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中的生死课

怎样才能心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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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似乎是发掘既有的资源和能力,但如果人对未来感到绝望,这些资源和能力就可能被冷冻而无法激活。在面对困境时,对未来怀有“希望”才能给人支撑下去的勇气,才能主动去调动那些资源和能力。

“希望”这个词在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E.P.Seligman)看来,似乎“已经变成说教者、政客和广告商的专用语了”,但他告诉我们,是否觉得有希望,取决于两个维度的共同作用。找到好事的永久性和普遍性的原因,和对不幸的事情做出暂时性和特定性的解释,是希望的两个支柱。对不幸事情做出永久性和普遍性的解释,以及认为好事情是暂时的和特定的,则是绝望的原因[8]。

不难理解,被关进集中营的圭多,如果认为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迫害和屠杀是永久的,他就不可能仍然对未来抱有希望,就不会想出一个“游戏”来帮助年幼的儿子渡过难关——他深信儿子绝不会永远生活在那样一个地狱里!虽然,一个个难友倒下,一个个难友被赶进毒气室中,但他相信善良会战胜邪恶,因此他希望自己能够活到那一天。即使自己不能活着出去,也希望儿子能够活到迎来自由的一天,并且在那一天到来时,仍然拥有感受生活美好的能力。

我曾问一位在“**”中被关进牛棚、被殴打和受尽羞辱的老人,是什么让他能够活下去而没有去自杀。他说:“我就是要活着看他们怎么收场!”这位老人和圭多一样坚信,自己所面对的残酷是不义的,这样的不义不会永久地在人们的默许中存在,因为它是文明的倒退。

这堂课我提供了阅读资料《超越当前的困境》,还为学生提供了另外一个范例:被纳粹集中营吞噬了四个亲人的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的故事。这段故事来自《活出生命的意义》一书,曾带给我极大的震撼和启发[9]:

因为老穿破鞋,我的脚伤得很重。有一天,脚疼得厉害,我一瘸一拐地跟大家走了几公里,从集中营到工地干活去。那天非常冷,寒风刺骨。我不停地想着悲惨生活中的琐屑之事。今晚吃什么?要是能额外得到一根香肠,要不要拿它去换一片面包呢?要不要用最后一根香烟去换一碗汤喝?去哪里弄一根好点儿的鞋带?到工地后是跟原来的小队一起干活呢,还是会被派到其他凶恶监工的小队去?怎样跟囚头搞好关系,让他帮我在营里找个活干,而不用走那么远的路到工地上?

我对时时刻刻想着这些琐事的情况感到厌烦了,就迫使自己去想别的事。突然,我看到自己站在明亮、温暖而欢快的讲台上,面前坐着专注的听众。我在给他们讲授集中营心理学!那一刻,我从科学的角度客观地观察和描述着折磨我的一切。通过这个办法,我成功地超脱出当时的境遇和苦难,好像所有这些都成了过去。我和我的痛苦都成为自己心理学研究的有趣对象。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谈道,“作为痛苦的**,一旦我们对它有了清晰而明确的认识,就不再感到痛苦了”。

弗兰克尔似乎用自己创造的“意义疗法”挽救了自己!

早在1926年,弗兰克尔就通过自己的心理治疗实践,提出了“意义疗法”的概念,但在集中营里,他已经写完而尚未出版的书稿被没收了。他说:“那时我最深的心愿是要再次写出这本书,而这竟帮助我活着度过了集中营的严酷。”

如此看来,维克多·弗兰克尔也是一个不相信未来永远黑暗无边的人,正是对光明未来的想象,让他获得了在集中营的绝境中一定要努力活下去的勇气。同时,我们也从他身上看到,一个知道自己人生使命的人,一个拥有生活目标的人,一个了解自身的价值的人,才是一个更能够战胜困境的人。

正是在这一点上,《美丽人生》中的圭多,似乎比余华的小说中那个无论如何也要“受着”“熬着”的福贵,多了一点儿什么。[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