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書是靠‘熏’。”徐城北語出驚人，這與他的身份多少有些不相統一。
徐城北生長在一個一生都讓他很驕傲的家庭中，這個家庭的氣質，以及它背後的大環境，都有一種倔強和執著。它使徐城北養成了對“書——人類文明”的尊崇，使他沒被當時扭曲與惡劣的環境壓趴下。父母是香港《大公報》的“名記”，家裏書很多，但徐城北那時很少讀，隻是偶爾翻翻看。但在他身邊，有一個由父輩知識分子組成的小圈子。
父母經常帶徐城北走訪馮友蘭、向達、潘光旦、沈從文、汪曾祺、艾青等老一代知識分子，那時徐城北還是個孩子。這些人家裏都是書香門第，書很多，說的也大都是和書有關的事。聽得多了，見得多了，徐城北自然就被“熏”出來了。
父母把他寫新疆的詩給艾青看，艾青讀了說好，讓這孩子來找我聊聊。沒有人能強迫艾青去讀別人的詩，徐城北絕對是個特例。
後來艾青把自己的書送給徐城北的父母，但他父母那會兒已經老了，讀不了了，就讓徐城北讀。
“我跟這些老一代文人在一起玩的感情很深。我和他們都是經曆過痛苦而相識的。我的‘文革’也不容易啊，在全國流浪了一年半，走了22個省市，這種漫遊也是苦中作樂，看看祖國的大好河山，這也是讀書啊。行萬裏路，讀萬卷書。李白在這兒遭遇過苦難，杜牧在那兒遭遇過苦難，想到這些，我心裏豁然開朗，和他們相比，我遭遇的這點苦難算什麽呢？這就讀了書了。我這種讀書是大多數知識分子所沒有的。生活是第一位的，讀書是第二位的。生活這本大書，我覺得我是飽讀了。”小時候徐城北不是一個注重讀書的人，但今天卻不同了。他說：“今天的知識分子最可悲的就是隻讀書不注重生活，不注重從生活中找直接的感受，隻會引經據典。生活是第一位的，書不過是生活折射的一個範圍。後一代的知識分子應該用自己對生活的感受去完善以前的好書，修正以前不夠盡善盡美的書，這才是讀書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