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時的時代文化，指社會成員所身處其間的“現在的”社會文化總體狀態，簡稱時代文化。是社會文化在特定時代、特定曆史階段的顯現。時代文化總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變化、更新，具有哲學意義上的“暫時性”。
時代文化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麵加以理解與辨析。
第一，從曆時的角度看，時代文化一般由傳統積澱的文化與當代新興的文化組合而成。
傳統文化是長期積澱起來的，它通過一代一代的教化傳遞下來，構成社會成員看待事物、分析事物、評判事物的“前見”，是其思維方式、道德情操、宗教情緒、審美旨趣、文化心理、民族性格的根據，是時代文化中保守而穩定的方麵。
社會的新興文化是人們在新的生活方式影響下產生的文化心理，是他們的精神狀態、思維方式、信仰狀況的趨新求異的“當下”表現。它總是指向現在，總是和當下的經濟、政治製度相互作用、相互影響，與當下的新生事物相結合，呈現出新的文化現象與文化景觀。
就中國當前的時代文化而言，新興文化在開放的國際社會中，有很大一部分由他民族文化發展演變而來。他民族文化作為一種異質文化，作為一種嶄新的文化生活方式，常常構成當代新興文化的重要內容。
民族傳統文化與當代新興文化的關係：兩者在特定時代交織在一起，很難把它們截然分開。一部作品、一種文化現象經常既包含民族傳統文化的內容，也包含當代新興文化的內容。比如在王全安的電影《驚蟄》中，在餘男扮演的關二妹身上，我們便看到她身上既有叛逆、追求個體自由幸福的現代女性意識，又有倚靠、服從夫權的傳統心態，就像她既對城市現代化生活節奏向往，又對城市價值標準的失衡感到恐懼一樣，是一個矛盾的結合體。又如霍建起的《暖》，這部改編自莫言小說《白狗秋千架》的故事，本身就穿越了現代化大都市與偏僻落後的鄉村，穿越了古風尚存的20世紀中國山寨與五光十色的當今社會，講述了穿越文化時空的愛與恨。
傳統文化與新興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彼此滲透。當代新興文化是刺激民族傳統文化發展前進的動因，它被民族傳統文化吸收、改造、整合之後，又成為民族傳統文化的一部分，繼續生息繁衍。
第二，時代文化從其所屬的群落來看，主要包括精英文化、大眾文化、官方文化。
在曆史上，它曾表現為士大夫文化、市井文化與君主專製文化。在現代社會，它表現為精英知識分子文化、大眾（市民）文化與執政集團的主導文化。
主導文化係統是任何時代統治階級的文化模式，它控製、引導著文化的宏觀發展走向。大眾文化係統乃是相對於官方主流文化係統而言的，是自發的、自然的文化行為。在印刷、電子等傳播媒介產生之後，全球化、一體化的大眾文化漸漸興起。精英文化則是指以學者、知識分子為代表的階層所倡導的區別於主流、大眾文化的文化係統，在很多時候，它往往具有批判性、獨立性及前沿性。
中國曆史的大多數階段，都是由官方文化占統治地位。精英文化一般處在被排擠、壓抑、製約（或附庸、隱忍）的地位，而民間的大眾文化則往往被“強奸”、“閹割”與愚弄，很少能夠獨立地展示自己，在社會文化的殿堂間處於“失語”狀態。
某個特殊的曆史時期，精英文化也會變成強勢文化，居於社會的中心（主流）。中國曆史上有一段君主專製文化表層退場，民眾文化尚懵懂含混尚未清醒，隻有知識精英呐喊的時期，那就是五四運動時期。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中國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發揮到極致。君主專製文化所依賴的王權退縮在曆史舞台的背後，曾滲透進人們骨髓的封建意識尚籠罩在華夏的上空，知識精英們站在時代文化的潮頭，運用手中的筆，影響著中國社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進而使民眾的精神在精英文化的啟蒙中蘇醒過來。作為時代文化主體部分的民主精神與科學精神，這對在異域文化裏曾大放光芒的孿生兄弟，在中國那特定的曆史階段中，彪炳生輝。
而當前的我國，對社會影響最大的，則是大眾文化部分。代表當代大眾文化的快餐化通俗文學取代了代表精英文化的經典文學，成為文化研究的主要對象。官方媒介也進一步使主流文化與大眾文化漸漸靠攏、融合。當代大眾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複製性，不僅複製藝術品，還複製價值觀念。當代媒介社會是一個符號世界，我們每天穿梭在廣告、報紙、攝影、雜誌、電影、電視和電腦網絡組成的視覺世界中。形象不僅構成了對現實的反映，而且同時也構成了現實本身。正像視覺符號自身的複製一樣，它同時也在複製著相同的生活方式、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大眾文化的特征之二就是消費性，不僅物質產品是消費的對象，而且文化、藝術、審美，甚至精神也成為消費的對象。物質與精神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後現代藝術最顯著的特征就是消解藝術和生活之間人為的界限和鴻溝。在計算機時代，讓藝術進入生活或把生活引入藝術，是後現代主義文化的重要標誌。當人們終日麵對電視和電腦時，不斷被模擬的現實不僅在虛擬的現實中被改變了，而且它同時也改變著人們對現實本身的感知和理解。現實本身變得越來越脆弱和不可相信。大眾文化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成為社會文化的主角，從這個意義上說，自有其曆史性的進步意義。
判斷一個時期社會時代文化是否正常，可以上述三種文化構成的關係為依據。從純學理上講，三種文化應該是相對獨立又相互影響、彼此製約、有機融合——這，才是正常與健康的社會文化模型。然而實際上，在不同曆史時期，三者關係的態勢各有不同。在社會平穩的情況下，官方、民間（大眾）、精英三個文化係統互相依存，和諧發展，有機地融為社會文化的整體。但在社會不平穩地發展時，它們則呈現幾種特殊的結合形態：
其一，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靠近或結合，與民間文化抗爭或疏離。比如清朝末年的戊戌變法時期，以光緒帝為代表的官方文化與康梁代表的精英文化結合，力求維新變法。但當時的民眾意識因源遠流長的封建文化的愚弄，尚不能自然接受乃至蒙昧地抗爭。
其二，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接近或融合，與官方文化相悖反。
其三，官方文化和它所造就的大眾文化一起，與精英文化對立。此類現象，如中國20世紀50年代的“反右運動”，可謂登峰造極。中世紀西方宗教法庭和信徒對倡導先進文明的人文學者與發現真實自然的科學家的殘酷迫害，亦可謂異曲同工。
其四，主流、大眾、精英三者完全同一。這是社會生活中的一種特殊現象，它絕非正常，而且往往也時運不久。但是，就其文化的實際作用來說，倒也不能武斷地予以絕對否定。因為盡管不是正常的社會文化構成，但有時也有特定的正麵效應。例如我國20世紀50年代初期，就曾出現過這種狀態：新中國成立以後，在盡快醫治戰爭創傷的普遍意願中，在憧憬未來美好新生活的渴望中，在近乎烏托邦但真誠的理想主義的追求中，全國各階層都自然而然地凝聚、集合起來，此時，無論是官方的意識，是精英的思想，還是民眾的呼聲，都在上述基礎上融會貫通起來。其正麵的文化效應毋庸置疑。
但是，不能否認的是，在更多的情況下，三者同一的非正常的文化現象，往往造成社會的大悲劇與大倒退。20世紀德國納粹主義的絕對一統，其品格與後果，是觸目驚心的。
總之，三者隻有互有差異、互相依存、互相彌補，才是社會文化良好發展循環的模式。所處時代三種文化的各自品格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態勢，是每個文化人必須清醒認識的。
第三，時代文化從其內在性質來看，又可分主文化、亞文化、反文化三部分。
社會文化從其內在性質的構成來說，應是一個多元的係統。在這個多元的文化係統內部，總有一種在價值取向上占據主導地位的成分，可稱其為主文化。與主文化的價值取向相異但並不對立的文化，可稱為亞文化。而與主文化的價值取向相對立的文化成分，則為反文化了。上述，沒有意義層麵的裁判性，隻是一種性質層麵的區分。
主文化：主文化是在社會中占主導、統治地位的文化，是時代文化的主脈，處於顯在狀態，它的話語體係與價值觀念在社會生活的大部分角落暢通無阻。但必須在此指出：時代文化中的主文化，並不等於一定是進步健康、必須肯定的。同時，它也並不等於官方文化，盡管官方文化往往占據時代文化的主流位置。
亞文化：亞文化生存在主文化的陰影之下，是時代主流文化的某種附庸，它的話語體係與價值觀念常常流行於社會生活的邊緣或角落。亞文化站在主文化的影子裏，說著自己對生活的獨特感受與看法。它與主文化不相類同，但彼此並不形成對立與對抗。亞文化一般淹沒在主文化強勢的話語體係裏，在一定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潛在的“共謀關係”。
反文化：反文化則站在主文化的對立麵，與之公開或潛在地對抗。其價值尺度與行為觀念均與主文化抗衡，旗幟鮮明，立場絕對，不存在任何的妥協通融。在意願層麵，可以說與主文化“不共戴天”。因此，一般情況下，其活動往往處於地下狀態，受到主文化的壓抑與打擊。反文化很少有浮出地表、公開張揚的機會。但一旦現身地麵，就總能引起轟動，會發出刺目耀眼的光芒與振聾發聵的聲音，進而造成社會的震**乃至巨變——盡管不能因此判斷它一定進步與健康。反文化無論正確與否，在健康的社會文化建構模型中，都應是一個必不可少的存在。因為在很多時候，它可以及時糾正主文化的偏頗，可以將主文化中的弊端一針見血地指出。即便是錯誤偏頗乃至極端反動的反文化，也能夠引起強烈的刺激，引發社會文化整體的反思，進而推動社會文化的健康與進步。
中國文化傳統主脈的內蘊則是——
儒家文化為主文化，與幾個（不同時期、不同個數、不同分量）亞文化組合成中華文化的流脈。如春秋後的“大一統”初期；秦漢以儒家為主文化，以法家、道家為亞文化的組合；魏晉時期的儒家主文化與道、釋、老莊、法家等亞文化的組合，等等。
數千年來，中國社會文化基本上（或主流）總是由這樣的“主亞結合式文化”構成。由於亞文化隻是主文化的一種補充、一個附庸，因此，它不能造成對主文化（無論健康還是病態）的強烈對抗、衝擊，因而使得中國社會文化在相當長的曆史階段處於平和穩定的態勢中。於是，也自然致使中國的社會性質長期保持穩固，社會形態沒有發生劇烈的變動。其中功過得失，不能一概而論：當一種社會性質與形態符合曆史需要與民生要求時，穩定自然是壓倒一切的功績。相反，則另當別論。
相對而言，西方社會的文化係統，往往是主文化與反文化所構成的相對相克，也同時相生相發的結構。如古羅馬時期民主與專製的文化衝突；中世紀宗教意識與科學發現的對抗；文藝複興時期文化藝術觀念的強烈抗衡；啟蒙運動期間新舊文化的拚死搏擊；近代以來各種新異哲學思想以及因此而起的社會學的、文化學的、美學的、自然科學的……與傳統文化所進行的種種“天翻地覆”的對立與顛覆，其對抗之激烈，其進展之快捷，其社會變化之明顯……對整體西方文化，進而對世界文化的曆史性影響（無論革命或改良，乃至倒退），均起到極大的作用。
綜觀中國文化的組成，可以清楚看出：缺乏“主”與“反”的爭鬥，大都是“主”與“亞”的調和，至多是摩擦。而摩擦隻能起些火花，難成雷電，故中國的變革，大多是漸進、蠕動，很少飛躍。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化，多少有了些“主”與“反”的相對立、相生發，但由於曆史積澱、文化承襲、民族性格、社會背景、地域環境等原因，兩者總不大成比例，不成對手。於是，在表麵上看，似乎是“主”與“反”的文化克生。實質上進行與完成的，多是主文化對反文化的改頭換麵，是反文化自我扭曲乃至變質後的“新瓶舊酒”，是反文化被主文化在潛移默化中的閹割。如西方的個體意識在中國被惡性扭曲；存在主義、弗洛伊德等學說在中國文化哲學界，尤其在社會生活中的被極端利用或改頭換麵，等等。
當代中國，從文化建構角度說，在“泛文化”的大背景中，除了允許主文化與亞文化相輔相成外，還應該允許反文化的存在，並鼓勵主文化與反文化的對立相生。這，無論從哲學層麵，還是從社會學層麵，都是文化構成與發展的健康態勢。
“無文化”是人們詰詬某種社會現象或人物的常用詞。實際上，“無文化”也是一種文化。而且在“無文化”中，往往潛藏著某種“反文化”的基因與生命基質。當代的“後現代文化”，不少人常諷之為“無文化”。而“後現代文化”在消解以往“主文化”或“亞文化”的同時，也體現著一定“新文化”即將到來的晨曦（嬉皮士，粗鄙化、原始化的種種社會現象，也是一種文化表現）。
有必要再次明確：主張反文化在社會生活中的不可或缺，是在社會文化構成的層麵來談。主文化與反文化之間，並沒有確定的是非正誤——就像主文化盡管占據社會主流位置，但其自身不一定就健康進步一樣，反文化也不一定就積極正確。在這裏，其正其反，隻是相對而言。
主文化、亞文化與反文化三者之間總是處於動態關係中。一般情況下，主文化與亞文化同守時政要求的壕塹，有意識或下意識地抵製、壓抑乃至扼殺反文化。亞文化與反文化有時也交織纏繞在一起，結成聯盟共同反抗主文化的壓製，爭取自己的話語權利與生存空間。
總之，對某一社會階段時代文化的總體認知，應從上述“傳統文化與新興文化”、“官方文化、精英文化、民眾文化”以及“主文化、亞文化、反文化”三方麵作確實的考察，再進一步作審時度勢的綜合判斷，才能夠獲得有機的整體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