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搞房地产、炒股票、在政府挂职到今天的作家，一路走来，周梅森对生活态度的变化很明显。在没下海挂职前，他对生活的态度基本上是一个传统文人的态度：位卑未敢忘忧国。喜欢清议，身处陋室而指点江山。热情很高，牢骚也很多，当然也包含对自己窘迫生活的不满。下海挂职以后，他认识到了文化人清议的另一面：不切实际的东西太多，可操作性太差！他现在最关注的是怎样将清议变成一种法定的政治制度，一种法律的监督力量。因此，当他出于平民的立场考虑某种问题时，会自然而然地兼顾到国家和民族的立场，目光和视野就不那么狭隘了。
有人曾说，周梅森下海是为了了解、掌握时代的发展脉络，周梅森纠正了这一点：“我下海是为了赚钱。”从赚钱获利这个角度看，他也许有些失败，但下海改变了他的人生，使他从一个书斋式的作家变成了一个时代的弄潮儿，让他对这25年的经济改革历程有了切身体会，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这笔财富他还没怎么动用，正准备动手开发，写一部三卷本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长篇小说。在这部作品里，他将对这25年的经济发展做一次全面的展示，对一些经济现象和问题进行道德与价值的判断，对资本及资本家的原罪、改革与改革者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
“如果没有商场上的失败以及股市上割肉的惨痛，我不会对经济问题如此熟悉，也不敢写这类题材的作品。再比如说，给我带来巨大名声的政治小说吧，其实也是另一种失败的产品，政治上的失败。我这个人对政治充满热情，真心想当官，而且自认为能当个好官，可迄今我连小组长都没当成。于是，我不停地斗争，不停地失败，再斗争，再失败，最后便把这种政治上的失败全转化成作品，把人家的行为艺术变成了自己兜兜里的money！”别人不断表演，周梅森则不断地卖门票，从这个角度来讲，周梅森赚了大便宜。所以，失败与成功对周梅森而言只是一个看问题的角度而已。他既然在14岁的那个早晨就把自己定位成了一个作家，终生的使命当然是不断地从事艺术创造。因此，政治上的失败也好，经济上的失败也好，他都会把它看作生命的一种体验和写作的素材。对他来说，创造力枯竭，写不出好作品才是最大的失败。
周梅森书语
读书提升生命的质量。
多读好书，不断地丰富自己，完善自己，你的生命才会不断增加一些必要的重量，你做人做事才能更有信心。
“反腐”不能全概括
《我主沉浮》、《国家公诉》、《至高利益》、《绝对权力》，这四部响当当的作品给周梅森戴上了“反腐作家”的头衔，他自己却不认同这个称号，因为“反腐”不能概括他小说的全貌。他说：“我的作品内容很丰富，涉及到国家、民族、时代进步等各方面，其中许多尖锐复杂的矛盾，不是一个‘反腐’所能概括，‘反腐’只是其中之一。”
周梅森经常会以一个高级领导班子为叙事主体，精心塑造一批高级领导干部形象，同时将笔触深入到经济生活的核心，揭示资本和资本运作的秘密、市场经济和权力经济的关系，对我国二十几年来的改革实践进行了深刻反思。故事惊心动魄，令人警醒，令人震撼。
周梅森从煤矿起步，下过海经过商，如今成为作品最畅销、拿着高额版税的少数几个作家之一。对于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他不仅参与剧本改编，还参与投资和决策，这在中国作家中非常少见。“我的确很精明，在谈生意时，人家根本不信我是作家。”周梅森的成长历程也有些传奇色彩。他曾用“荒原里长出的一棵树”、“极其现实的乐观主义者”来形容自己。他认为自己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从一个别字连篇的小矿工，到一个众人瞩目的作家，从南京最早的股票大户之一，到下海经商做房地产，再到自己投资拍电视剧，长时间的“折腾”使周梅森积累了财富，也积累了经验。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小说中触及和剖析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