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圭多为什么要让儿子生活在一个巨大的“谎言”中？这个“谎言”对孩子有意义吗？你在生活中看到、听到过一些类似的“谎言”故事吗？它们的价值何在？怎样区分给人带来保护的谎言和带来伤害的谎言？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长大的过程中，都被教导“不能说谎”，这是一个非常绝对的道德律令。但是在生活中我们却看到谎言无处不在，从家庭中的小谎言，到社会上的大谎言。在某些历史阶段，谎言甚至大行其道，即便完全脱离了常识，也仍然可以被当作“真实”来接受。所以，“谎言”这件事，似乎并不那么简单的，是需要辨识和讨论的。我希望就此进行的讨论，能帮助学生打破“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
下面，就是第三轮课上我和同学们，也包括助教老师就此进行的讨论，因为既有学生也有老师，所以统称为“发言者”。
发言者A说：电影中，圭多让孩子生活在谎言中，但是我们到底需要一种真实警醒我们，还是需要谎言帮助我们？宗教似乎也常常会给我们一些美丽的憧憬，虽然我们不能确证，但所有民族都有这样的东西支撑着人们。
陆晓娅：会不会有些谎言是恶意的、邪恶的、出于某种私利而制造的？说到宗教，虽然可能无法确证死后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但宗教建构出死后的世界，对活着的人是不是有所安慰？这算谎言吗？过去我们听到的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在多元的社会中，有很多人信仰宗教，我看到台湾的临终关怀机构，也会设立不同的宗教场所，让临终之人得到安慰。
发言者B说：人民有时候也需要鸦片，我小时候肚子疼就吃过鸦片，精神上也是一样，太痛苦了就需要麻醉剂。
发言者C说：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看，如果让人民将谎言当作真实，是有害的。
发言者D说：有些谎言就和美图秀秀一样。
发言者E说：圭多告诉儿子这是一个游戏，一个是制造希望，一个是传递温暖。他用来制造希望的是谎言，但传递的温暖是真实的。真实和谎言也可以同时使用，不一定是割裂的。
发言者F：谎言中也会有真实的情感。
发言者G：不在于是真实还是谎言，而在于你选择相信哪一个，就像故事中的孩子，他也听到另一个版本，纳粹拿人做纽扣、肥皂，也听到了父亲的说法。“大跃进”时也一样，你可以选择相信，也可以选择不信。
陆晓娅：儿子愿意相信爸爸，第一是有亲情的联系；第二是爸爸不断告诉他是个游戏，小小的乔舒亚选择相信爸爸。我想爸爸是完全知道集中营的残酷，以及死亡随时可能降临，未来是不确定的，电影中也充分表现了这一点。我相信爸爸心中也充满了担心和恐惧：可能有一天一家三口都会死。但他为什么选择要制造一种游戏？为什么要在那么绝望的地方通过“谎言”制造希望？
发言者E：真相对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说，太恐怖了，而且未来是未知的、不可控的，父亲的说法给乔舒亚带来安全感，也让孩子把被动的忍受变成了主动的参与。这个游戏让爸爸在孩子心中的形象始终没有崩溃，这样的爸爸形象，可以帮助孩子不被吓坏了。
陆晓娅：还有更深的意义吗？
发言者H：虽然圭多并不知道自己和孩子会活多久，但我想他希望孩子在死去之前当作游戏好好过完人生，而不是像刚进来时看到的那些目光呆滞的人。
陆晓娅：集中营的痛苦不仅是身体的，还有心理上极度的不安全感，还有人性中的阴暗。孩子看到，同样是人，一些人却那么残暴，会不会对人性失去希望？圭多甚至把那些喝喝呼呼的士兵都说成是游戏的一部分，这是不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保护？如果一个人从小就看到人性中恶的东西，会不会对人失去信任？
发言者J：片名是“美丽人生”，这是爸爸的愿望，即便他和孩子马上死去，也有过美丽人生。
同学H：爸爸有奇怪的幽默感，他把被涂上“我是犹太人”的门关上，就变成“你来晚了”，玩文字游戏。还有对儿子解释“犹太人和狗不得入内”，说人各有各的喜好，有的店铺“不欢迎西班牙人和马进去”，有的地方“华人与袋鼠不准入内”……他可能对诋毁、践踏不在乎，可以玩味这些。
发言者G：我有点不同意见，父亲知道这些话是种族歧视和排斥，他内心未尝不感到痛苦和愤怒，但他选择用幽默来承担，因为不希望孩子来承受他所不能理解的屈辱与排斥。
为什么这位父亲不希望孩子承受被歧视和排斥的屈辱？为什么圭多在集中营里为孩子建构了一个玩游戏的故事？
心理治疗家欧文·亚隆说，儿童必须以与内在资源相匹配的速度处理各种问题，“过多，过早”显然都会造成失衡。在发展出适当的防御机制之前就面对死亡的残酷的孩子，可能会承受过大的压力。[2]
我的朋友、心理学教授杨眉则从一生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她的看法：那个父亲精心呵护的不仅仅是孩子在集中营时的处境，更是孩子的一生。他在最黑暗的时候给孩子留下的却是最光明与温暖的回忆。他在守护中帮孩子维护并且发展了最重要的内在资源——希望与乐观。
杨眉教授并非仅从心理学的理论推出这个观点，她自己的亲身经历，更是让她深感当现实无比黑暗时，保护孩子的希望与乐观是多么重要：
杨眉刚刚出生20多天，她的爸爸就因为曾向胡风约稿而被审查。她两岁多的时候，爸爸又被打成“右派”，并被开除出党。但是为了保护她幼小的心灵不受伤害，全家人一直向她隐瞒了爸爸是右派这件事，外婆和妈妈还努力在重重压力下，让孩子感觉到生活一切正常。“他们从来不当着我的面窃窃私语从而引起我的好奇和猜疑，我醒着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听见家里的大人谈过任何家中的变故，因此我对家里发生的重大变故没有任何印象”，直到“**”开始她们连自己也无法保护的时候。即便是这样，当杨眉问妈妈，爸爸为什么会被打成右派时，她的妈妈都坚定地回答：“他们搞错了！”
应该说，杨眉的家人并没有对她说谎，而是保守了一个巨大的秘密，这使得童年的杨眉可以生活在快乐之中，并因此拥有内心的安全感。正是这样的人生“底色”（杨眉称其为“阳光基调”），让她虽然后来经历“**”的创伤，却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自我，仍能相信好人的存在，而不是彻底沦入对自我的否定和对人性的怀疑。这种来自童年早期的安全感，也是她后来在专业领域发挥创造性的基石。
非常宝贵的是，旁听生死学的杨眉老师在课后写来一篇文章，题目是《给准父母的一封信》，专门论述了“希望”的意义有多大。为了保持它的完整性，就放在附录里吧！
也许，从保护孩子的心灵角度说，我们不应该把圭多创造的游戏叫作“谎言”吧。从根本上说，他的确创造了一个游戏，一个用智慧与幽默和邪恶斗争的游戏，一个用善良战胜邪恶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