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科舉中惟一的地方考試，鄉試策試經常會問及地方政事與要務，還需要照顧不同考區應試群體的差異，故鄉試策問往往具有地方特色。
一、應對地方事務
鄉試考區，各有其不同的地方要務。即如作為元朝都城的大都、上都，與原南宋統治區的江浙、江西等省，所要應對的地方事務自然大不相同。而這些地方時政，常常是鄉試策問考察的重要內容。
大都是元朝的京師，在元代十七處鄉試考區中，有著特殊的地位和影響。大都路的鄉試考官，由中書省禮部直接選差在京的翰林國史院、集賢院或中書省官員充任，而策問也常常涉及京師特有的一些問題。
京師的糧食供給，一直是元朝的重要問題。《元史》雲：“元都於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於江南。”元朝最初是由運河與陸路輾轉運輸糧食以供給大都，“勞費不貲，卒無成效”。[1]至元二十年（1283），丞相伯顏開海運之策，每年春、夏二次運江南之糧入京師。最初一年不過4萬餘石，最多時達300多萬石，基本解決了這一問題。不過，一旦遭遇水旱災荒，漕運不足，大都食糧仍會發生困難。延祐前期，民生安泰，每年海運至京的糧食穩定在230萬～240萬石左右，供應充裕，穀價低廉。延祐四年（1317）的大都鄉試策問，即不失時機地提出京師糧食儲備問題。這道策問的作者，是當年的大都鄉試考官袁桷。袁桷（1266～1327），字伯長，號清容居士，江浙行省慶元路鄞縣（浙江寧波）人。袁氏自大德初年薦任翰林國史院檢閱官，曆仕應奉翰林文字、同知製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翰林修撰、待製、集賢直學士，在京都任職近二十年，熟知風土民情，對京城的糧儲挽輸有切身體會。策問指出，“京師天下之本，實粟重內，理所當急”。“聖天子惠養元元，實粟內畿，間遇不登，漕運或不能足”。如“今天時雨澤，上協聖心，中外豐熟”，“上下給足”，正當議行京師儲糧，以備不虞。策問舉西周統計民數、漢代設置常平倉、唐朝京師轉輸三例，要求考生說明如何預為設防，以便水旱雖多而民不病。更在探討本朝便宜之法，是建立社倉，“藏富於民”？還是官府收儲，以防“穀賤傷農”？如藏富於民，如何使“貧者得濟”？若官為收儲，“積歲朽腐”，又“何以處之”？期望“習進士業者，通識時務，宜陳說便利，以俟（朝廷）講明焉”。[2]
京師是首善之區，其官員揀任與治道，非但關係都城的穩定和繁榮，而且足以儀表天下。至正元年（1341）大都秋闈，陳旅即於策問中著重探討京師地方官的為治之道。陳旅（1287～1342），字眾仲，江浙行省興化路莆田縣（福建莆田）人。薦任閩海儒學官，後遊京師，受到馬祖常、虞集讚賞。泰定四年（1327），以薦授國子助教，執教國學六年。元統二年（1334），出為江浙儒學副提舉。後至元四年（1338），複入朝任應奉翰林文字，升國子監丞，先後任京職近十年，對京城事務民風亦有深入了解。至正元年，陳旅受聘大都鄉試考官，其策問首先指明：“京師，天下風俗之樞機也。”“然而五方聚居，習尚不純，而豪侈逾僭、奸詐竊發者，往往有之。”故其長官職任重大，惟“能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者”，或“能宣上教化以表率之者”，方可勝任。[3]陳旅以西漢曆史為鑒，曆舉“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說明這五位京兆尹雖“皆以能名”，其治理之道卻各具特色：趙廣漢“善為鉤距以得事情”，張敞“越法縱舍輔以經術”，王尊“文武自將”，王章“剛直守節”，王駿則“功無可紀而人稱之”。[4]希望諸生辨析五者不同的治道，並參考雋不疑、黃霸、孫寶等地方官的卓異治跡，為本朝大都路長官“取法”。策問還進一步提出任人與任法的均衡問題：“漢於京兆，委寄之專，使人人得為條教，以自致其力。”自為條教，即各地郡守為便民，得以因時因地製定相應規章，此即西漢地方吏治成功之道，備受後世推崇。然而，元代蒙古、色目人當權，往往恃勢淩法，間有漢人、南人，亦惟稟承上司，謹守成法。故陳旅特地揭出：“專任人而不任法，則民有受其虐者矣。端任法而不任人，則中材以下救過不給，又何暇論繩墨之外哉。”要求考生透過曆史，結合當世，討論如何做到“任法而無拘牽之弊，任人而無縱恣之虞，人得盡其才，法得達其用，使首善之地治效彰著，以表儀於天下”。[5]可見，陳旅此策專為大都治理而發，極具針對性。
原屬南宋統治區的江南諸行省，麵臨的問題顯然與大都、上都及北方各省有所不同。天曆二年（1329）江浙鄉試的南人策問，即追詢公田和鹽法這兩項東南地區的最大弊政。此策問今已不存，作者亦不詳，然當年中舉的馮勉對策卻得以幸存，其雲：“執事發策秋闈，下詢承學，首及東南公田、鹽利之弊。”明言策問的宗旨。馮勉，字彥思，江浙行省池州路建德縣（安徽東至）人。皇慶間，師從程端禮於建德縣學。延祐中為縣學教諭，刊行程氏《讀書分年日程》，並以之教授諸生。天曆二年（1329），參加江浙鄉試中選，次年舉進士。馮勉鄉試對策認為，宋代“公田之賦倍蓰於民田，而又限之以定額，饒沃者輸稅僅足，而徒有耕耨之苦；磽瘠者輸賦不給，而民常有終歲之憂。富者以是而日就貧困，貧者以是而日就流亡。且世為之害，而莫得以貿易之”。因而曆代田賦之弊，莫過於宋代公田。元朝平定江南，田賦不求羨餘，急征剗除殆盡，“獨公田之弊，有司失於申明奏減”。[6]即如江浙省鬆江府上海縣，“歲收官糧十七萬石，民糧三萬餘石”，[7]可見元代江浙公田比例之大，田賦之重。對策將公田之弊推之宋代，元朝隻是因循未改，委婉地暴露出公田對元代江南經濟、民生的殘害。馮勉進一步指出，即便公田“曆年既久，厥數猥多”，無法一旦盡蠲，亦可“核其田之肥磽，較其賦之虛實，果可征者而征之，果可去者而去之”，[8]從而減輕百姓負擔，去除江南積弊。
鹽法是元朝重要的財政收入，“國之所資，其利最廣者莫如鹽”，[9]“供國家之需至廣也”。馮勉對策雲，元初鹽法“與民同利”，禁止“高價樁配”“急征其直”，“置買用食從民便”，故不致為害。其後管理者“未盡得人”，“度口計升，月考贏屈”，“以錙銖之微利、耳目之所不及而笞辱”有司，致使“郡縣不得不下虐於鄉都，抑配農民，占認引數，追係鞭撻”，遂重為民害。馮氏認為，“誠使能毋急征其直，而民不被抑配之苦，能必聽從民便，而官不受三犯之責”，方能“上不失國家之課，下不失官民之心”。由此，對策強調，“蠲公田之弊，在於申明源流之害，蠲鹽利之弊，在於遵守祖宗之法”，而二者的關鍵，“在於得人而用之，則事不終日而理矣”。“公田而不得其人，則因循苟且，而不能以申明其害；鹽利而不得其人，則貪昧隱忍，而不能以遵守其法”。隻有選擇“明理慎行之士而用之，二者之弊庶可以去矣”。[10]顯而易見，江南的公田、鹽法問題，朝廷的弊政才是根本原因。而馮勉作為應考的南士，既然無法直接批評朝廷政策，也就隻能申明公田源流之害，祖宗鹽法之利，寄望於地方長官的賢明，以求適當減輕其弊而已。
東南地區的水利建設，關涉國計民生，也曾是江浙鄉試的策題：
先儒以經義、治道分齋教諸生，而水利居其一。然則水利，亦儒者之所當知也。古所謂水利，曰河渠，曰溝洫。溝洫施於田間，故其效易見；河渠限於地勢，故其功難成。方今言東南之水利，莫大於吳鬆江。視古之河渠與溝洫，其為力孰難而孰易？其為利孰少而孰多？諸君子習為先儒之學，必夙講而深知之矣。幸試陳之，以禆有司之餘議。[11]
依據皇慶科舉程式，江浙鄉試每屆考選蒙古貢士5名，色目貢士10名，員額之多，在十七個考區中僅次於大都。這道策問文字簡約、宗旨明確，即是對江浙蒙古、色目考生的鄉試策題。北宋名儒胡瑗在蘇州、湖州任教期間，一反崇尚辭賦的當世學風，設立經義、治事二齋教授諸生。經義齋講明六經，治事齋研習治民、講武、水利、算曆等治理之道，慶曆中遂為北宋太學所取法。[12]策問首舉此例，意在說明水利是江浙地區的當務之急，即便蒙古、色目人，隻要他們希望透過科舉入仕，亦須通曉水利問題。
當時的江浙水利，以吳鬆江的治理最為緊要。吳鬆江是浙西諸水由太湖入海的重要通道。由於潮汐來往，逆湧沙石，上湮河口，所以宋代專門設置撩洗軍人，負責修治。元平南宋之後，罷散軍士，不複修浚，加以勢豪之家，趁機租占河道為田**，致使“河口湮塞，旱則無以灌溉，澇則不能疏泄”，“水旱連年，殆無虛歲”，不惟農桑失利，而且“虧欠官糧，複有賑貸之費”。即如上海縣歲收官糧17萬石，民糧3萬餘石，迨延祐七年、至治元年（1320～1321）連續兩年災傷，即損失稅糧10.7萬餘石。[13]元朝以“江浙稅糧甲天下”，而太湖、吳鬆江流域的“平江、嘉興、湖州三郡，當江浙什六七”。[14]故吳鬆江的疏浚治理，是江浙行省不容忽視的要務。至治三年（1323），江浙省臣委嘉興路高治中、湖州路丁知事，“同本處正官體究舊曾疏浚通海故道，及新生沙漲礙水處所，商度開滌”。其中平江路合浚河道55處，鬆江府合浚河渠23處，“其豪勢租占**田妨水利者，並與除辟”。次年，行省上奏朝廷，“吳鬆等處河道壅塞，宜為疏滌，仍立閘以節水勢”。得旨準擬疏治，遂於是年冬季開工修浚。[15]策問作者黃溍（1277～1357），字晉卿，江浙行省婺州路義烏縣（浙江義烏）人。延祐二年（1315）進士，曾任台州寧海縣丞、石堰西鹽場監運、紹興路諸暨州判官等江浙地方官十多年。至順、後至元間，黃溍入朝為應奉翰林文字、國子博士，至正元年（1341）又出任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故能熟知江浙政事，並在策問中征詢行省要務。
不同的鄉試考區，所需應對的地方政務與社會問題亦有差異，這是鄉試策問富於地方色彩的原因所在。上述四篇策問及對策，或探求治理之道，或征詢地方急務，或商榷政事積弊，充分體現了鄉試策問的地方特色。
二、關照應試群體
鄉試策問除關注地方政務外，還明顯顧及各考區主要應試群體的特征，及其麵臨的主要問題。
元代鄉試有著嚴格的地域規定，與試者必須是“從本貫官司於路府郡縣學及諸色戶內推選，年及二十五以上，鄉黨稱其孝悌，朋友服其信義，經明行修之士”，“冒貫者治罪”。[16]規定對漢人、南人的限製更為突出，漢人隻能在大都、上都、真定、東平、河東、山東、河南、陝西、遼陽、四川、甘肅、雲南、嶺北、征東十四處參加鄉試，南人更被局限在江浙、江西、湖廣、河南四考區。而蒙古、色目人在十七個考區都設有名額，可以在其附籍的任一省、路參加鄉試。
鄉試的貢士員額，原則上每屆300名，四等人各75名，名額相等。但是，不同考區內的員額比例卻存在極大差異，大致可分四類：其一，大都、上都、甘肅、雲南、嶺北、遼陽、征東考區，蒙古、色目的貢士員額明顯優於漢人，如大都、上都、甘肅，二者的比例是5∶2，嶺北甚至達到5∶1；其二，真定、東平、河東、山東、陝西、四川考區，蒙古、色目與漢人的貢士名額大體持平；其三，江浙、江西、湖廣考區，南人貢士員額優於蒙古、色目，比例約2∶1；其四，河南情況則較為特殊，是四等人都有貢士員額的惟一考區，其中蒙古、色目和漢人名額大致相當，而南人稍低。[17]可見員額的分配比例，基本取決於各考區應試的主要士人群體。如大都、嶺北等第一類地區，大體是都城和西部、北部邊疆行省，蒙古、色目考生相對集中；真定、東平等第二類地區，多是原金統轄區，以漢人為應試主體；江浙等第三類地區，屬南士群體為主的原南宋地區；而河南，則原金、宋統轄區兼而有之，考生亦以漢人和南人為主。由於各考區應試的主要士人群體有所不同，其身份資質和麵臨的問題也自然有別，從而導致鄉試策問呈現差異，尤以大都路與江浙行省最為鮮明。
大都作為元朝京城，是蒙古、色目人聚居的中心，也是蒙古、色目科舉考生最為集中的區域。因而大都路鄉試蒙古、色目員額最多，冠於全國。在每屆35名貢士中，蒙古15名，色目10名，所占比例高達5/7。與此相似的還有上都路，每屆14名貢士中，蒙古6名，色目4名，也占到5/7。鑒於考選對象以蒙古、色目人為主，所以大都、上都鄉試，往往關注蒙古、色目的特有問題。如天曆二年（1329）大都鄉試策問：
誦《唐風》者，慕堯之遺俗；歌《豳》《雅》者，念周之初基：載籍可稽也。國家龍興朔方，渾厚之風，雄武之氣，所以度越百王，奄有四海者也。當是時，國人忠君親上之誠，一出天性。既而高昌親附，乾竺、大夏諸國景從，域蔥嶺，民流沙，碣石以北，祁連以西，皆隸職方。收其豪傑而用之，亦既尊尚國人之習，而服被其風矣。承平既久，散處宇內，名爵之所砥礪，才諝之所滋演，捷出百家，未有紀極。雖風氣大開，文治加盛，勢有然者，然而黜浮而崇雅，去漓而還淳，豈無其道歟？親筆劄者兼弓矢之藝，飫膏粱者知稼穡之難，其教當何先歟？別氏族以明本原，同風俗以表歸會，其政有當講者歟？才諝既培養矣，名爵既錫予矣，其所以圖報稱者以何事歟？願悉以對。[18]
策問含蓄地指出，蒙古初起朔方，國人風氣渾厚，出於天性。其後征服西域諸國及東北，色目豪傑亦能尊尚蒙古風習。迨滅金平宋，天下一統，蒙古、色目人散居宇內，朝廷錫予名爵，培養才諝，待遇優渥，反有浮華之風，澆漓之俗。因此，策試考問蒙古、色目人別氏族、同風俗、黜浮華、崇教化的措施，以及如何報效國家等問題。策問作者歐陽玄（1283～1357），字原功，號圭齋，湖廣行省湖南道瀏陽州（湖南瀏陽）人。延祐二年（1315）進士，先後任平江州同知、蕪湖州尹、武岡縣尹等地方官。泰定中，入朝為國子博士，升國子監丞、翰林待製，兼國史院編修官，曾攝行院事，“日直內廷，參決機務”，[19]對大都蒙古、色目貴族重臣貪**奢華風尚，有較多地了解。歐陽玄讚成元代大一統。楊維楨《正統辨》力辟元承遼、金之統，極論元當承宋統。此論一出，玄即允為“百年公論”。[20]然元代蒙古、色目人漸失淳樸舊俗，放縱無度，無疑成為危及社會穩定的災難。歐陽玄能在蒙古、色目考生會集的大都路鄉試中，針對二者的危害，提出挽救之策，亦非偶然。
如果說大都為蒙古貴族集中之區，江浙經濟文化最為發達，則是漢族文人薈萃之地。與蒙古、色目考生相較，漢人、南人要麵對的問題顯然不同。延祐元年（1314）江浙鄉試的南人策問，是一道《經史時務策問》。其命題背景，是上年仁宗頒行的元朝科舉程式規定，科舉中的策試，蒙古、色目隻考時務，漢人、南人則不僅考問時務，還應遠溯時政的經史背景來命題，意在增加漢人、南人的考試難度，既保證科舉對蒙古、色目人的優待，也便於在考生雲集的漢人和南人中鑒拔人才。策問開宗明義，指出“經史所載，皆時務也”。後世政治衰頹，正是由於統治者隻“知為務以救時，而不知稽經以為務”。仁宗皇帝首開“科舉取士”，並非“徒務以經術變前代設科之陋”，而是“務得真儒而用，使風移俗易”，以臻於至治。策問列舉官冗、吏汙、民囂、俗敝等當朝麵臨的四大弊端，要求考生借鑒經史，尋求拯救時弊的措施。策問又特舉唐代為例：“魏征論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封德彝非之曰：‘魏征書生，豈識時務！’彼不知教化乃時務也。魏征言焉，太宗納焉，是以有貞觀之治。”指出闡明經史的教化功能，才是真正的時務之所在。[21]這道專對南人的策問，意在向應考的南士強調時務與經史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以證明經史時務策的合理性。徽州休寧朱學學者陳櫟的對策，根據策問思路，詳細論述經因載道而為本，時務隻是道之運用，很好辨析了兩者的關係。[22]陳氏亦通過此次鄉試中選舉人。
這裏要說明的是，討論經史與時務關係的策問出現於江浙行省，實非偶然。江浙是原南宋都城所在地，人文薈萃，也是科舉與試者最為密集的行省。延祐元年首科鄉試，江浙應試者“一千二百有奇”。[23]至正元年順帝複行科舉以後，每科“應詔而起者不下三四千人”。[24]所以，江浙鄉試在元代十七考區中員額獨多，每屆貢士43名，甚至超過大都路。其中除蒙古5人、色目10人外，南人貢士28名，在可以考選南士的江浙、江西、湖廣、河南四省中，也是名額最多者。這道元朝首次鄉試的策問，探討漢人、南人最為敏感的經史時務策，顯然考慮到江浙鄉試的主要對象，是儒學和科舉水平最高、參加者最多的南士群體。
上述兩問，就是根據不同的考生群體而設計策試命題的突出例證，體現了元代科舉應試者的多樣性，以及鄉試的地域特點。
[1] 宋濂等：《元史》卷93《食貨誌一·海運》，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8冊，第2364頁。
[2] 袁桷：《大都鄉試策問》，見《清容居士集》卷42，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元刊本，1929，第1～2頁。
[3] 陳旅：《至正元年大都鄉試策題》，見《陳眾仲文集》卷13，元至正刊明修本；今見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37冊，第296～297頁。柱後、惠文，古代禦史所戴冠名，亦指代擔任彈糾之職的禦史等官員。
[4] 參見班固：《漢書》卷76《趙廣漢傳》《張敞傳》《王尊傳》《王章傳》，卷72《王駿傳》，卷71《雋不疑傳》，卷89《循吏列傳·黃霸傳》，卷77《孫寶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第10冊，第3199、3216、3226、3238頁，第3066頁，第3035頁，第3628頁，第3257頁。
[5] 陳旅：《至正元年大都鄉試策題》，見《陳眾仲文集》卷13，元至正刊明修本；今見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37冊，第296～297頁。
[6] 馮勉：《解試策》，見管森：《建德縣誌》卷19，清道光刊本，1825，第1頁。
[7] 宋濂等：《元史》卷65《河渠誌二·吳鬆江》，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6冊，第1636頁。
[8] 馮勉：《解試策》，見管森：《建德縣誌》卷19，清道光刊本，1825，第1頁。
[9] 宋濂等：《元史》卷94《食貨誌二·鹽法》，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8冊，第2386頁。
[10] 馮勉：《解試策》，見管森：《建德縣誌》卷19，清道光刊本，1825，第1～2頁。
[11] 黃溍：《江浙鄉試蒙古色目人策問》，見《金華黃先生文集》卷20，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元刊本，1929，第2頁。
[12] 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卷1《安定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1冊，第24頁。
[13] 宋濂等：《元史》卷65《河渠誌二·吳鬆江》，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6冊，第1635～1637頁。
[14] 宋濂等：《元史》卷130《徹裏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10冊，第3163頁。
[15] 宋濂等：《元史》卷65《河渠誌二·吳鬆江》，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6冊，第1635～1637頁。
[16] 宋濂等：《元史》卷31《選舉誌一·科目》，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7冊，第2018、2023頁；又見《元典章》卷31《科舉程式目》，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7；《通製條格》卷5《學令·科舉》，北京，中華書局，2001。
[17] 參見本書附錄五《元代鄉試考區與貢士員額表》。
[18] 歐陽玄：《鄉試策問》，見蘇天爵：《國朝文類》卷47，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元至正西湖書院刊本，1929，第4～5頁。
[19] 危素：《大元故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知製誥兼修國史圭齋先生歐陽公行狀》，見《危太樸文續集》卷7，吳興，劉氏嘉業堂刊本，1913，第7頁。
[20] 張廷玉等：《明史》卷285《文苑列傳一·楊維楨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第24冊，第7308頁。
[21] 無名氏：《經史時務策問》，見陳櫟：《陳定宇先生文集》卷13，清康熙陳嘉基刊本，1696，第21～22頁。
[22] 陳櫟：《經史時務策》，見《陳定宇先生文集》卷13，清康熙陳嘉基刊本，1696，第22～25頁。參見本書第四章第三節二《時務源於經史》。
[23] 參見胡長孺：《送忻都朱盧饒諸生會試京師詩序》，見葉盛：《水東日記》卷12，北京，中華書局《元明史料筆記叢刊》本，1980，第127頁。
[24] 程端禮：《江浙進士鄉會小錄序》，見《畏齋集》卷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1199冊，第6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