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至1998年，王嶽川又開始苦惱。這次苦惱的是因為讀書、寫作已經成了他生活的一個鏈條，寫了這麽多，還寫些什麽？境界是自己一級一級提升的，於是他不斷地否定自己，總想弄點新東西出來。
在北大做學問，其實就是一個非我的過程。做了十年西學，王嶽川開始思考：難道我今後就是一個後現代主義研究者嗎？難道我就是一個西方文論研究者嗎？他發現：迄今為止，沒有幾個真正做學問的是僅僅研究西學的。所以，在他看來，僅僅做一個搬運工，“拿來主義”是不夠的，這隻是第一步。於是，王嶽川又開始回歸，回歸到了當年做唐代詩歌的過程。
1997年，他決定轉型研究中國問題，開始思考21世紀中國在亞洲文化發展的關鍵，肩負起了中國文化輸出的重大使命。
王嶽川這麽多年總在為中國文化的存在找理由，總在為中國文化今後的發展找一種合法性，總在為中國文化不完全變成西方的垃圾文化、流行文化，保存一些合法性、合理性而努力。
王嶽川越來越感到“文化定輸贏”，東方文化應該成為21世紀全世界的重要思想。“到北大已經20年了，如果隻是拿著這份工資等退休的話，那麽我當初讀《青春之歌》走向北大的路就還沒有走完。”所以王嶽川最後想寫的一本書也是最後想讀的一本書，就是《東方精神》。
王嶽川書語
做學問的16字心經：古代根基、西學視野、當代問題、未來遠景。
一個人做一輩子學問可能成為一個專家，但是不可能成為一個心懷寬廣的思想家。僅僅做一個專家是不夠的。
王嶽川說“後現代”
王嶽川經常在各個大學的講座中，以“發現東方與文化輸出”為題贏得了眾多學子的追捧。而學子們知道他還是因為他的那部《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關於後現代主義的論點讓他在文化界也贏得了聲望。且看他在《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引言》中的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