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電影本體層麵而言——
後現代電影在視聽語言方麵的拓展與敘事層麵的變異，在一定程度上，對“當代電影”形式的發展與擴充，是有益的。其不拘一格的隨意，其特意為之的創新，其形式與內涵在大多數情況下的相與為一、相得益彰，使得當代電影更具電影本體特色，更有視聽結合的藝術魅力，而與其他傳媒類型有更鮮明的區分。
當然，有時在形式上的過猶不及，也使得此類影片與觀眾產生某種隔離、一定障礙，也就難免“弄巧成拙”的造作與幼稚。
從文化層麵談——
對後現代電影的文化評價，實際上就是對後現代理念的當代認知與把握。怎樣理解後現代文化理念？首先，它們的出現，是一種具有強烈反撥、“針灸”意義的極端化文化體現，是一種對“主流文化狀態”的“極端反動”，是一種“反文化”。“負負得正”，因而確有一定的必然性與積極意義。
後現代文化的流行，絕非無本之木，無穴之風：正是由於19世紀和20世紀的那種壓抑人性、窒息社會的“整一”使大眾受到太多的苦楚，才有逆反的堅決，否定乃至徹底打倒“總體性”的後現代主義的濫觴。而這種現象，完全符合事物進展變化的天然規律。從這種意義上說，對後現代主義的當代出現，我們應該持曆史意義層麵上的讚賞與肯定態度，充分理解與認知它，而且在一定程度及時空範疇內支持、鼓勵它——為它所具有的對極端性舊文化體製與觀念的強烈反抗。因此，驚駭“狼來了”，悲歎“世風日下”、感慨“人將不人”或“國將不國”，均大可不必。
當然，從另一角度說：它畢竟是極端化的。矯枉過正於一時，可以。長久如之，不行。無論理論邏輯還是社會實際，均不可容忍。“後現代文化”是現代科技、文化發展的大過程中所形成的社會特殊階段的文化產物，是“奉天承運”而繼現代文化風行於世之後的又一種文化現象。它的出現是正常的，它與時代背景“奉天承運”的對應關係，也應理解；但對其自身本質，則不應有全部的科學性讚同——其以極端反極端，以病態療病態的認識論與方法論，一旦“時過境遷”，將使其必定陷入一種窘迫與尷尬的誤區。因此，即時的針對性合理與宏觀的自身性畸形，當是對後現代文化（後現代主義）的理性認知。
接著，便有一個如何把握後現代的文化本質及操作之“度”的問題。老莊哲學的絕聖棄智，絕不是主張人類退化；返璞歸真也不是拒絕文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其中的文化主張絕不是無根的散漫混沌；它反叛專製，不要矯飾，推崇真純，追求自在，但畢竟在提醒著宇宙之“一”的根本，強調著世界之“道”的基因。
具體到對後現代電影的文化把握——
第一，我國的後現代電影，在一定層麵上，確有著某種“時代寫生”、“生活記錄”的意義，因而含有某種“認識”價值。因為，它們畢竟是在與時代列車同速的平行軌道上，對社會生活做著客觀的“跟拍”。因其真實地體現著時代文化的律動、脈搏，因其不造作，不偽飾，自然存在的本性，因它不想怎樣而反具有的真實的“怎樣”狀態……而具有較為確切的時代認識價值。
就中國內地而論，後現代電影因種種製約，較少出現在正式渠道中。其實，隻要沒有被憲法所禁止的“反社會效果”，對其某層麵的“自然呈現、寫實掃描”以及它們雖“離經”卻並不“叛道”的藝術體現與試驗，均應保持較寬容的態度。
第二，若進一步要求，當代中國的後現代電影，應在一種新的“意義基礎”與“價值準則”及“曆史引領”的潛蘊中，去展示“社會狀態的無意義、無價值與無曆史”。或者說，在“無意義”的形象係統的藝術展示中，使觀眾或讀者獲得某種反思後的意義的重新定位與價值的新層麵的奠基。當然，這不能刻意超時段地強求，因其隻能是“與時俱進”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