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句老话已经讲得很明白了——见识的增长，无非是多经世事、多悟人情（当然，其中也包含了“知书达理”这层内容）。可见，见识的增长没有捷径，想在“山中一日”，就体悟“世上千年”，只是天方夜谭罢了。
不过，在这里我们倒不妨只从方法论角度，研讨一下“见识”具体生活人事或物象时的思路或途径。
近来，电视纪录片以其贴近生活的“真实性”大受观众青睐。在一定意义上，应该说是社会大众文化的一种进步——人们已经不再满足在那类“寓言”中获得虚幻的慰藉与寄托，而开始正面人生、直视生活、省识“自我”。因此，电视纪录片贴近生活的“真实性”属性，可谓功莫大焉。
然而，怎样理解“真实性”？什么是表层真实？什么是深层（或曰本质）真实？这些就离不开创作者对生活的“见识”了。
任何历史都只能是当代人眼中的历史。电视纪录片的真实，也不可能具有绝对客观的真实，而必然浸润着电视制作者有意、无意的主观意识。于是，我们在强调电视纪录片必须要真实时，在理论上就应先予以界定：电视纪录片中的真实，实际上是（也只能是）一种基于客观基础上的“主观真实”。而既然是一种“主观真实”，它就不能只要“如实记录”下来“原生态”的事件、人物、场所、风光，就可以坦然以示天下了。
已有论者对某些纪录片一味搜幽摄怪，以猎奇为旨或者“如实扫描”、纯自然主义的两类制作，提出了批评。前者有“真”而无“实”：虽然物象确在，却无关涉历史与现实的社会文化内涵；后者则有“实”而无“真”：虽然再现了某方面的社会生活现象，但毫无既定主旨与规范，纯然“泄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也就很难有确切的“真”价值了。因此，上述两类制作，尽管打着真实的旗号，却恰恰是“伪真实”，甚至是“反真实”的！
那么，怎样才能运用自己的“见识”，较好地做到既有一己的“发现”或“发展”，又具备生活深层次的本质的真实呢？
我们且以电视纪录片的制作为例，从“方法论”角度说明——
第一，以自己的“见识”，选择好的切入角度。
“横看成岭侧成峰”，同一素材，切入角度不同，作品内涵就有差异，甚至截然相反。例如近来时有歹徒行凶、勇士制暴的社会事件发生，纪录片是可以反映的：突出歹徒的残忍行凶是一种切入角度，它可以激发人们对罪恶的仇视；侧重见义勇为者的高尚无私、凛然无畏，又是一种切入角度，它能够唤起观众心中的良知和正义感；而若探寻犯罪者之所以堕落的背景原因，则主旨的相异便显而易见了；还可以再换个角度：专门采访、表现当时在犯罪现场的各种旁观者的心态与说辞，从另一方面获取当前社会情境。
第二，“见识”不同，展示层面也会不同。
任何事物都具有多种层面的内涵。作为影视编创者，能够截取最佳层面来反映更为深沉阔大的社会生活画面，是难能可贵的。
刘心武编写《五·一九长镜头》的过程中，其“见识”的不同凡响为作品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其写作背景是不平静的。当时（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内，因中国国家足球队输给中国香港队而失去进入世界24强的机会，引发了一场“动乱”：数千人卷入其中——骂中国队员后转向骂外国球员，从打维持秩序的中国警察到围攻所有见到的外国人，接着近乎疯狂地发展到烧汽车（警车与外国人的汽车）甚至互相斗殴……一片混乱。社会反应极为强烈。作为报告文学（或新闻通讯）该怎么写？第二天的《人民日报》等中央报纸，都以最高层的愤怒为基点，从事件的最外层着眼，详细记述了闹事者几近疯狂的暴烈行为及所造成的后果，旨在严厉谴责这些目无法纪、有损国格的“害群之马”；接着有作者便剥开了闹事的外包装，从观众因国家球队又一次遭到失败而生的悲愤里，体会到广大民众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国家荣誉感，进而呼吁——不宜一味指责、制裁，而应因势利导，使这种潜在的积极因素得以正常地发挥。其文章中有一句极令人深思的话：“如果中国队惨败，而所有中国观众都无动于衷，极具绅士风度地为双方的比赛做淡淡的鼓掌后，漠然而去——那么，我们到底是该为如此有‘修养’的百姓庆幸？还是该为这样无‘自尊’的国民悲哀？！”而刘心武更深入了一层：他采访了参与“动乱”的各方面、各阶层的人士，从中了解到闹事者在闹事前所处的家庭、单位、街市等各种社会背景及潜在其中的历史的、现实的、经济的、文化的、内在的各方面因素，从而给人们展现出一幅厚重深沉、令人沉思不已的当代《清明上河图》。
而我们许多记者、编导则不然，既不考虑历史的潮流，又不顾及时代的需要，对生活事物，往往只满足于表象的描摹，连稍深一些的层面也“见识”不到，既做不到引领风云的“铁肩担道义”，那么“著文章”的“妙手”自然也就无从说起了。如中央电视台某编导展示因缉私盐而牺牲的英雄人物梁兴国一例，便有此病：在当前时势下，表现一个普通小人物如何公而忘私、为国殉职的事迹，应该把重点放在何处？是陈旧地表现主人公工作之余对父母的孝心？是一般地叙述一下他如何认真负责、兢兢业业？还是从当代社会的大背景与历史大趋向出发，着重表现主人公那种“小百姓、大国民”的品格和精神？！
第三，“见识”的体现——对时空背景的审视。
任何生活中的人事均有背景——大背景或小背景。每一个题材，只有置于最能表现其内在品格的适当背景中，才能最好地展示其价值。比如一个劳动模范，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事迹十分感人。是否可以不考虑背景而如实记录下来？——许多人就在此暴露了自身见识的不足与浅薄。试问：如果这位劳模所在企业，管理一团糟，领导者独断专行、花天酒地、视工人如牛马奴隶，广大员工迫切要求改革、进行民主管理，上下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在这样的背景下，若只记录劳模的“雷锋精神”，不恰恰是对历史的反动？！所以，不考虑背景的适当与否，纵然确实“真实”地再现生活“原型”，也会产生“反现实”的错误。
总之，一个称职的影视编剧，应该具备全方位的文化素质，应该在理性把握历史流脉、时代风云的基础上，以自己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全部“见识”为镜头，再感性并艺术地“发现”、“发展”社会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与层面的本质，才有可能创作出真正的艺术篇章。
[1] 崔道怡等编：《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59页，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