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和学生一起通过电影中的细节，去整理圭多的特质，以及他是怎样应对集中营的绝境时，我们发现，每个人说到的也许是自己最珍视的，也许是自己最渴望拥有的。我们对电影的反应，何尝不是我们内心的投射啊！
把这些细节放到“抗逆力”的框架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让圭多能够成为集中营真正“赢家”的那些因素是什么。
抗逆力（resilience），也有人译为“复原力”或“心理弹性”，原意是弹性、弹力的意思，即某物质能在弯曲、伸展或收缩后恢复原先的形状或位置的物体的性能。引申到心理学上，就是指一个人在处于困难、挫折、失败等逆境时的心理协调和适应能力，即一个人遭受挫折后，能够忍受和摆脱挫折的打击，在逆境中保持健康、正常的心理和行为能力。更为学术化的说法是：抗逆力作为优势视角[3]的理论内核，是当个人面对逆境时能够理性地做出建设性、正向的选择和处理方法。抗逆力是个人的一种资源和资产，能够引领个人在身处恶劣环境下懂得如何处理不利的条件，从而产生正面的结果。同时抗逆力也是一个过程，可以通过学习而获得并且不断增强。抗逆力高的人能够以健康的态度去面对逆境。[4]
忘记我是什么时候知道“抗逆力”这个概念了，只知道20世纪末的某一天，我在香港买到一本叫作《生命轨迹》的书，作者区祥江是香港著名的青少年服务机构“突破”的心理辅导总监。在这本书里，作者引述了弗雷德里克·弗拉施德（Frederic Flashd）“抗逆力十二因素”[5]，我读到后才感到“抗逆力”是一个真正有帮助的概念——当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时，也就提供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着力点。这十二条是：
1.健康的自我形象。
2.有独立思想和行动的能力，但又不怕向人求助。
3.有良好的支持系统及倾诉对象。
4.有高度的自律及责任感。
5.对新事物开放，容易吸收。
6.敢于梦想。
7.有多样的兴趣。
8.有幽默感。
9.了解自己及别人的情绪，并能做出合宜的表达。
10.认识及懂得发挥自己的才干。
11.能忍受不快。
12.对生命有热诚，有一套了解人生意义的哲学。
这十二条带给我两个很强烈的感受：一是这些可以帮助青少年走出人生困境的因素，在我们的学校教育当中，几乎是被忽略，甚至是被完全排斥掉了；二是其实决定一个人是否会“垮掉”的，不是单一因素，或者反过来说，在逆境中不被打垮的人，都有一张由心态、能力、资源等因素共同结成的保护网。
后来，有学者将抗逆力的构成要素，总结为“3I”结构，即外部支持因素（I have），内在优势因素（I am）以及效能因素（I can）三个部分[6]。现在，我们就可以把电影的细节，整理到这“3I”的结构中了。
I have（圭多拥有哪些外部支持因素）：他的妻子朵拉不仅打破社会偏见毅然嫁给了他，而且在他们被送往集中营时，选择了和他们患难与共，哪怕可能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对于圭多来说，是最重要的支持力量。还有可爱的乔舒亚，无疑他是让圭多能在绝境中支撑住的直接原因。还有曾经收留了圭多的叔叔，还有集中营的难友，比如配合圭多的“游戏”，说自己挣了20分的巴图……
I am（圭多的内在优势因素）：不自卑，表现在他对朵拉的追求上，即便自己是一个犹太人，来自乡村，没有钱，他也敢于去追求家庭优越的朵拉。浪漫而富于想象，比如他把朵拉叫作“公主”，用车上的红布给朵拉铺成红地毯；当然最大的想象，是进入集中营后告诉儿子这是一场“游戏”。敢于冒险和尝试，比如假冒督学闯到朵拉的学校，看完歌剧把朵拉“劫持”，直到后来直接把朵拉从订婚晚会上带走。有同理心，能够理解年幼的乔舒亚面对纳粹时可能产生的恐惧。有责任感，比如最后时刻仍然冒着危险去寻找妻子……
I can（圭多的效能因素，包括人际交往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特别善于用幽默来转化儿子的担心，细节很多，比如他向儿子解释为什么会有“犹太人与狗不能入内”的告示时，创造出了“哥特人和蜘蛛不准入内”；比如当乔舒亚告诉他有人被送进毒气室时，他对儿子说：“没听说过用人当燃料。我没有柴了，抓个律师去烧吧！律师太湿，烧不着，只会冒烟……”面对危险，他会快速地想到解决办法，比如当集中营的看守怀疑乔舒亚是混进宴会的孩子时，圭多马上教孩子们用不同语言说话骗过了看守。他善于利用机会和资源，比如刚进入集中营时，主动要求当“翻译”，给孩子传达出这是一场游戏的信息；比如通过集中营的大喇叭，告诉朵拉自己和孩子还活着，让她也能为了一家的团聚坚强地活下去。他能快速地转换自己的情绪，不让孩子看到自己的脆弱，他还善于寻求难友们的帮助……
经过这样一番整理，“抗逆力”这个词就不再抽象了。“3I”的结构不仅便于理解和记忆，也便于学生迁移到自己的生活中。我还让他们对照弗拉施德的“抗逆力十二因素”，逐条给自己打分，看看自己已经拥有什么，比较薄弱或欠缺的是什么。
但是，我仍然在想，我的教学如何与学生自己的生命故事贴得更近，如何帮助他们发掘出自己的抗逆力？所以，在第五轮教学中，我又加了一个环节，让学生在课堂上分享自己的抗逆力小故事。而我，则会在他们分享的时候，用叙事疗法[7]的理念和方法，帮助他们重新建构自己的故事，从而发现自己的抗逆策略和方法。
黄甜同学分享说，高三那年腿骨折了，医生让她住院三个月，当时她非常崩溃，觉得自己有可能要复读了，但她不想复读。在听取了其他医院医生的建议后，她没有选择住院，而是每天照常上学，只不过坐到了后面的位置上，以便安放伤腿。开始时她很烦躁，会对妈妈发脾气，但是很多同学会给她发幽默的短信，逗她开心。
这时，我开始提问了。我问她：“你身上有什么样的特质，让同学们愿意在你需要的时候关心你？”
黄甜说：“自己平时就很关心同学，同学情绪有了波动很快就能注意到，然后主动去关心。所以自己有了困难的时候，别人也会关心自己。”
我通过自己的回应，提取出黄甜故事中的抗逆力因素：原来，平时关心别人的人，在自己遇到困难时也容易得到帮助。所以，那个“I have”与我们平时怎样做是有关系的，我们要让自己的支持系统更多更牢固，就要像黄甜同学那样，也关心别人、帮助别人。我还注意到，黄甜同学碰到问题时，不是一条道走到黑，而是先多收集一些信息，对信息进行评估后再做出选择，这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可以放到“I can”当中。一般来说，当我们面临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时，如果你手里只有一个方案，就暂时不要做决策。方案肯定不止一个，如果你能想到另外的方案，并且评估了不同方案的利弊得失，再去做决策，这样的决策质量更高些。
戴思云同学分享说，自己属于比较内向的，喜欢一个人学习，结果在初中时被其他同学排挤、讽刺，心里很难过。但接近中考了，她要求自己把这些负面的信息都加以屏蔽，专心复习。同时她也知道，每个同学压力都很大，他们议论、嘲讽自己，也是为了给自己减轻压力。
我这样回应她：戴思云想了两个方法帮助自己，一个是屏蔽负性的信息，不让它们干扰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下；第二是理解这些同学行为背后的原因，将他们的攻击性行为解释为给自己减压，这样心里就少了很多怨恨，避免了情绪上和行为上的对立。在戴思云的故事里，我看到了她有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I can），同时也看到她是一个能从心理层面理解别人行为的人（I am）。
还有其他同学的分享说，自己的兴趣爱好可以减压，比如喜欢体育的同学说，会在情绪不好时去踢球、跑步，出一身汗的同时坏情绪也降低了；也有同学说，父母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我希望通过同学们讲的抗逆故事，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强化他们“我有能力”战胜困境、逆境的意识，看到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如果通过这个课堂，能让他们在那个“I am”上增加一点点分量，我会感到十分欣慰。实际上，我确实在课程中看到了学生的成长，有学生告诉我，自己从初中就不再在课堂发言，但在生死课上她打破了自我限制；有学生告诉我，高中紧张的学习让他不得不放弃了绘画，但现在他重新拿起了画笔，因为他感觉到内心有一种想要通过画笔表达的愿望，也觉得画画可以帮助自己稳定情绪，减轻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