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电影。在《心灵病房》中，薇薇安即将走向死亡。但是在死亡之前，她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这段人生之路的舞台，不再是她热爱的讲台，而是被称为“白色巨塔”的现代化医院。
我将电影中几个给我很深印象的片段剪辑出来，合并在一起，命名为“现代医院系统和病人”，这是理解薇薇安故事的重要背景。
在这些片段中，我们可以看到医生如何告知病人患了绝症，要病人接受实验期药物进行化疗；看到医生头也不抬地讯问病人；看到病人在冷冰冰的机器中做出不同的姿势以完成检查；看到年轻的男医生把病人撂在妇科检查**出去找人；看到专家带着一群菜鸟医生，围着病床当着病人的面讨论病情……导演通过影片的色调和构图，强烈地暗示出现代医疗系统中医生与病人的关系、病人与医疗设备的关系。
我请学生们谈谈看完这些片段后的感受，学生们说：感到在医院中，病人没有隐私，不被尊重；病人好像道具或实验用的小白鼠，而医生似乎更看重自身的利益，比如通过实验发表论文，而不是真正关心病人的福祉；医疗技术更先进了，但医生与病人的关系更远了。
其实，这并非仅仅是医生的个人素质问题，而是整个医疗系统的问题。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医学人文的王一方教授，曾对此进行过论述。他在《中国人的病与药》一书中描述了从经验医学到实验医学的变化。例如，过去西医通过视、触、叩、听，中医通过望、闻、问、切来进行诊断，诊断过程是人与人的直接接触，诊断质量系于大夫一身；而现代实验医学则靠声、光、电、磁以及信息技术，大大延长了个体感官的精度与深度，分工更加精细，指标体系更加庞大，从传统的“人的诊断学”演变成了现代的“机器诊断学”，诊断从依赖“一个人”变为了依赖“一群人”。在这样的变化过程中，“不仅带来信息、知识、技术的分割，也带来非知识因素如诊疗程序中情感认知、人文关怀的断裂”[6]。不知不觉中，“医学视野中的疾病、躯体完全被对象化、客体化，人的主体性、情感、意志被抛弃，医生的冷漠、技术性失语都成为合理。医学不再是人与人的故事，而是人与机器、人与金钱的故事”[7]。
薇薇安，还有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病人都曾经体验到，在医院中，你不是作为一个人存在，你失去了姓名，变成了床号或病历号，你的喜怒哀乐都毫无意义，你只是作为一种“病症”而存在，你只是等待医学处理的一个物件。薇薇安说：“我想柯和杰森那些文章不是关于我的，是关于我的卵巢癌的，关于我的腹腔检验。我现在这个样子，就像个标本瓶……”这是一种生命被异化、被疏离的经验，它令人孤独，悲伤，甚至绝望。
好在，医学界也有了反思的声音和新的探索。200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临床医学教授丽塔·卡蓉（Rita Charon）首先提出并发起了叙事医学（narrative medicine）运动，她认为有效的医学服务需要叙事能力（生命叙事、苦难叙事、衰老叙事、死亡叙事等），医学生可以通过研读文学作品、人物自传，以及接受现象学、心理分析、创伤研究和美学方面的训练，来提升观照、倾听、诉说疾病的叙事能力，从而更好地认知生命、疾苦和死亡的意义，使临床医学更有人性。卡蓉所期待的是：当医生在对一名年逾古稀的老妪例行足部检查时，被医生检查的不仅仅是糖尿病足溃疡的症状，还有医生握在自己手上的患者立足于世、安身立命的生存状态和风风雨雨几十年的生活状态[8]……
好感人，也好遥远！医学的人性化复苏还在梦境，但我们至少要知道，这种“只有病，没有人；只有公共指征，没有个别镜像；只有技术，没有关爱；只有证据，没有故事；只有干预，没有敬畏；只有呵斥，没有沟通；只有救助，没有拯救”[9]的技术主义的临床医学，并不是合理的，它需要改变。而即使作为病人，我们也可以参与到改变中。欧文·亚隆曾在他的书中提到一个故事，一个叫伊娃的癌症晚期患者，曾把生命最后的目标定为“使L医生更具人性”。这位L医生很冷漠，戴着巨大的金属框眼镜，坐在一张超大的写字台后面，一边和伊娃说话一边在病历上打字。伊娃要求他不要这样，她希望医生能看着自己，给她更多的时间。伊娃也表示理解L医生的心情，作为癌症医生，他几乎得看着所有病人死去。后来，伊娃做了一个梦，梦见一群医生都在快速地离开她，L医生也在内。她在后面追赶着，大声告诉他们：“没有关系，我理解你不能治愈我的癌症。我原谅你，没有关系，你们有这种感觉非常正常。”当伊娃把这个梦告诉L医生时，L医生多年构筑的壁垒被打破了，他开始和伊娃有了更多人性层面上的互动……[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