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一封来自某旁听研究生的信
陆老师：
关于上节课，我有一个疑问：文格尔先生对于“浪潮”究竟是什么态度？刚开始，他是为了让同学们体验到，在现代，法西斯主义也是可以实现的；结尾处，他再一次劝说同学们时，也表明了自己发动“浪潮”的初衷。但是中间有好几个细节，似乎体现出他也沉溺在“浪潮”之中：
1.当马尔科的女朋友卡罗私下找文格尔，劝说他停止“浪潮”，他却威胁卡罗“给我离开这个课堂”。如果文格尔真的仅仅想让同学们体验到“浪潮”，那么对于私下里这么善意的劝言，他为什么不听？
2.文格尔看到报纸，明白“浪潮”的严重性，他在课堂上批评了同学们，而当蒂姆主动向他认错时，文格尔却对蒂姆说：“你参加这个活动，怎么还不明白不能出卖其他人。”这句话又再一次加深蒂姆心中对“浪潮”的认可。如果文格尔真的想降低同学们对“浪潮”不可理喻的狂热，他应该及时地找蒂姆谈谈。而且在第四天、第五天里，校园里“浪潮”的风靡程度这么严重，文格尔先生肯定是知道的，为什么他不及时降低运动的热度？
3.第六天时，如果他换一种方式结束，会不会有另外一种结果？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文格尔先生也是沉浸在“浪潮”带给他的快感里。还望您替我解开疑问。谢谢！
某某同学：
非常高兴你在与电影文本对话时，产生了丰富的思考。我之所以选择电影作为本课程的媒介，就是因为电影文本具有开放性、丰富性和复杂性，每个人都会带着自身拥有的知识与经验，来和电影文本对话，被激发出不同的感受、想法与困惑。如果能对这些真实的想法和困惑进一步思考与对话，学生就不再是知识的旁观者，而是真正进入了学习的过程。
言归正传。如果你从头到尾看过《浪潮》，就会发现电影给文格尔设置了这样一种身份：体育教师、水球教练、文凭不高，在学校比较边缘，他自身也比较自卑。《浪潮》的高明之处，恰恰是不仅展现了“浪潮”这件“事”，而且也展现了参与这件事的“人”（包括学生们）各不相同的生命状况，让我们看到个体的人与群体运动之间的关系。
我个人觉得，在“浪潮”中，文格尔的情感应该是复杂的。作为“教师”的他，也许开始时没想太多，就是希望通过体验式课程，让学生理解什么是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是怎样产生的，从而完成教学任务。但随着课程的进展，作为“人”的他体验到了“快感”，这种快感不仅是他在“浪潮”中所获得的不容置疑的领袖地位，也包括在自己的操纵下“浪潮”快速发展让他获得的“成就感”。或许他暗暗预期，这样的教育活动将会大获成功，让学生得到永生难忘的体验，也成为自己教师生涯中的一座高峰。是不是这样的快感和期待（背后的潜在动机是证明自己不那么糟糕，一种匮乏性动机），让他在“浪潮”已经显示出失控迹象时，仍然不愿意听从理性来刹车，仍然冒着风险将“浪潮”推向戏剧化的顶点——他精心设计的最后一堂课，给予“浪潮”拯救德国的宏大意义，直至将“叛徒”马尔科押上台？
在《死亡诗社》和《浪潮》中，我们都看到了作为“人”的教师，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他的生命状态都会影响到教育的过程。教师，从来都不是“裸”的，他会带着自己的“三观”进入教育过程，更会带着他的人格，包括过往人生中没有被满足的需要（如被认可）甚至心理创伤，来和学生互动。教育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不仅因为学生们性格各异、需求各异，也因为作为“人”的教师，从来都不纯粹。
一个教师，如果从未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感到满足和快乐，恐怕他的职业生涯是黯淡的、悲惨的。但是，作为教师，却要警觉自己的满足和快乐到底来自哪里？在师生关系中，教师因为其地位，无疑拥有某种“制度性权威”（尽管这种权威在进入现代社会特别是信息时代后有所降低）。他可以凭借自己的优势地位，操控学生，将学生的命运玩弄于自己的股掌之中，从而获得在其他地方很难得到的满足感。教师，也可能因为自身的人格魅力、渊博学识，得到学生的崇拜。若教师沉迷其中，也是危险的，因为如果你需要不断地通过崇拜来被认可，你真正关心的就不再是学生的成长了。在以前的课程中，有学生说也想叫我“船长”，但我很清楚地知道，这种被崇拜是危险的，它将构建出一个虚假的我，也将构建出一种不平等的精神关系。也许，作为教师，健康的快乐和满足，应该来源于学生的成长，来源于自己富于创造性的工作吧。
如果文格尔不是受匮乏性的动机驱动，我想他一定会用更加缓和的方式结束“浪潮”，设计出一个重要的回顾、反思环节，和学生一起探索“浪潮”是如何一步步演变的，健康的群体生活应该是怎样的。
就写到这里，真心感谢你，带给我这么多新的思考！
陆晓娅
2014年愚人节
我所拥有的自由及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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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佛委员会：《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李曼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页。
[2] ]周濂：《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52页。
[3] ]刘瑜：《观念的水位》，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35页。
[4] ]参见［美］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孙佩妏、陈雅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5页。
[5] 1971年，为了探究社会环境对人的行为究竟会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以及社会制度能以何种方式控制个体行为，主宰个体人格、价值观念和信念，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主持了“斯坦福监狱实验”。经过一系列医学和心理学测试，24名身心健康、遵纪守法、情绪稳定的年轻人入选。他们被随机分成三组：9名犯人，9名看守，6名候补，接着被置身于模拟的监狱环境。实验一开始，受试者便强烈感觉到角色规范的影响，努力去扮演既定的角色。到了第六天，原本单纯的大学生已经变成残暴不仁的狱卒和心理崩溃的犯人，原定两周的实验不得不提前终止。
[6] ]米尔格伦的权力服从研究，开始于1961年7月，也就是在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被判死刑后的一年。米尔格伦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地服从了上级的命令，我们能否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在实验中，米尔格伦用电击唤醒了普通人心中“平庸的恶”，证明“那些只做着分内之事，从未质疑自我角色的普通人，可能会在可怕的毁灭性活动中充当帮凶”。
[7] ]［美］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孙佩妏、陈雅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315～317页。
[8] ]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第315页。
[9] 北京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是我退休后和原“青春热线”志愿者杜爽共同创办的公益机构。
[10] ［美］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冯川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7页。
[11] 参见［加］理查德·贝利沃、［加］丹尼斯·金格拉斯：《活着有多久：关于死亡的科学和哲学》，白紫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58～59页。
[12] ［加］理查德·贝利沃、［加］丹尼斯·金格拉斯：《活着有多久：关于死亡的科学和哲学》，白紫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59页。
[13] 参见［美］欧文·D.亚隆：《存在主义心理治疗》，黄峥、张怡玲、沈东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10～159页。
[14] ［美］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梁永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8页。
[15] ［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453页。
[16] ]［美］埃里希·弗罗姆：《逃避自由》，刘林海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第182页。
[17] ]［美］埃里希·弗罗姆：《逃避自由》，刘林海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第149页。
[18] ［美］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梁永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1页。
[19] ［美］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孙佩妏、陈雅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250页。
[20] 参见［美］大卫·利文斯顿·史密斯：《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伤害他人》，冯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年。
[21] “街头智慧”是指在复杂的实际生活中获得的生活技巧，是在书本上和课堂中学不到的。
[22] 参见［美］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孙佩妏、陈雅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504～508页。
[23] ［美］丹尼尔·卡尼曼：《思考，快与慢》，胡晓姣、李爱民、何梦莹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69页。
[24] 周濂：《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9页。
[25] ［美］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孙佩妏、陈雅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502页。
[26] ]［美］欧文·D.亚隆：《存在主义心理治疗》，黄峥、张怡玲、沈东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39页。
[27] ［美］埃里希·弗罗姆：《逃避自由》，刘林海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第174页。
[28] 冯川主编：《弗洛姆文集》，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年，第5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