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試畢竟是元代科舉三級考試的第一級，作為會試、廷試的預選考試，鄉試自然會關注後二者的命題方向，因而朝廷時政，也是鄉試策問的重點問題。
一、探討當朝急務
不同時期朝廷麵臨的緊要政務，經常是鄉試策問的重要考題。泰定前後的三史編修、天曆年間的賑災與恢複治安，就屬於這樣的策試問題。
泰定三年（1326）大都鄉試策問，著重提出宋、遼、金三史的纂修問題：
趙宋立國三百餘年，遼、金二氏與之終始，其君臣媺惡，其俗化隆汙，其政事號令征伐禮樂之得失，皆宜傳諸不朽，為鑒將來。然當世史官，記傳叢雜，不可盡信，虞初稗官之書，又不足征。昔《晉書》成於貞觀，唐史作於慶曆，蓋筆削之公，必待後世賢君臣而始定。聖天子方以人文化天下，廷議將並纂三氏之書，為不刊之典。左氏、史遷之體裁何所法？凡例、正朔之予奪何以辨？諸君子其悉著於篇，用備采擇。[1]
前朝史的修撰，始議於元世祖中統二年（1261）初立翰林國史院，翰林學士承旨王鶚即提出編纂遼、金史的設想。[2]至元十三年（1276）平南宋，又收集“宋史及諸注記五千餘冊，歸之國史院”，[3]以備宋史纂修。仁宗延祐間，宋、遼、金三史修撰再次提出，並在朝廷集議，終因“舊史多闕軼”，[4]及“互以分合論正統，莫克有定”而未能舉行。然三史纂修，實為元朝的當務之急。時任太常博士的虞集於廷議雲：“三史文書闕略，遼、金為甚。故老且盡，後之賢者見聞亦且不及，不於今時為之，恐無以稱上意。”[5]明確指出修撰三史的緊迫性。英宗即位，右丞相拜住“獨秉國鈞”，“欲撰述遼、宋、金史”，責成翰林直學士、同修國史袁桷。[6]袁桷草擬《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例事狀》上奏朝廷，詳細開列征尋書目，並提出宋史修纂原則和對一些重要曆史問題的看法。[7]至治元年（1321），袁桷擔任禮部會試考官，在其命題的策試中探討《尚書》《春秋》《史記》《通鑒》四書的編修特點，紀傳、編年兩種史書體裁的源流演變，最後雲：“我國家隆平百年，功成治定，禮樂方興，纂述萬世之鴻規，敷闡無窮之丕績，吾儒之事也。故樂與諸君子討論之。”[8]顯然有意為三史編修征詢建議並掄選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