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一個人不能沒有靈魂，一個國家，絕不能沒有一種凝聚大眾的主體精神。這種精神奠基在兩個維度上：其一，“形而下”的對社會生活的現實洞識；其二，“形而上”的哲學文化的理性皈依。前者，是“狀態”的認知，後者，是“主義”的崇奉，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使人們在一定程度上思想解放、行為開放，確實促進了社會的發展。但同時，價值取向的變異，實用原則的盛行，伴隨著雲譎波詭的現實生活、“信仰危機”的出現、“上帝死了”的說法……可以說，當代中國在某種程度上，“主義”已經被“狀態”所掩蓋，甚或被替代。
這，到底是進步，還是反動？
不可一言以蔽之。虛妄的“主義”被遺棄，是曆史的必然。一時間因“真空”出現所形成的散漫“狀態”，並非壞事。客觀來說，一時失控的社會“狀態”，往往是某種新“主義”的前奏。但是，也必須意識到，如果沒有對“狀態”的時代洞識，而停止於渾渾噩噩的“狀態”之中，並使這種“狀態”長久地成為社會文化的主脈，對一個國家、社會、民族來說，便是可怕的病態、衰微的征兆了。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能沒有真正合體融魂的精神！文藝（尤其影視）應為重塑中華之魂恪盡本職。具體而言，我們的電影文化，應從國家主體精神之所以奠基的兩個維度上盡力用心——
一方麵，我們不能隻表象地敷衍世事、掃描現象，更不能曲解社會現實、不涉及時代本質。也就是說，不能隻有“狀態”，而缺乏“洞識”。這樣，我們的影片才能與時代潮流相吻合，才能與民眾心聲相融匯。比如當前廣大民眾感到最大的社會問題是愈演愈烈的腐敗現象。據有關報道：全國人大代表將腐敗已視為影響國家曆史進程的最大障礙。對於這樣的現實存在，我們的影片又是如何反映的呢？是否能夠全方位剖析腐敗現象久糾難止，且甚囂塵上的深層根源了呢？很明顯，我們這方麵的作品既少得可憐，又輕得可笑。在某種程度上，與其說是對“狀態”的嚴肅洞識，不如說是對“狀態”的變相遮掩！
另一方麵，我們必須致力於“形而上”的哲學建設：對生命意義的終極關懷，對國家性質的深層辨析，對華夏之魂的重新建構，對宏觀宇宙的大膽探索……這樣，我們這個“缺乏宗教精神”的神州大地，才能有健康積極的“主義”新生。而當前，我們的電影可有哪一部具備奠基於現實基礎上的“玄學意識”？有哪一部真正能有“顛覆天地、創造宇宙”的哲人精神？秦漢雄風、大唐氣勢，曾使中華民族數千年昂揚立世；“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奈何當前，我們的民氣國魂總嫌疲軟乃至迷茫？因為我們的人文關懷中太多止於生活表層麵的“實事求是”，而太少“超然物上”的終極悟覺！
總之，隻有在洞識“狀態”的基礎上，升華出萬心皈依的“主義”，真正的華夏之魂，才能夠確立、勃發。
世界電影中優秀作品的成功經驗，應為我們所汲取。外國影片中，受到觀眾歡迎，有大反響、大意義的作品，除少數因新花樣獲得一時熱鬧的喝彩外（如一些大製作的驚險片、高科技片。但《日本沉沒》、《星球大戰》、《超人》、《2001年遨遊太空》這類片子，卻不僅僅是因為高科技、新感官刺激：它們恰恰是因有著新的時代內蘊在其中），大都是融上述兩方麵，對民族生態、國家命運、生命本原有著時代觀照與哲學審視的作品。像德國的《瑪麗婭·布勞恩的婚姻》對在傳統精神與現實存在之間掙紮的生命狀態的表現，像印度影片《流浪者》、《大篷車》等影片對自己民族文化、人本觀念的重新建構，像瑞典伯格曼的《野草莓》之類對被文明扭曲的人性所作的穿透性審視與深層麵反省，像英國影片《相見恨晚》之類對傳統文化的時代性反叛，像《阿甘正傳》對當代美國的社會觀念、政治態勢、民族精神、生命哲學所作的全方位顛覆性反思與裁判……莫不如是。
當代中國，急需一種能真正凝聚人心的恢宏闊大又切實健康的主體精神。中國當代的電影創作，絕不應疏離、回避時代生活，隻有直麵現實，並在現實中升華，才能真正履行自己的曆史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