会生活的批判与对贫苦百姓善良人性的崇高赞颂！相比之下，那些一味追求强刺激的警匪片、侦探片以及更等而下之的纯商业的打斗片、情恋片，就只似过眼烟云，虽看时热闹得很，过后却毫无印象了，更哪里谈得到长久的艺术生命与文化价值？！
情节还必须避免落入俗套、因循模式。常有这种现象：一部影片获得成功（或只是获得某个什么节的某项什么奖），于是众人便一哄而起、追随效仿，以致将本来不坏的情节设计渐渐沦为大众唾弃、嘲笑的旧套、俗套。有人曾嘲讽地列出一个电影情节设计的恒等式——
《白莲花》＝女大王+山寨佬+红军干部＝《黄英姑》
《蓝色档案》＝地下工作者+老板、经理+中统和军统特务间的矛盾＝《与魔鬼打交道的人》
《自豪吧，母亲》＝高干子弟立功+恋爱＝《花枝俏》＝《铁甲008》
《法庭内外》＝高干子弟犯罪+老干部执法如山＝《检察官》＝《第十个弹孔》
……
这或许过于戏谑了。但这类现象，也确实应引起影视编剧们的警惕，力求避免才是。
[1] ［苏联］高尔基：《论文学》，33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2] （南朝）萧统：《文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