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後現代電影是否已經完全、正式的出場，尚可討論，但帶有明顯後現代品格與意蘊的影片，則確已存在並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粗略翻揀，下麵幾種影片當可進入我們的視野——
1.王朔型的“痞子電影”
1987年在電影圈內被稱為“王朔年”，足證作為一個時代性的文化症候的不可無視。此類影片，對種種人們習以為常的價值觀念、倫理觀念、社會觀念和曆史觀念作了調侃式的嘲諷，以平居裏巷的小人物的嘲弄與自我嘲弄為基，不與傳統價值觀念與權力勢力作正麵衝突，而是用“不正經的”、“調侃式的”態度，以邊緣的文化狀態，絕不要求怎樣的終極拷問，隻滿足“過把癮就死”，大咧咧地在“我是你爸爸”的“頑主”情境中，宣泄著不知所以、不求所終的某種大眾性集體潛意識。在好幾部影片中，甚至故意讓人物在天安門廣場和天安門城樓上開著無聊的玩笑，消解著莊與諧的界限。但他們絕不揮刀掄槍、指著鼻子、直眉瞪眼如唐·吉訶德式地與風車決戰，而是置身於“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特定生存環境中，我行我素又盡量不直接招誰惹誰地在“胡同兒裏概兒不論地過家家兒玩”。我說了什麽？什麽都說了。我說了什麽？我又什麽也沒說！
2.周星馳的無厘頭“反寓言”電影
周星馳的無厘頭電影相對王朔們的“小玩兒鬧”，要“大氣”得多，它敢於在太歲頭上動土，敢於將國人的經典神話翻成相反的寓言。“大話係列”的橫空出世及令人始料不及的“猖狂泛濫”，尤其在大學校園內的引領時髦，絕非偶然現象、一時狂熱。何以才幾年，激昂的“憤青”一下子就變成快樂的調侃者？變成了不問意義隻求“快樂著我的快樂”、“不要問我從哪裏來”的嬉皮士或雅皮士？——“大話係列”與周星馳的無厘頭電影的甚囂塵上，其遊戲式的消解，荒誕派的耍弄，嘲謔般的把玩，“無厘頭”的走紅，蓋因其順應著與抒發著民眾，尤其是當代青年人集體潛意識中的後現代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