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放了电影中两个最温暖的片段：
片段一：深夜对话。
凌晨四点，无法入睡的薇薇安按铃叫来了护士苏西，告诉她自己睡不着，有些事情想不明白。苏西没有责怪她，反而站在床前抚摸着她的胳膊说：“你接受的考验真是太艰苦了，而且是你不能掌控的。”苏西接纳、理解的态度和温情的触摸，让薇薇安再也不愿躲在“坚强”“理性”的面具下，她一边哭着一边告诉苏西自己非常害怕。苏西用肢体语言安慰着软弱但真实的薇薇安，告诉她“亲爱的，这是当然的”，又给她拿来冰棍。因为化疗已将肠胃中的表皮细胞都杀死了，吃冰棍会让她好受些。
两人吃着冰棍，苏西主动提起了临终的话头，说有件事要请薇薇安好好想一想，“就是在你心脏突然停止跳动时，他们应该怎么处置你”。苏西告诉薇薇安：“你可以选择‘全力抢救’，在你心脏停止跳动时，他们会发布蓝色警戒灯，把你送进加护病房（重症加强护理病房，英文为Intensive Care Unit，缩写为ICU），直到你病情稳定；或者你可以选择‘不需抢救’，万一你心跳停止，我们就会随它去，你就不会被急救了。你可以先想想，趁柯医生和杰森还没有找你谈的时候。”
薇薇安很想知道医生们会怎么做。苏西告诉她，他们会倾向于抢救生命，“只要生命能延续下去就好，不管你身上已经接了多少仪器……他们总想知道得多一些”。
薇薇安很快做了决定：“就让它自己停吧。”不过她希望苏西一直能陪伴她到最后，苏西说：“当然。”
片段二：逃家小兔。
在柔和的钢琴声中，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妇人沿着医院的走廊慢慢走来。当她隔着玻璃门看到病**光头的薇薇安时，眼睛里流露出惊讶和心疼。
她是薇薇安攻读博士时的导师艾斯弗教授。教授早已退休，今天她进城看望孙子时听说薇薇安生病了，便赶到医院里。在老师面前，薇薇安脆弱得像个孩子，她告诉艾斯弗教授，自己特别痛苦。老师看到薇薇安流下成串的眼泪，便拿掉床栏杆，上床像妈妈一样把薇薇安抱在怀里。老师想给薇薇安念些多恩的诗，已经念过太多的薇薇安拒绝了。老师又从包里拿出了绘本《逃家小兔》，给薇薇安念起来：“从前有一只小兔想逃家……”薇薇安慢慢安静下来，在老师诵读声中，在老师温暖的怀里慢慢睡去。艾斯弗教授亲吻了薇薇安的额头，轻轻地对她说“愿天使的歌声伴着你入眠”，然后悄悄离去……
这是一个非常宁静，甚至充满诗意的片段。镜头中，导演用了很多大特写，让艾斯弗教授的满头银发、大眼镜和眼镜后面关切、疼爱的眼睛，充满了整个画面。观众耳朵里是她用平静又慈爱的声音为薇薇安念诵的《逃家小兔》：“如果你变成渔夫，我就变成小鸟躲避你，小兔说。如果你变成鸟儿，兔妈妈说，我就变成你歇脚的那棵树。小兔子说，我还是待在这儿，做你的小宝贝好了……”
恰如王一方教授在《绘本中的生死智慧——逃家小兔》一文中所说：《心灵病房》的导演的确不同凡响，从童书中挑选了这么一本富有隐喻的绘本（居家—离家—归家，不仅是小兔子对生命的遐想，也是真实生命的轮回。小兔子无论身处何方，无论如何变，妈妈的爱都环绕在身旁），给一位文学博士、大学教授作离别的精神跳板。这并没有降低她的精神海拔，恰恰为她的飞翔平添了一份纯粹，“死亡的恐惧与忧伤消弭在《逃家小兔》温情的画面中”。
在以往的教学中，放完这两个片段后，我会请学生在护士苏西、病人薇薇安和艾斯弗教授三个角色中选择一个，以第一人称为她写出内心独白，然后在三人小组分享，看看彼此有什么联结。但是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会直接抛出一个话题：在这两个片段中，我们能够学习的是什么？
做这样的调整，是因为我越来越感觉到，陪伴临终者是需要学习的。很多时候，我们或者被自己的恐惧与焦虑所干扰，或者被文化中的死亡禁忌所控制，使得宝贵的临终陪伴变得毫无质量——当临终者想谈谈死亡的时候，我们会习惯性地用“别这么想，你会好起来的”去搪塞和欺骗；当临终者诉说自己的痛苦和孤独时，我们可能会用“坚强些”“我们不是都在吗”来责备和敷衍——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其实是在处理我们自己的焦虑和恐惧，把临终者推到更深的孤独当中。
是的，我的学生还年轻，但他们当中很多人已经在面临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衰老与死亡。电影中的苏西，作为护士经历过很多死亡；老教授也活到了一大把年纪，有她的生命智慧，我们何不从她们身上去学习呢？
那么，我自己从她们身上学到了什么呢？
首先，她们让我看到了，用肢体语言表达关心和抚慰，也许比言语更重要、更有效，特别是在临终者已经很难进行自我表达的时候。皮肤是人与外部世界的边界，当薇薇安感到孤独时，苏西有节奏的抚摸，艾斯弗教授的怀抱，让这个边界变得柔软了，甚至是可以穿透了——薇薇安不仅由此释放出内心的痛苦，也因为感受到他人的存在而减少了恐惧和孤独。也许，当我们去陪伴那些走向生命终点的亲人时，说话并不那么重要，而全然地在场，静静地拉住对方的手，轻轻地触摸脸颊，缓缓地抚慰后背和四肢，与对方同频呼吸，就足以传递出关切与爱意，让对方感受到温暖和被珍视。
我学到的第二点是，接纳临终者的所有感受。在电影中，当薇薇安说她很害怕时，苏西没有否认她的感觉，而是说：“亲爱的，这是当然的。”当薇薇安对自己的老师说“我好难受”时，艾斯弗教授的回应是“我了解，我看得出来”。接纳临终者的感受，是一种真正的仁慈。1969年，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医生出版了《论死亡与临终》一书，并在书中提出了“临终的五个阶段”——惊吓以及随之而来的否认；愤怒并且问：为什么是我；讨价还价：只要再多一点点；沮丧，畏缩，无奈；接受。在她的最后一本书《当绿叶缓缓落下》中，她对五阶段理论又做了一些修订和补充，指出五阶段会因人不同，也并非直线进行[11]。后来，又有许多心理学者，通过对临终者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诠释系统。例如，埃德温·史奈曼的“情绪蜂巢说”就认为，临终者面对死亡时，会纠结在各种情绪中，如不愿相信，充满希望，生气，苦恼，害怕和困惑等。他们可能前一刻还在与人理性地讨论已经逼近的死亡，却在下一刻彻底否定自己的真实病况[12]。不管专家学者们总结出什么样的情绪模式，我们都可以看到，临终者的情绪是丰富和复杂的。当他们表达痛苦、悲伤、愤怒或孤独的时候，如果我们说“你会好起来的”“不要去想了”，我们所传达的信息，会让对方感觉到“你不应该有这样的感受”，否认了他们有这样感受的权利。当临终者的这些感受没办法表达，表达出来不被承接不被允许时，他们反倒会被这些感受所淹没。相反，当这些感受能被允许，能够通过共情得到接纳和理解，生命的能量就会重新流动起来，让他们去做最重要的事情，比如留下遗言，安排后事，表达感谢等，让“生死两相安”。
我学到的第三点是，就“临终偏好”和当事人坦诚地交流。这点很难也很重要，在不同的时间段可能需要不同的话语来开启。美国医生阿图·葛文德（Atul Gawande）在《最好的告别》一书中，详细记述了自己父亲临终的过程，在《艰难的谈话》一章中，我记住了这样一些句子：如果时间不多了，你最关心和最担心的是什么？你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你愿意就此做哪些交换，不愿意做哪些交换？正是通过这样的谈话，阿图医生使父亲和其他一些癌症患者，为自己做出了最好的选择，也实现了许多宝贵的心愿，减少了临终的遗憾。阿图说：“技术化的社会已经忘了学者所谓的‘垂死角色’（dying role），以及生命接近终点时，它对于人们的重要意义。人们希望分享记忆、传承智慧和纪念品，解决关系问题、确立遗产、与上帝讲和、确定留下的人能好好活着。他们希望按照自己的主张结束自己的故事。”[13]
我学到的第四点是，陪伴一个临终者，需要先安顿好自己的心灵。这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特别是临终者是我们自己的亲人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