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與著述
延祐元年（1314），元朝恢複科舉。七年後，師道中至治元年（1321）進士，實現了吳氏家族三代以來由科舉晉身士族的殷殷期望。其後，他沉浮下僚近二十年，先後擔任高郵府高郵縣丞、寧國路錄事、池州路建德縣尹等地方官員。師道雖由儒學入仕，為政卻並不懦弱無能。在高郵，他明達文法，吏不敢欺，曾修複衝毀的漕渠。任寧國錄事，他捕殺肆行攘奪的諸路軍卒，安輯市人。天曆二年（1329），宣城大旱，師道攝行縣事，賑濟饑民三十餘萬。尹建德，他修複縣學，減輕茶稅，恢複池州路學田。凡所任皆有守有為，敢於任事，有愛民之聲。後至元六年（1340），元順帝清除權臣伯顏勢力，任用脫脫實行朝政改革，同時恢複科舉，複興文治，揀選名儒入教國子。吳師道因呂思誠、孔思立推薦，入朝為國子助教、博士，教授國子學凡三年。他告誡諸生：“聖人之道，至朱子而大明；朱子之學，至許文正公而後定。向非許公見之之確，守之之固，其不為異論所遷者幾希。”故其執掌教事，謹遵朱熹之訓，執守國初許衡之成法，講明經義，表章理學，排斥異論，不稍假借。“六館諸生，無不敬懌，人自以為得師”。[2]至正三年（1343），師道丁憂歸。四年，因病乞休，朝命以禮部郎中致仕，命未下而師道已卒。
吳師道的著作，據其友張樞《元故禮部郎中吳君墓表》，有《蘭陰山房類稿》20卷、《易雜說》2卷、《書雜說》6卷、《詩雜說》2卷、《春秋胡氏傳附辨》12卷、《戰國策校注》10卷、《絳守居園池記校注》1卷、《敬鄉錄》23卷。《易》《書》《詩》《雜說》及《春秋胡氏傳附辨》今皆不傳。《敬鄉錄》傳世本僅14卷，已非完璧。此外，明清書目還著錄《吳禮部詩話》《詞話》各1卷。
二、表彰傳播金華朱學
元代婺州，學術思想有著兩方麵傳統：其一是北山四先生何基等繼承的金華朱學，其二是呂祖謙開啟的東萊婺學。作為婺州的著名學者，吳師道亦在雙方麵承襲了金華學術的優秀傳統。
表彰北山四先生的金華朱學，是吳師道傳承金華學術的一個突出特點。宋元之際，程朱理學在南方早已廣泛傳播，朱子高弟黃榦下傳的金華朱學成為當時朱學的重要流派。北山何基、魯齋王柏、仁山金履祥、白雲許謙四先生都是婺州人，為婺州地區帶來濃鬱的理學氛圍。與金履祥同裏的吳師道，也必不可免受到朱學思想的濡染。弱冠，師道讀到西山先生真德秀《讀書記》，“慨然歎曰：‘義理之學，聖賢之道，豈不在於此乎？吾前日之自以為適者，今則深可悔爾。’”[3]始有誌於講求心性義理的為己之學。至大初年（1308），吳氏聞許謙師從金履祥，得何基、王柏之學，而上溯朱子之傳，即作《與許益之書》，向許謙請教持敬致知之說。[4]許謙作《答吳正傳書》，以南宋李侗告朱子理一分殊之旨，勉勵他精修力踐，涵泳從容。[5]師道雖未及從學仁山，卻由此成為白雲學侶，以道義交約三十年，共同商榷經學，探討義理，唱和詩文，在學術思想上，留下金華朱學的深刻影響。許謙的《詩集傳名物鈔》與點抹《儀禮注疏》，曾經同師道“相與反複論辨”，部分論說直接采錄師道之言。[6]吳氏文集中，與許謙有關的詩文近二十篇。師道撰有《易雜說》等經學著作多種，惜皆散佚，隻能從其文集的相關序文中，了解他的撰述主旨。是以後世所知吳師道對金華朱學的承傳，不在他的經學著述，而是他為表彰傳播北山之學所作的諸多努力，主要體現在三方麵：
首先，請求設立書院祭祠，表彰尊崇。吳師道曾代人草擬上書，請求朝廷即何基故居設立北山書院，表彰這位“學紹紫陽之傳，道著金華之望”的金華朱學開創者。書中逐一列舉何基的理學著作，肯定其“平時不輕著撰，惟研究朱子之書……采輯精嚴，開示明切，實朱學之津梁，聖途之標的”。[7]吳氏還呈請有司，要求在蘭溪州學設祠祭祀金履祥，尊崇其對金華朱學的繼承。[8]
其次，申請刊刻北山四先生遺著，傳播其學說。吳師道代禦史孫幹卿草擬公文，申請刊刻何基、許謙著作。公文稱頌，“北山何文定公基親學於勉齋黃氏，得朱子的傳”，著作有《大學》《中庸》《易大傳》《易啟蒙》《通書》《近思錄》等《發揮》。其中《大學》等五部《發揮》刊行已久，隻有《近思錄發揮》未能完成。後經門人金履祥纂次訂定，已有全書。《近思錄》一書，是朱熹、呂祖謙選編北宋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等四位理學奠基者的言論集，在理學發展史上具有“近世一經”的重要地位。而何基“《發揮》之旨尤為精詳”，“並用朱子本旨，不雜他說”，“非泛泛他書之比”。此外，學承金履祥的許謙，作為金華朱學的第四代傳人，“紹述宗旨，從遊甚眾”。其著作《讀四書叢說》《詩集傳名物鈔》，“尤有發明”，惜未刊刻，“四方傳錄，多以未見為恨”。因此，公文請求在婺州路儒學刊版流布三書，以嘉惠後學，有補教化。[9]
師道複應許謙門人之請，為許氏《讀四書叢說》《詩集傳名物鈔》二書作序，而於《叢說》表彰尤力。《四書》之學，本是程朱理學的基石與核心。“《四書》得二程子表章，肇明其旨；至朱子《章句集注》之出，折衷群言，集厥大成，說者固蔑以加矣”。朱門後學不為不多，然一傳再傳之後，或泯沒就微，或畔渙離真，“其能的然久而不失傳授之正”，則未有如金華朱學四先生。而且，“但熟讀《四書》”，又是昔日何基師從黃榦於臨川，臨別時授受的師訓。所以，四先生於《四書》之學，守為家法，用功惟勤。“蓋自北山取《語錄》精義以為《發揮》，與《章句集注》相發。魯齋為標注點抹，提挈開示。仁山於《大學》有《疏義》《指義》者，《論》《孟》有《考證》，《中庸》有標抹，又推所得於何、王者，與其己意並載之”。至於許謙《讀四書叢說》，更是羽翼《四書章句集注》的功臣。“欲通《四書》之旨者，必讀朱子之書；欲讀朱子之書者，必由許君之說。茲非適道之津梁，示學之標的歟”！[10]
至正元年，吳師道出任國子博士，發現國子監、學雖有藏書，卻無體現程朱理學特別是金華朱學的點定經書善本。因此，他再次呈文朝廷，請求在國學傳習許謙等標點的《四書章句集注》等經典。呈文首先說明：“博士之官，掌司書籍，講授經旨，定正音訓，今之職也。”又引先儒之言，辨明章句標點並非無關宏旨：“昔人鄙章句之學者，以其不主於義理爾。然章句不明，亦所以害義理。”“字書、音韻，是經中淺事，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不知此等處不理會，枉費辭說，牽補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進而指出，標抹點書之法，始自南宋呂祖謙，而由四先生承其餘緒。更重要的是，北山何基從學於朱子高弟黃榦，實得朱學之正傳。何基、王柏都有《四書》及《通鑒綱目》點本，弟子金履祥等又祖述何、王。尤其是近時許謙“重點《四書章句集注》，及以廖氏九經校本再加校點。他如《儀禮》，《春秋》《公》《穀》二傳並注，《易》程氏《傳》、朱氏《本義》，《詩》朱氏《傳》，《書》蔡氏《傳》，朱子《家禮》，皆有點本，分別句讀，訂定字音，考正訛謬，標釋段畫，辭不費而義明”，“真適道之指南也”。這些點定本，與延祐科舉程式規定的《四書》《五經》理學注本完全契合。所以，師道“特為申明，轉聞上司，委通經之士親齎善本，就其家傳錄，並廣及呂子及何、王、金氏之書，頒之學官，嘉惠後進”，借以改變舊日國學中師異旨殊、不無乖舛的混亂局麵，進一步推闡金華朱學在國家最高學府的影響。[11]
再次，致書史局，總結何基、王柏的生平學術。元順帝至正三年，詔修宋、遼、金三史，吳師道節錄何基、王柏行實，寄呈史局諸公，為《宋史》二人傳記提供原始資料。《節錄》不但記載何基、王柏的生平為人和治學經曆，且詳錄兩位傳主的著述、卷帙、刊刻流傳，尤其強調金華之學得朱子正傳的理學統緒，更用大量篇幅摘錄二先生治學及對《五經》《四書》的論學要語。因此，這篇洋洋三千五百言的《節錄》，既是何基、王柏的個人傳記，更重在總結二先生的思想學術，帶有濃厚的學術史特色。[12]元修《宋史》，《儒林傳》即節取吳氏的《節錄》而作何基、王柏二傳。[13]《宋元學案·北山四先生學案》的《何基傳》及《何文定語》，完全依據《節錄》，未有任何增益，甚至其後黃宗羲的按語，亦摘錄吳文而成。《王柏傳》與《魯齋要語》，也是以《節錄》為基礎，增補若幹資料而成。由於何基、王柏的行實後世不傳，吳師道的《節錄》成為後世記述何基、王柏生平與學術的最基本資料，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吳師道的上述工作，促進了金華朱學的廣泛傳播，並將影響推及後世。清人黃百家《北山四先生學案》案語稱：“白雲（許謙）非得子長（張樞）、正傳（吳師道），其道又未必光顯如是耳。”[14]如實表彰了吳師道為繼承和闡揚金華朱學發揮的重要作用。
三、重視史學與文獻之學
重視史學與文獻之學，是吳師道傳承金華學術的又一特點。金華自宋室南渡，就是文化發達、人才薈萃之地。東萊呂祖謙開啟婺學，與朱熹閩學、陸九淵江西之學鼎足而立，成為乾、淳之後南宋的三大學派之一。婺學雖“以性學紹道統”，[15]卻兼承呂氏家學的“中原文獻之傳”，[16]講求“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17]其特點，一是注重史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18]二是留意考察古今文獻，借助對曆史與文獻的研習，涵養道德心性。受東萊婺學的熏習，吳師道學術也兼有重視史學與文獻之學的特色。
吳氏關注史學，在詩文集中有大量反映。卷10雜著，有《三國誌雜論》《讀左傳並注數事》《秦隋論》等係列史論；詩集中，有懷古、詠史的專題詩作；卷19策問，有關於古代學術與禮樂刑政製度的係統國學策問；卷16至18題跋中，也有關於漢史、五代史、南宋史的多篇跋文。當然，師道在史學領域最重要的工作，還是作《戰國策校注》10卷，以補正鮑彪《戰國策注》。
《戰國策》文字訛舛，號為難讀，自西漢劉向校書，即已病之。北宋曾鞏再校，亦加致疑。東漢高誘作《戰國策注》，流傳後世。南宋括蒼鮑彪以高注疏略謬妄，於是改定次第，補正脫誤，又時出己論，重新注釋。同時，剡川姚宏亦注是書，依據孫樸校本，薈萃諸家，參校補注，是正存疑。吳師道認為，姚宏注根據高誘注而間有增續，簡質謹重，深得古人論撰之意；而鮑氏注盡管有分次章條、詳述注說的優點，然率意竄改，謬妄乖誤，不容不正。師道於是取姚宏注與鮑彪注參校，而雜引諸書考證，並以呂祖謙《大事記》質正是非，以“明事跡之實，求義理之當”。體例上，師道一仍鮑注篇章次序，而在每條之下，分別以“補曰”增其所闕，“正曰”糾其所失；至於鮑注謬誤之處，則直接抹去。師道還特地在卷首保存了劉向、曾鞏校定的《戰國策》三十三篇四百八十六章舊次第，以與校注中已經為鮑彪更改的篇章次序相對照。卷後又附載李文叔、王覺、孫樸、劉敞諸家跋語，及姚宏、姚寬、耿延禧三序，以便讀者了解其書的本末源流。師道複作《戰國策校注自序》二首：序一，係統探討鮑彪《戰國策注》的缺失，提出其專據《史記》、引書寡陋、徑改本文、強為傅會、史事錯訛、論說謬誤等六方麵問題；序二，肯定《戰國策》作為一部記述戰國曆史的先秦典籍，雖然沒有《春秋》寓褒貶以示大訓的聖人之心，而且存在善惡兼書、無所是非、言語誇張、記載失實等錯誤，卻仍然具有“繼《春秋》，抵秦、漢，載其行事，不得而廢”的史學價值，以及警戒君子、懲創小人的道德價值。[19]《四庫全書總目》指出，吳氏對鮑注的批評，“議論皆極精審，其他隨文駁正，亦具有條理。古來注是書者，固當以師道為最善矣”。[20]給予《戰國策校注》很高的評價。
文獻的考補訂正，也是吳師道學術的重要內容。在經學典籍之外，吳氏對《太玄》《潛虛》《古三墳書》《靈棋經》《道源文獻錄》《荀子》《揚子》《文中子》《子華子》《甲乙集》《讒書》《鳳髓集》等文獻都有所考訂，長達二千五百言的《題家藏淵明集後》，更是對陶淵明集的考釋之作，還曾與許謙共同補正元趙仁舉的《絳守居園池記注》。不過，師道的文獻之學，最為關注的還是鄉邦文獻的輯錄與整理。
師道幼年隨侍祖父吳儒宗，“及見故時遺老談鄉裏前輩事，頗竊聽一二。遺文殘稿，借玩傳抄，每樂而不厭，然亦恨其時尚少，弗能問而識其詳也”。[21]成年後，有感於斯文淪喪，衣冠道消，而文獻故藏，又殘闕散佚，或毀於火，即立誌輯錄整理先賢文獻。他曾在鄉校堂試中專題策問諸生先賢詩文事跡，竟無有能言之者，[22]慨歎雲：“前修既遠，緒論寖微，晚學之所深恨。”[23]因此，師道對鄉先賢的事跡、詩文、刻石等都著意搜求，並親自輯錄或協助編次了金似孫、於石、時少章、範浚等鄉賢詩文集。元統二、三年（1334～1335），師道為生父服喪裏居，即取家藏鄉先生遺文逸事裒集之，名曰《敬鄉錄》。吳氏自序雲，蘭溪由漢迄宋，上下千數百年，其間多有名世者，而郡誌所載僅六人，且仙佛之徒居半，則記載闕略可知。宋室南渡後，蘭溪近在畿甸，文學之風，什百於前，碩儒才士，相望輩出，而入元以來未有記載，再過數十年，勢必淪喪殆絕。[24]至於婺州，宋紹興二十四年（1154），婺守洪遵修《東陽誌》，然記錄當代人物僅僅數人，闕遺固多。且最後《事類》1卷，悉錄稗官小說、怪誣猥褻之事，尤詳略失當。何況，南宋以來，婺州材賢名卿，肩摩踵接，不可勝數。尤其是呂祖謙，“道德文章，鄒魯一方，師表百世”；何基、王柏，“又紹紫陽之的傳，至今私淑者猶不失其正，亦盛矣哉”。因此，師道“愚不自量，既集蘭溪諸賢，因及一郡”。[25]根據吳氏的兩篇自序，《敬鄉錄》原分為前、後二錄，《前錄》專輯蘭溪先賢，《後錄》則收存範圍擴及婺州全路。著錄時間上自蕭梁，下迄宋末。體例是每人先次其生平行略，再附錄所著詩文；亦有止存篇目，不錄詩文，以誌闕佚或刪汰者。《四庫全書總目》指出，金華代出碩儒，師道《敬鄉錄》收錄博要，又在元代以前，文獻流傳，尤可貴惜。而且其書“編輯宋人小傳，猶在《宋史》未成以前，故記載多有異同”，可資考證。讚揚師道《敬鄉錄》，於鄉邦文獻留存與史事考訂均有裨益。據張樞《吳師道墓表》，《敬鄉錄》原書23卷。然今傳本僅14卷，也不再分為前錄、後錄，說明該書非但已有散佚，而且經過後人的重新編纂。盡管如此，它的文獻和史學價值仍為後世所矚目。《四庫總目》即雲：“元好問《中州集》以詩存史，為世所重。師道此書，殆與相埓。”[26]將其與元好問《中州集》同視並重，充分肯定《敬鄉錄》的成就與價值。
[1] 吳師道：《吳氏家述》，見《吳師道集》卷20，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417～419頁。
[2] 張樞：《元故禮部郎中吳君墓表》，見《吳師道集》附錄，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426頁。
[3] 張樞：《元故禮部郎中吳君墓表》，見《吳師道集》附錄，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425頁。
[4] 吳師道：《與許益之書》，見《吳師道集》卷11，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198頁。
[5] 許謙：《答吳正傳書》，見《許白雲先生文集》卷3，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明正統刊本，1929，第14～16頁。
[6] 吳師道：《詩集傳名物鈔序》《儀禮經注點校記異後題》，見《吳師道集》卷15、卷18，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06～307、365頁。
[7] 吳師道：《代請立北山書院文》，見《吳師道集》卷20，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409頁。
[8] 吳師道：《請鄉學祠金仁山先生》，見《吳師道集》卷20，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408頁。
[9] 吳師道：《代孫斡卿禦史請刊〈近思錄發揮〉等書公文》，見《吳師道集》卷20，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411頁。
[10] 吳師道：《讀四書叢說序》，見《吳師道集》卷15，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05～306頁。
[11] 吳師道：《請傳習許益之先生點書公文》，見《吳師道集》卷20，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410頁。
[12] 吳師道：《節錄何王二先生行實寄史局諸公》，見《吳師道集》卷20，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414頁。
[13] 脫脫等：《宋史》卷438《儒林列傳八·何基傳》《王柏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第37冊，第12979～12982頁。
[14] 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卷82《北山四先生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4冊，第2761頁。
[15] 楊維楨：《翰苑集序》，見宋濂：《宋學士文集》卷首，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明正德刊本，1929，第2頁。
[16] 脫脫等：《宋史》卷434《儒林列傳四·呂祖謙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第37冊，第12872頁。
[17] 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卷36《紫微學案》全祖望案語，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2冊，第1233頁。
[18] 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卷5《浙東學術》，北京，中華書局，1985，上冊，第523頁。
[19] 吳師道：《戰國策校注序》二首，見《吳師道集》卷14，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281～283頁。
[20]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51《戰國策校注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上冊，第462～463頁。
[21] 吳師道：《敬鄉前錄序》，見《吳師道集》卷15，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297頁。
[22] 吳師道：《鄉校堂試策問》，見《吳師道集》卷19，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2頁。
[23] 吳師道：《徐文清公手書雜稿後題》，見《吳師道集》卷17，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59頁。
[24] 吳師道：《敬鄉前錄序》，見《吳師道集》卷15，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297頁。
[25] 吳師道：《敬鄉後錄序》，見《吳師道集》卷15，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298頁。
[26]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58《敬鄉錄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上冊，第522～5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