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有“任何曆史都是當代史”的說法，任何影視批評也當然可以說是當代的批評。隻是進一步要考慮的應是，這“當代”，是局限其中的當代，還是宏觀認知的當代？這“批評”，是真正的“與時俱進”，還是實際的“與世浮沉”？曆史與電影，真就如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嗎？
一位當代中國頗享盛名的小說家，20世紀80年代初，被出版社邀請出其作品集時，汗顏大窘：翻檢數十年嘔心瀝血之作，才發覺以當下的社會文化眼光再作審視，大多已是明日黃花，因時過境遷而“不敢見江東父老”了。蓋因時勢推移，那些在不同時期應時順勢的篇章，其文化內涵與品格，已與當下的社會文化大相抵牾，不是“落後”便是“反動”了。比如對20世紀50年代“合作化”的政治圖解，比如對“右派”的批判，比如對“大躍進”的熱烈歌讚，比如對“階級鬥爭”的因循……就中國當代文化演變而言，這絕非偶然現象。
中國電影（電視）批評的百年過程中，亦不無隨時的好評、即時的批判、不時的爭論與長時的宣講。就其特定的文化氛圍與背景而言，自然都有著各自充分的時代依憑與社會基礎，但整體而言，卻總給人一種“文化無根”的漂泊感、一種“與世浮沉”的喧噪感、一種缺乏時世審視與曆史認知的“小兒女啼笑”感、一種商店櫥窗式的“即時性標簽”感。當然，出現或存在的，就自有一定的意義與價值——這，是認識事物的一個視角與層麵。而同時，對這意義與價值應作怎樣的文化認知與曆史審視，則是不可缺失的另一視角與層麵。因此，隻有跳出三界外，再入五行中，才會有對中國影視更具人文根基與時代前瞻的文化批評，也才能使我們的批評對中國影視的進展有根本的助益。
西方批評方法的引進確實給中國當代，尤其是近20年來的電影批評帶來活躍的氣氛，盡管其中不無造作、食而不化、生硬稚拙乃至張狂作秀的成長過程中難免的病態與弱症。批評理論近年來也頗有建樹，其係統的龐大、其學理的精粹、其流派的眾多、其觀念的更新，也當然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盡管其間不無因玄奧致極而超離批評對象實體的“純理論”的演繹與把玩之誤。
這裏不想也無力綜述種種，在此，止於對百年來的中國電影（電視）批評，從社會文化學層麵，作粗略的掃描與簡短的評說。
狹義的影視文化批評，無非兩種品格：在本體評介的基礎上，進行文化層麵的褒揚或批判。百年來中國電影（電視）批評的文化狀態，究竟如何？總體而言，多為限於即時的社會文化框架內的批評，而少超越其上的曆史眼光的審視。雖然其間不乏客觀上順應時勢、推進曆史的積極文字，但也往往造成批評的文化偏頗乃至悖反——在“與時俱進”的名義下，實際是“與世浮沉”、“隨風俯仰”乃至曆史趨向上的“倒行逆施”。
1.褒揚品格的批評
我們極為讚賞與肯定的影片中，有些確是體現了與曆史文化趨勢相應的優秀作品。如在20世紀50年代初宣揚英雄主義的影片，如20世紀60年代前期的一些表現樂觀主義、肯定健康人性人情的作品。對這些影片的讚許性評論，由於它們或者體現了當時社會與國家曆史進程的需要，或者體現了被抑製的正常人性的重新張揚，或者符合著民族與大眾總體的健康精神，因此，這些評論便既符合“當時”的文化要求，也同時契合著“曆史”的文化趨勢。
但更多的讚賞、讚揚性的影片評論，卻隻屬於特定時代的小語境之內的評價，乃至是處於廬山霧裏的懵懂喝彩，或者是陷於“時塵”內、“三界”中的把玩與自珍。如對表現抗日戰爭、國共關係、解放戰爭、“合作化”運動、反“右派”、“大躍進”、“四清”運動、“**”……以及當代社會各方麵生活的種種影片，都不無此類。
“**”時期的影片評論，自然是最鮮明的例證。如對《創業》、《春苗》、《決裂》等紅極一時的影片的全方位稱讚，確實具有當時被社會各方麵認可的“言之鑿鑿”的理由，也真切地體現了那個特定時期社會文化的觀念與氛圍，因而具有當然的“合理合法性”。但是，在時過境遷的今天，再審視這些“經典評論”，其文化的荒謬性與曆史的反動性，還用質疑嗎？
在展示當前社會生活的一些影視作品中，也不同程度有著即時的合理與曆時的反動相雜糅的文化現象——
比如電影《被告山杠爺》在1994年一出，便大獲殊榮：各種獎項撲擁而來。但究其內裏，在縱向上表麵承認法製社會必然到來的同時，卻在橫向的“現在即時”內，以更“感人肺腑、動人情愫”的藝術力度，渲染著對封建領主式政治人物“山杠爺”的讚美、同情與留戀，傳達著“隻要一心為民就可以為所欲為”、“因為當前民眾尚存愚昧，所以還不能離開強悍家長嚴厲管製”的“人治”精神。這，到底有助於社會進步，還是已經阻礙了曆史的進展？從近年種種已被處理以及尚未揭發的這類“爺”們的大批乃至普泛化的惡性病變，不已經有了確切的詮釋？！
再比如對張藝謀《英雄》的評說：一致讚美它的“以天下大局為重、捐棄個人、地域仇怨”的中華傳統精神與文化主脈。但如果我們清醒地站在21世紀初的當代中國曆史進程的節點上，靜心審視——則《英雄》的文化引領到底應如何裁判，就不可同日而語了。
其他，如電視連續劇《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在宣揚“麵對艱難應保持樂觀”的同時，潛在其中的“懵懂地安於現狀、樂嗬嗬茫然苟活”的阿Q心態與“小市民心理”，也受到“時尚”的讚美認同。這，都不能不引起正視。
上述所有這些作品以及對這些作品的讚揚性評論，無疑都是當下社會生活、時代文化的真實體現。但是，“真實”就一定“進步”嗎？
2.批判品格的批評
同樣，我們極力批判的影片，盡管在當時的社會語境中看似光明正大，理由充分，但一旦跳出那種特定的時代氛圍，以現在的文化視野與文化尺度，回顧審視，能不尷尬與汗顏？
對當代中國電影史上幾次大的批判運動，人們仍記憶猶新。此風既成，後來電影界內的批判運動，也就自然而然了。如20世紀60年代對《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影片的批判，如“**”中對大批不符合當時政治理念、階級觀點與審美取向的影片的批判，如20世紀70年代對《苦戀》的批判，如20世紀80年代後期“學界精英”以“後殖民主義、東方主義”等理論為依據、對“第五代”電影“取媚西方、醜化民俗”的充滿偏執性民族**的批判，以及“新時期”以來對《藍風箏》、《霸王別姬》、《活著》、《小武》……的批判與禁映。凡此種種，在“當時”特定的社會時代氛圍內，似乎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是，它們卻都存在兩方麵的病態：
其一，局限於“即時”的狹窄視域內，缺乏現代健康的文化基因，缺乏跳出廬山之外的宏觀審視，因此其批評便難免時代標簽的性質。一時甚囂塵上，過後便煙消雲散，乃至不堪回首。
其二，信奉一元的霸權主義文化，以此為基，排斥異己。其結果，因違背了社會健康文化應有的規定性，終究造成整體社會文化的損傷或病變。
百年來中國的電影批評，無論褒揚還是批判，往往處於“即時”的乃至實用的狀態，尤其是“即時”的政治製約內應景趨時的基點上。影視界多專家、“玩家”、商人與匠人（其間不乏很好的乃至傑出的人），但較缺少具有宏觀視野的文化人。“業內人士”往往沉溺於業內的自得、自珍與自詡，而少業外的文化大視野。評論界較多時髦的精致寫手，而少厚重的文化方家。於是，難免一片叫響，跟風如潮；一片冷落，望風而避。其真正的成功與失敗的文化根源，極少有探究的。而實際上，表麵成功的影片可能已經潛藏著癌症，一時冷落的作品，倒含有將要成功的基因。
一言蔽之，缺乏深厚的文化根基與宏觀的曆史把握，隻陷於“即時”的社會文化潮流中，不能真正地跳出三界外，而僅僅局限於“廬山之中”，是中國影視批評難出經典的根本病灶。
[1] 陳默：《影視文化學》，25頁，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1。
[2] 參見桂青山：《電影創作類型論》，“悲劇”一章，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