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天明的作品在內地流傳廣泛，具有自己的獨特性。相對於現在的私人化寫作，他的作品有宏大敘事和理想主義的影子存在。這種風格是怎麽形成的呢？
陸天明說：“從我的個人經曆來說，我跟你們現在文學圈裏的青年作家不一樣。我是從“文革”時期搞文學的，對文學、人生、社會、曆史的認識，幾十年來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我必須完成一個自我蛻變的過程，就像一條蛇逐層脫皮。因此，可以這麽說，這二三十年我經曆了一個艱難的重新認識文學和認識人生的過程。我一直在追問，究竟什麽是真文學？在最初階段，我認為黨和革命就是文學。那時候我十八九歲，滿腦子拯救世界、改造中國的念頭。現在我也並不對此持完全否定的態度。一個作家假如心中沒有一點關注世界、關注人類命運的信念，所思所想隻有自己那個小我的得失，我總是很難相信這樣的人會成為優秀的作家、能寫出為曆史肯定的大作品來。認識到這一點，對於我來說，是付出了‘血’和青春的代價的。這是我搞文學的第一階段。”
後來，陸天明就開始尋找那些年裏丟失的東西，進入了他人生和創作的第二階段。在這個階段裏陸天明找到了什麽東西？“那就是要找到自我，找到我創作的藝術個性，我獨立思考的進程。因為你是作家，你必須向世界表達個人對世界的感受和情感，通過你的藝術個性，進行創造性的藝術活動。沒有這個就沒有文學，沒有藝術。在這種情況下，我寫了《泥日》、《桑拿高地的太陽》和《木凸》。但在此以後，我仍覺得有點問題。作家擁有了自我，擁有了自己的藝術個性後，就解決一切問題了嗎？那時候文壇上個人化之風越來越烈。似乎隻要個人化了，一切就OK了。搞到後來，文學藝術隻有遠離社會、遠離時代、遠離大眾才成其為文學，才成其為藝術。這樣的文學、這樣的藝術當然很有特點，但結果是從極端的個人化走向極端的私人化，人性去除了社會性的人，必然隻剩下了‘性’。於是作家從上三路寫到了下三路……我並不認為文學要回避性。但如果在作家筆下，人性隻剩下了性，文學最後也一定會走向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