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電影不很景氣，當然有著諸多原因。傳媒渠道與手段的多樣、生活節奏的改變、文化心態的浮躁、審美取向的迷失、運營機製的滯澀、資金投入的不足，等等。但是，真正的原因則是，不能使觀眾在影片觀賞的同時（或之後），能有“現在”的人文層麵的升華與曆史大勢的省思。換句話說，真正時代精神的缺失與背離、社會生活真實反映的疲軟或虛假，是根本病症。
以1998年以來的國產影片為例。它們大體可分以下幾大類——
其一，日常生活片。
如《不見不散》、《美麗新世界》、《快樂老家》、《浪漫街頭》、《非常夏日》、《假日情人酒店》、《沒完沒了》以及《沒事偷著樂》等。應該說，這些影片還是具有較好的觀賞性的。曲折的故事、亮麗的人物、新鮮的場景、活潑的表演、輕鬆的格調……均能引起觀賞興趣。這也是它們都獲得了較好票房的原因。這類影片，大都展示著一種“模型”。由一對青春男女擔綱，演繹著某種不關社會痛癢的溫暖明媚的“軟故事”、“輕喜劇”。看，還是好看的。但看過之後、走出影院，便難免生出一種大夢乍醒時的蒙矓、迷茫了：現實生活與影片何其迥然有異！縱如《沒事偷著樂》這樣本來極具現實反諷，乃至黑色幽默的題材（原作小說），卻也不知什麽原因，被閹割了原來的本性，成了以小人物自我麻痹為主的生活調笑品。總之，這類影片社會內涵的過於空洞、時代氛圍的幾近缺失，是它們隻能作為“過眼煙雲”的根本原因。
其二，道德宣教片。
如《一個都不能少》、《不能沒有你》、《遙望查裏拉》、《良心》、《緊急迫降》、《背起爸爸上學》、《非常愛情》、《說出你的秘密》，等等。在這些影片中，明顯有著某種社會宣教，傳達著某種思想觀念，宣揚著某種道德情操。所有這些，並不錯——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不能沒有奠基的人文精神，不能沒有基本的行為準則。五千年中華文明的精華，是無論如何不能遺棄，而該弘揚的。但是，如果沒有極具時代性的現實思考與曆史感的社會針灸，隻泛泛地作一番空洞教諭、造作煽情，縱然可以使觀眾在特定的觀看環境中能有所感動，待走出影院、直麵現實時，又能如何？
其三，政治宣傳片。
如《進軍大西南》、《大戰寧滬杭》、《肝膽相照》、《故園秋色》、《反貪局長》、《國歌》、《我的1919》、《橫空出世》、《鴉片戰爭》、《紅河穀》、《黃河絕戀》以及某些國慶獻禮片、表現領袖人物的傳記片之類。這類影片，都是花了大氣力的：大題材、大投入、大場麵、大製作，以表現曆史畫卷為己任，以引領時代風雲為宗旨，創作氣魄不可謂不大，藝術營構不可謂不精。這些影片，就題材而論，未嚐不可一拍：閱史可以明今。但必須有對曆史真正的把握與沉思。近代中國的曆史，其實有很多層麵與階段，當代的國人尚遠沒有挖掘開來、體味清楚，更缺乏宏觀、大勢的探討與辯證。當前許多的“曆史回顧”，其實還隻是在表象掃描層麵上做一些實用記錄而已，還隻是某種因循“定勢”的人雲亦雲的想當然而已！
具體例言：如以解放戰爭為背景的國共兩黨的三年大決戰，其曆史的趨勢、社會的狀態、政治的底蘊、勝敗的基因，確定而複雜、真實而錯亂，如果能靜心審視、多方研究並深入表現，則無疑會有真正曆史的品格與時代的價值。但以此為題材的影片，卻隻停止在片段記錄、表象掃描乃至人為杜撰的時政宣傳層麵，如此輕淺之作怎能承載那般厚重的內容，更如何能自稱為“曆史”（或史詩）？！無疑，我們是在蘇聯人的後麵，仿拍《斯大林格勒保衛戰》、《攻克柏林》那類片子。而就那些影片而言，盡管我們承認其中包含著某種英雄氣勢、壯烈精神，但充其量隻能使觀眾獲得一種“情感”感染（這種情感感染，在人文性質相反的日本影片如《虎虎虎》、《啊，海軍》、《山本五十六》，乃至德國納粹的類似影片中，也能出現），相比同樣是蘇聯的《普通法西斯》，後者的曆史反思則深切得多，更具價值。可以說，在如何真正認識曆史方麵，我們走的並不是一條正路。
……
總之，許多政治宣教影片，既缺乏真正的社會反思，也無深層的曆史積澱，不過是些政治應景、圖解表象（甚至連表象也說不上），其被觀眾冷落，實屬當然。
其四，藝術探索片。
如《那人·那山·那狗》、《春天的狂想》、《草房子》、《最後的獵鹿者》以及《荊軻刺秦王》、《無極》等。這類影片，確有認真的創作態度、嚴肅的藝術追求。但由於內涵稍嫌“抽象”、玄奧，故事多少顯得空洞，過於在“藝術境界”中追求極致，而與實際的時代大潮脫離較遠，便難免失去電影必不可少的廣大觀眾。於是，它們隻能獲得圈內一些人的好評。各種大獎獲得不少，但社會反響微弱、近無，誠為憾事。
其五，純粹商業片。
這類影片很不少。時下影院為青年情侶（包廂）幽會乃至過夜預備的情愛、打鬥、驚險、偵探，以及某些純娛樂片，如《好漢三條半》、《西洋鏡》、《紅娘》之類，庸俗調侃、迎合世俗，粉豔輕薄、粗製濫造，充其量不過好萊塢的三流片而已。偶爾為之，尚不為過；蜂擁而來，隻能倒人胃口。
總之，仿國外之風潮、趨一時之世好，近年來中國電影根本的病症是時代精神的背離、現實生活的退隱、曆史反思的缺失、生命悟覺的含混。而藝術、製作、表演諸方麵的不足與不逮，倒在其次。
有人會不解：我們的影片並不乏現實題材啊，像反映下崗工人的《紅西服》，像表現都市青年的《浪漫街頭》，像歌頌農村新人的《喜蓮》等，而且這些影片中，不是也表述著曆史的流程、演繹著生命的光彩？
這，就極有辨析的必要了。題材隻是影片故事的輪廓，而絕非就是作品的內容。以《紅西服》而論，它確是表述著當前最現實的下崗工人的故事，但在其中，除了告訴人們要忍辱負重、自立自強（安貧樂道）外，到底能給觀眾多少時代精神的啟迪、社會生活的剖析與健康生命的感染？以《浪漫街頭》而言，它似乎貼近到青年人眼睫毛地表現著當代青年的生態，極具生活質感，但除了兒女卿卿我我的情態與伊甸園般遠脫紅塵的造作外，到底與時下青年的各種現實生態、與改革大潮中當代青年的曆史定位，有多少關聯？《喜蓮》誠然好看，一個活生生極有個性、極具特色的農村女性形象，應該說是比較豐滿地出現在了銀幕上，讓人喜愛。但是，這部作品的內涵，與廣大農村更須迫切表現的社會性病症與人文意識的畸形，大有脫離之感，隻在“敢想敢幹、勇於開拓”上做文章，巧則巧矣，也不無意義，但難免有人為的“宣傳教育”之痕，而且避重就輕、舍本求末。這樣的影片當然有自己的一定價值，但若說它已經反映了廣大農村的深層現實，契合了農民群眾更加關切的時代焦點，體現了當代農村的曆史性主題，則遠遠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