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集版本的確定，是元人文集選擇之後的第三步工作。《全元文》注意選取那些刊板流傳較早，能夠較完整地保存作者文章原貌的版本，同時也重視收存抄錄、校勘精良的善本。當然，由於客觀條件的限製，有時也不能盡如人意。
一、始刊本與早期刻本
《全元文》注重利用元人文集的早期刻本，在182位作者的203種文集中，《全元文》采錄元刊本8種，元刊明修本2種，明刊本32種，明刊清修本2種，合計44種。這些版本對於《全元文》的意義，不在於其年代久遠，有很高的文物價值，而在於其刊板時間與作者寫作的時代較為接近，能夠較好地保存作品的原貌。其中國家圖書館藏元延祐六年（1319）李懷素刊本《知常先生雲山集》，是《全元文》存錄的刊板年代最早的元人文集，至今已有近七百年曆史。原書5卷，詩3卷文2卷，今存本已殘，僅存卷3至5，所幸殘佚部分恰是詩集，文集部分尚保存完整，《全元文》即據之收錄蒙古國時期全真道士姬誌真的文章。
在《全元文》采錄的元刊本中，大部分是作者文集的始刊本。如元前期名臣劉敏中，“以文學受簡知，致身通顯，朝廷典冊，钜公銘誄，所著為多”。[1]劉氏卒後，詩文集藏於家中，學者不可得見。元統二年（1334），其婿魏誼將劉敏中集刊板傳世，囑韓性為之序。此為敏中集的始刊本，上距延祐六年（1319）劉氏辭世，不過十五年。《全元文》即據國家圖書館藏來自台灣的元元統二年刊本《中庵先生劉文簡公文集》25卷的縮微膠片，收錄劉敏中的文章，避免了使用《四庫全書》輯佚本或清抄本可能出現的傳抄錯誤。又如元代名僧釋大，傳世文章多至340餘篇。其詩文集《蒲室集》15卷、附《書問》1卷、《疏》1卷、《笑隱和尚語錄》1卷，為大生前所編刊，後至元四年（1338）虞集作序。《全元文》收錄釋大文集，也是以始刊的元後至元本為底本，很好地保存了大作品的原貌。又如色目名臣馬祖常（1279～1338），中延祐二年元朝首科進士，握手曆清華，踐任台閣，詩文溫厚典則，有漢唐之風。祖常卒於後至元四年，門生蘇天爵編其詩文為《石田先生文集》十五卷，後至元五年刊刻於揚州儒學。《全元文》即據此始刊本收錄馬祖常之文集。此外，《全元文》用為底本的元至順元年（1330）宗文堂刊本《靜修先生文集》，元刊本《村西集》與《西翁近稿》，也都是劉因、譚景星文集的始刊本。
《全元文》使用的其他元刊本或元刊明修本，即使不是作者文集的始刊本，也都是現今存世的最早版本。如陳旅（1288～1343），字眾仲，興化莆田（福建莆田）人。幼孤，篤誌於學，師從鄉先生傅古直，出為閩海儒學官。馬祖常出使福建，勉其遊京師。虞集見陳旅文章，讚賞有加，相與講習。以薦授國子助教，元統二年（1334）出為江浙儒學副提舉，又入朝任翰林應奉文字、國子監丞，至正三年卒。陳旅博學洽通，以文章名世，為文典雅峻潔，求合於先秦古作及唐宋大家。著作《安雅堂集》13卷，為其子陳籲編次，至正九年（1349）張翥、十一年林泉生作序，至正中刊行。元刊本今已不存，國家圖書館藏有元至正刊明修本《陳眾仲文集》13卷（卷8至卷13配清抄本），且有黃丕烈等名家跋語，黃丕烈、錢大昕、瞿熙邦填補缺字，是今存陳旅文集的最早版本。[2]《全元文》即據此版本，收錄陳旅集中文章184篇，補集外文6篇。同樣，《全元文》收錄元刊本《艮岩餘稿》，元至正十四年（1354）刊本《張文忠公文集》，元刊明宣德七年（1432）修版重印本《養蒙先生文集》（存卷1至卷5），也分別是梅應發、張養浩與張伯淳文集的傳世諸本中刊刻年代最早的。
《全元文》使用的明刊本亦有部分是元人文集的始刊本。如李存（1281～1354），字明遠、仲公，稱俟庵先生，饒州安仁（江西餘江）人。應科舉不利，居家教授，與祝番、舒衍、吳謙合稱江東四先生。至正十四年卒。李存博學工古文，歿後，子李卓編訂其詩文為《番陽仲公李先生文集》31卷，明洪武、永樂間塗幾、鄒浚先後作序，永樂三年（1405）由重孫李光刊行。《全元文》收錄李存文章353篇，依據的就是其文集的始刊本——國家圖書館藏明永樂三年李光刊本。[3]同此，《全元文》收錄的明洪武十一年（1378）黃鈞刊本《秋聲集》9卷，明初刊本《白雲稿》11卷，也都是黃鎮成、朱右文集的始刊本，彌足珍貴。
當然，《全元文》采納的明刊本，絕大部分還是元人文集傳世版本中的最早本。比如元代儒學大師吳澄（1249～1333），字幼清、伯清，稱草廬先生，撫州崇仁（江西崇仁）人。宋鹹淳舉人，試進士不利，構草廬講學著述。至元二十三年（1286）程钜夫訪賢江西，挽之入京，不受薦，以母老辭歸。吳澄不樂仕進，大德末任江西儒學副提舉，至大間為國子監丞、升司業、拜集賢直學士，至治、泰定間超拜翰林學士，為經筵講官，主持編修《英宗實錄》，其後皆以疾辭歸。元統元年卒。吳澄是元代最重要的儒學大師，以道統自任，《易》《書》《禮》《春秋》皆有著作，與許衡並稱南北大儒。其文章亦詞華典雅，斐然可觀。有《支言集》100卷、《私錄》2卷，凡文90卷、詩10卷，澄孫吳當所編，元代刊行。不幸元末刻板毀於兵火，刊本亦有散佚。明永樂四年（1406），五世孫吳爟取家藏元刊本重新刻梓，篇類卷次悉存其舊，不加更改，惟散佚篇章，則列篇題於各卷之末。其後又有宣德十年（1435）五世孫吳炬刊本《臨川吳文正公集》100卷，多《外集》5卷。清修《四庫全書》，即據明永樂本收錄《吳文正集》100卷。明成化二十年（1484），江西撫州方中、陳輝將100卷本重新編卷刊刻，成《臨川吳文正公集》49卷、《道學基統》1卷、《外集》3卷、《年譜》1卷。其後又有明萬曆四十年（1612）刊本、清康熙六年（1667）活字印本、雍正活字印本、乾隆五十一年（1786）萬氏刊本等版本，皆據改編後的49卷本刊印或排印。百卷本是吳澄文集的第一次編訂，但元刊本、明永樂刊本今皆不存，宣德刊本僅國家圖書館藏有殘本一部，存28卷，殘佚泰半，無法使用。《四庫全書》本年代偏晚，且有抄錄之誤與刪改之嫌，不宜采用。49卷本雖是百卷本吳澄集的改編本，但成化二十年刊本仍存世，是傳世各版本中年代最早的。所以，《全元文》以明成化刊本《臨川吳文正公集》49卷為底本，收錄吳澄文集1422篇，而以《四庫全書》本《吳文正集》100卷為校本，另補集外文38篇，既采用了年代較早的刊本，又參考到不同流傳係統的版本，在版本的選用上還是恰當的。[4]
即便是《全元文》采錄的清刊本，也不乏元人文集的始刊本或最早傳世本。如陳櫟（1252～1334），字壽翁，號定宇，徽州休寧（安徽休寧）人。延祐元年（1314）鄉試中舉，不赴春闈，教授於家，元統二年卒。陳櫟學宗朱子，著《尚書蔡氏集傳纂疏》等。其文集元明未見流傳，今存《陳定宇先生文集》16卷、《別集》1卷，凡文15卷，詩及詩餘1卷，為其族孫陳嘉基輯錄，始刊於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戴有祺序，葉儀跋。《四庫全書》據此本收錄陳櫟集。《全元文》亦據這部陳櫟文集的始刊本，收錄文章281篇，集外文2篇。[5]又如清康熙十八年（1679）《汪氏三先生集》刊本汪克寬《環穀集》8卷、康熙五十四年（1715）鄭氏祠堂刊本《義門鄭氏奕葉文集》中的鄭濤《藥房集》和鄭泳《半軒集》，也都與陳櫟文集相類，是清初由作者的裔孫輯錄始刊的元人文集。此外，《全元文》收錄的清乾隆三年（1738）俊逸亭刊本沈貞《茶山老人遺集》2卷，乾隆刊本姚璉《雲山一懶翁集》2卷，嘉慶十一年（1806）衍慶堂刊本周聞孫《鼇溪周先生文集》4卷，也都是作者文集的最早傳世本。
二、影印元明善本
《全元文》還注意利用叢書中影印的元明善本。影印本相對於原本而言，並沒有文物價值，還可能出現個別的描摹錯誤，但它可以基本如實地反映原本的麵貌，有利於善本的流傳與使用，又較重刊本、改編本、傳抄本等為優。《全元文》有效地利用了《四部叢刊》《選印宛委別藏》《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等影印叢書，從中選錄了23種元人文集的影印本，包括影印元刊本6種，明刊本9種，清抄本7種，武英殿聚珍本1種。
《全元文》選錄的6種影印元刊本，無一不是作者文集的始刊本。如袁桷（1266～1327），字伯長，號清容居士，慶元鄞縣（浙江鄞縣）人。至元中，為麗澤書院山長。大德間，以閻複、程钜夫等薦，授翰林檢閱，曆翰林應奉、修撰、待製、集賢直學士、翰林直學士，官至翰林侍講。泰定初辭歸，四年卒。袁桷受業於戴表元、王應麟，家富藏書，博學通典故。《四庫全書總目》稱其文章“博碩偉麗，有盛世之音”，在朝踐曆清華，八登翰苑，朝廷製冊，勳臣碑銘，多出其手。著作宏富，文采風流，承前啟後，稱一代文章之钜公。[6]袁桷《清容居士集》50卷，初刻於元，後有明寧波府刊本。但刊本稀見，今僅國家圖書館藏有元刊本一部（配清抄），此外隻有清抄本數部，分藏國家、上海、重慶圖書館。《全元文》據民國十八年（1929）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元刊本，收錄《清容居士集》中文章790篇，補集外文21篇。這是通過影印本來收錄元人文集初刊本的範例。[7]
又如柳貫（1270～1342），字傳道，號烏蜀山人，婺州浦江（浙江浦江）人。大德四年（1300）任江山縣學教諭，曆昌國州學正、國子助教、博士、太常博士、江西儒學提舉，至正元年（1341）為翰林待製，二年卒。柳貫受經於金履祥，學文於方鳳。《四庫全書總目》稱其文章原本經術，精湛閎肆，與金華黃溍相上下。其詩文早年多不存，四十餘遊燕京，始陸續集為《遊稿》《西邕稿》《容台稿》《鍾陵稿》《靜儉齋稿》《西遊稿》《蜀山稿》七稿。至正十年（1350），餘闕得柳貫文於其子柳卣，使柳氏門生宋濂、戴良選擇精萃，編次為《柳待製文集》20卷，餘闕、危素、蘇天爵為之序，宋濂跋，刊刻於浦江學官。其餘則分類謄抄為《別錄》20卷，藏於家，後世不傳。與袁桷集不同，《柳待製文集》刊本眾多，除元至正浦江刻本外，又有明永樂四年（1406）柳貢補刊本22卷，明天順七年（1463）張和、歐陽溥刊本，清順治十年（1653）馮如京刊本，順治十一年範養民、張以邁刊本，順治十一年刊康熙五十年（1711）、六十一年傅旭元、曾安世重修本，嘉慶十九年（1814）愛竹居聚珍本，道光二十一年（1841）重刊本等多種。其中元至正浦江本惟存一部，藏於上海圖書館，不便於使用。國家圖書館僅有元刊遞修本的殘本，存卷10至卷15，殘佚泰半，亦無法利用。《全元文》據《四部叢刊》影印元至正浦江刊本，收錄《柳待製文集》的文章268篇，集外文31篇，也是借影印本的便利收錄元人文集的初刊本。[8]
元代著名書畫家趙孟頫《鬆雪齋文集》，更值得一提。孟頫（1254～1322），字子昂，號鬆雪道人，湖州（江蘇湖州）人，宋宗室。至元二十三年（1286）奉召入朝，授兵部郎中。成宗初，參與修撰《世祖實錄》與金書藏經，曆集賢直學士、江浙儒學提舉、翰林侍讀學士。仁宗時，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趙孟頫博學多才，深研律呂，善鑒古器，尤精書畫，亦著文名。所著詩文，親自編訂為《鬆雪齋集》，大德二年（1298）戴表元作序，然未曾刊刻。孟頫卒後，次子趙雍托鄉人沈璜補充校正，成《鬆雪齋文集》10卷、《外集》1卷，後至元五年（1339）由花溪沈伯玉家塾刊行，是為趙氏文集的始刊本。其後翻刊傳抄不斷，有明初刊本、天順六年（1462）嶽璿刊本、萬曆崔邦亮刊本、清康熙清德堂刊本、康熙曹培廉城書室刊本、道光翻刻城書室本、光緒八年（1882）楊氏重修城書室刊本，及清抄本多種。後至元沈氏刊本今惟存殘本一部，藏於國家圖書館，卷6至卷10已經缺失，隻有卷1至卷5與《外集》共6卷尚存。幸而《四部叢刊》有影印後至元刊本的全本。《全元文》即據這部影印的趙氏文集始刊本，收錄《鬆雪齋文集》與《外集》中的文章110篇，避免了重刊本或抄本在翻刊傳抄中可能出現的失誤，保存了趙孟頫作品的原貌。[9]
與此相同，《全元文》用作底本或部分底本的民國十八年（1929）《四部叢刊》二次印本影印的元刊本《金華黃先生文集》43卷（黃溍）、元至正十二年（1352）宋璲寫刊本《淵穎吳先生集》12卷（吳萊），1997年齊魯書社《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元刊本《太平金鏡策》8卷（存卷3至卷8，趙天麟），以及《四部叢刊》影印明洪武刊本《清江貝先生文集》30卷（貝瓊），也都是利用影印本收錄元人文集的始刊本。
《全元文》還利用到叢書影印的一些精良抄本。如蒙古國時期的重臣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晉卿，號湛然居士，燕京（北京）人。契丹貴族後裔，仕金為尚書左右司員外郎。蒙古軍攻占燕京，拜萬鬆老人學佛，釋名從源。1218年，應成吉思汗召至漠北，後隨之西征，備谘詢。太宗即位，漸受重用，1231年任掌管漢文書的必闍赤長，漢人稱中書令，興立文治，改定製度，推行了一係列有利於恢複發展中原經濟文化的措施。太宗晚年楚材漸受排擠，乃馬真後稱製四年卒。耶律楚材詩文集名《湛然居士集》，為其生前編刊，萬鬆行秀、王鄰、孟攀麟、李微等為之序，太宗窩闊台六年（1234）胡氏刊行於世。其後刊本絕少，皆以抄本傳世。直至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始有袁昶《漸西村舍匯刊》本。楚材集的元刊本不傳，國內今存明清抄本約二十部。其中南京圖書館有影元抄本一部，不便於使用，好在《四部叢刊》以無錫孫氏小淥天藏影元抄本影印行世，較為方便。影元抄本據元刊本影抄，版式行款與元本同，雖也不免有抄錄失誤，但在元刊本失傳的情況下，較之其他的明清抄本明顯為佳。因此，《全元文》據《四部叢刊》影印影元抄本《湛然居士集》14卷，收錄耶律楚材文97篇，補集外文1篇，版本的選取也很得宜。[10]
三、抄本的選用
除刊本和影印本外，《全元文》也重視對有文獻價值的抄本的利用。因為有的元人文集從未刊刻，一直以抄本的形式流傳，有的雖早期有刊本，但刊本今已不傳或不便利用，因此，對抄本的檢擇利用，也是勢所必然。更何況一些好的抄本還往往有名家校跋，有利於校訂原本的錯誤，了解版本的流傳。《全元文》選錄明抄本5種，清抄本19種，民國抄本2種，加上叢書中影印的7種清抄本，共利用抄本或影印抄本33種，約占全書文集版本的1/6。
《全元文》采錄的明抄本各有特色。如元末文士陳基（1314～1370），字敬初，號夷白子，台州臨海（浙江臨海）人。從學於黃溍，隨至京師，授經筵檢討。為人草諫章獲罪，避歸寓吳，教授諸生。元末仕於張士誠，累升學士，書檄多出其手。入明，預修《元史》，洪武三年卒。陳基有《夷白齋稿》35卷，凡詩11卷文24卷，至正二十四年（1364）戴良編次並序。明人朱存理等又輯錄《外集》1卷，詩文合卷。明弘治八年（1495），吳人張習得《夷白齋稿》半部，又從友人處裒輯陳基詩文，重編為《夷白集》12卷，附錄明尤義撰《陳基傳》一篇，刊板行世，詩文與35卷本互有出入。《夷白齋稿》35卷，是陳基集的第一次編訂本，但從未刊行，一直以抄本流傳。今存最早傳本，為國家圖書館所藏明抄本，曾據弘治本有所校訂。此本又是《四部叢刊三編》影印本的底本，影印時，胡文楷曾作《補遺》1卷，補充弘治本多於35卷本的詩文。而明弘治張習本《夷白集》12卷，雖是刊本，且是傳世本中時間最早者，卻是陳基集的重編本。而且張習編刊元人文集，力求以篇目多出前人取勝，所輯作者詩文並不完全可靠。[11]因此，《全元文》據國家圖書館所藏明抄本收錄《夷白齋集》《外集》，得文章188篇，而僅以明弘治刊本為校本，並據之補充《補遺》文章23篇，加集外文3篇，版本的選取是慎重的。[12]
趙汸文集的情況，與陳基有所不同。趙汸（1319～1369），字子常，號東山，徽州休寧（安徽休寧）人。先後從學黃澤、虞集，通諸經，尤邃於《春秋》。乃築東山精舍，讀書著述於中，《易》《春秋》皆有著作。明初預修《元史》，洪武二年卒。趙汸死後，門人汪蔭裒輯詩文為一編，門人範準又加搜羅補綴，洪武初汪仲魯為之序。嘉靖中，鮑誌定之父棠野公據汪、範輯本，收摭遺文，總匯成集，為《東山趙先生文集》12卷，於嘉靖三十七年（1558）由汪豫庵刊板行世，有鮑誌定序。嘉靖刊本今已不存，惟國家圖書館藏有明抄本一部，另有《詩補》《文補》《附錄》各1卷。其後又有清康熙二十年（1681）趙吉士刊《趙征君東山先生存稿》7卷、《附錄》1卷，有趙吉士重刊跋。《四庫全書》亦據康熙本收錄。《全元文》據明抄本《東山趙先生文集》《文補》收錄趙汸文章127篇，校以《四庫》本《東山存稿》，補文1篇，又補集外文4篇，這是以傳世本中時代最早的明抄本收錄作者文集。[13]
其實，《全元文》收錄的清抄本也有很大部分屬於這種情況。如李繼本《一山文集》9卷，原有明景泰李伸刊本，今不傳。傳世本有清抄本三部、《四庫全書》本及《湖北先正遺書》本，《全元文》選用年代最早的清康熙金侃抄本（國家圖書館藏），收錄李繼本文章99篇，集外文1篇。[14]又如安熙《默庵安先生文集》5卷，原無刊本，僅以抄本傳世。今存清抄本十餘部，以及《四庫全書》本、《畿輔叢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全元文》亦以早於《四庫全書》的清康熙金侃抄本收錄安熙文25篇。[15]與此相同，《全元文》收錄的繆荃孫校清抄本《寓庵集》7卷（李庭），清初抄本《石初集》10卷（周霆震），宋賓王校跋清抄本《燕石集》15卷（宋褧），清張月霄愛日精廬抄本《鐵崖漫稿》5卷（楊維楨），也都是傳世本中年代最早的清抄本。
吳海文集使用明抄本，則是不得已之舉。吳海（？～1387），字朝宗，號魯客，福州閩縣（福建福州）人。元末以學行稱，為貢師泰、林泉生所推重，絕意仕進。明初以史局征，力辭。有《聞過齋集》8卷，明建文三年（1401）門生王偁所編，徐宗起等作序，於建寧刊行，其後有明成化邵銅刊本。《四庫全書》與《嘉業堂叢書》亦據8卷本收錄。此外，另有明祁氏淡生堂抄本《聞過齋集》4卷，為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張氏正誼堂刊本、同治《正誼堂全書》本與《叢書集成初編》本之祖本。明建文刊8卷本今已不存，傳世版本中最早的是成化邵銅刊本，但僅存兩部，分藏於南京和福建圖書館，不便利用。國家圖書館藏有明抄本《聞過齋集》8卷（卷1至卷3配清抄本）一部，是8卷本中時間較早的傳本，《全元文》即據此明抄本，收錄吳海文章154篇，集外文2篇。[16]
《全元文》使用的清抄本也有一部分與吳海文集情況類似。如李士瞻（1313～1367），字彥聞，荊門州（湖北荊門）人，寓居大都。至正十年（1350）領鄉薦，曆中書右司掾、刑部主事、樞密院經曆等，累升戶部尚書，出督福建海漕。以功入朝為中書參議，仕至翰林學士承旨，至正二十七年卒。李士瞻有《經濟文集》6卷，為其曾孫李伸編次，今存明正統九年（1444）刊本一部，藏於南京圖書館。又有天順三年（1459）刊本一部，藏於吉林大學圖書館，均不便利用。國家圖書館藏有清抄本三部，其一為清修《四庫全書》之底本，時間在諸清抄本中最早。《全元文》即據此清抄本收錄《經濟文集》文章92篇，亦屬不得已而為之。[17]與此相似的還有唐肅《丹崖集》8卷，《吳興沈夢麟先生花溪集》3卷，陳高《不係舟漁集》15卷，都是由於時間較早的明抄本或清抄本館藏外地，使用不便，不得已而采用較好的清抄本。
《全元文》選用的清抄本中也有較為精良的影元抄本。如蒲道源（1260～1336），字得之，號順齋，興元南鄭（陝西漢中）人。初為郡學正，後歸鄉教授。皇慶二年（1313）征為翰林編修，進國學博士。延祐七年（1320）辭歸，後至元二年卒。道源恬於仕進，以濂洛諸儒之說倡於漢中。黃溍稱其“以性理之學施於台閣之文”，[18]為文平實顯易，不尚華藻。道源死後，其子蒲機裒輯遺文為《順齋先生閑居叢稿》26卷，於至正十年（1350）刊板行世，黃溍作序，是為道源集之始刊本。其後未曾重刊，多以抄本傳世。上海圖書館藏有元至正十年始刊本的全本一部，不便使用。國家圖書館則僅存殘本卷14至卷26，前半部已殘佚。幸而北大圖書館李盛鐸藏書中有清張月霄愛日精廬舊藏影元藍格抄本一部，版式行款與元至正刊本完全相同。《全元文》遂用為底本，收錄蒲道源文章285篇，並據元刊殘本校正錯誤，盡可能地保存了道源作品的原始風貌。[19]
《全元文》采納的清抄本還有一些是作者文集的惟一傳本，如上海圖書館藏清勞權校抄本楊維楨《鐵崖賦稿》2卷，國家圖書館藏清嘉慶元年（1796）抄本史伯璿《青華集》4卷、京師圖書館抄本蔣易《鶴田蔣先生文集》2卷、清抄本呂不用《得月稿》7卷。這些抄本雖抄寫時間較晚，在文獻流傳史上卻是彌足珍貴的。
四、精校本
《全元文》在選擇元人文集的版本時，不僅重視版本時間的早晚，也善於利用校勘精良的善本。有的文集，時間最早的版本並不是最好的傳本，而一些時間較晚的版本，由於經過後人的校勘，反而成為校訂精良的善本。如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30卷，傳世的最早版本是明萬曆九年（1581）戴洵刊本，分藏於上海和杭州大學圖書館，另有《四部叢刊》影印明萬曆刊本，可資以利用。然而萬曆本雖刊板較早，卻錯誤頗多，並非善本。而清道光二十年（1840）鬱鬆年刊刻的《宜稼堂叢書》本，經過鬱鬆年校勘，附有《劄記》1卷，可以訂正戴表元集的錯誤。且國家圖書館收藏的一部《宜稼堂叢書》本，還附有清沈炳垣校跋，並抄錄清何焯的批校及跋。所以，《全元文》選用此本作為戴表元文集的收錄底本，僅以《四部叢刊》影印明萬曆本作為參校本。
五、四庫本的使用與失當
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的使用，是《全元文》中必須說明的重要問題。《四庫全書》是清乾隆時編纂的一部大型叢書。作為曆史上一項重要的文化工程，本來應該有利於曆史文獻的整理、保存和流傳，它也確實部分起到了這些作用。但是由於清廷寓禁於修的編纂宗旨，在修纂過程中，除對許多書籍禁毀或放入存目不予收錄外，即使收入《全書》的文獻，也一律經過四庫館臣的審核、刪削與修改。對於元代文獻而言，比其他朝代還增加了對少數族人物姓名、地名等的有意更改，因而導致了這些曆史人物、曆史地名的歧異與辨識的困難。再加上《四庫全書》以抄本存世，盡管每一部典籍都有校對、總校等多名官員校訂、覆勘，還是難以避免謄錄過程中衍奪脫略等失誤。所以。在有其他較好的版本可資利用的情況下，一般不應輕易使用《四庫全書》本作為收錄底本。然而，《全元文》確實較多地采用了《四庫全書》。在收錄的203部元人文集中，共有61種使用了《四庫全書》本作為底本，幾占全部的30%。這其中又存在五種情況：
其一，《永樂大典》輯佚的元人文集。在漫長的流傳過程中，文獻的逐漸散佚不可避免，但是在《太平禦覽》《冊府元龜》《永樂大典》等大型類書中，往往分類保存著散佚文獻的眾多資料。《四庫全書》編纂過程中，館臣們曾從這些類書中輯錄了500多種已經散佚的書籍，使這些文獻借《四庫全書》得以部分恢複、保存和流傳。這是文獻學史上的大功績。元代的失傳文獻，主要輯錄自明初修纂的《永樂大典》，在《永樂大典》損毀之後，這些《永樂大典》的輯佚文獻更顯得寶貴。《全元文》收錄的元人文集，也有25種是出自《永樂大典》的輯佚本，其中22種使用了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作為底本，隻有舒嶽祥《閬風集》12卷、劉辰翁《須溪集》7卷和姚燧《牧庵文集》36卷，分別使用了《嘉業堂叢書》《豫章叢書》和《四部叢刊》影印武英殿聚珍本。這些元人文集原已散佚，通過輯錄重新編訂成集，收入《四庫全書》。因此，凡是原集已經散佚，又從《永樂大典》中重新輯錄的元人文集，《四庫全書》本就是時間最早和校訂較精的版本，其他版本則源出於《四庫》本。如《大典》輯本中卷帙較多的胡祗遹《紫山大全集》26卷，除《四庫》本外，隻有清乾隆翰林院抄本和民國十二年（1923）河南官書局《三怡堂叢書》刊本兩種版本。劉將孫《養吾齋集》32卷，另有乾隆翰林院抄本、浙江圖書館藏清孔氏壽雲簃抄本、北大藏清抄本和民國二十三年（1934）上海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影印文淵閣本四種版本。王沂《伊濱集》24卷，另有乾隆翰林院抄本、清八千卷樓抄本和《四庫全書珍本初集》三種版本。所有上述抄本、影印本、刊本，無不源出於《四庫全書》本。在這種情況下，《全元文》選用《四庫》本作為收錄底本是完全應當的。更何況，《全元文》使用的是文淵閣《四庫全書》這部紫禁城藏本的影印本，相對於原藏於沈陽故宮的文溯閣、承德避暑山莊的文津閣和杭州的文瀾閣另外三部存世的《四庫全書》，文淵閣本的抄錄質量應該是最好的。
其二，以《四庫全書》本補充善本之不足。如張伯淳（1243～1303），字師道，嘉興崇德（浙江桐鄉）人。宋末舉進士，官至太學錄。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起為杭州路學教授。二十九年奉詔入京，奏陳政事數十事，受到世祖重視，授翰林直學士。大德四年（1300）任翰林侍講，七年卒。張伯淳不喜以藻翰自名，故歿後無成稿。其子河東宣慰副使張采，孫武康縣尹張炯訪求遺逸，輯為《養蒙先生文集》10卷，凡文6卷、詩3卷、詞1卷，泰定、至順間，鄧文原、虞集先後作序，至正六年（1346）刊於家塾。明宣德七年（1432），又曾據元刊修板重印。清修《四庫全書》，未見張伯淳集的刊本，雲“其集刊板久佚，輾轉傳抄，殘闕頗甚”，[21]遂據清厲鶚校抄繡穀吳氏本收錄《養蒙集》。然而，至正本今雖不存，國家圖書館尚藏有元刊明宣德修板重印本的殘本一部。此外，上海圖書館有明祁氏澹生堂抄本，國家、北京大學、上海、暨南大學圖書館亦各有清抄本一部。《全元文》選用今存最早亦最好的元刊明印本為底本，收錄張伯淳文。但是此本已經殘佚，僅存文集卷1至卷5，有文章87篇，尚缺卷6。故又取《四庫全書》本補充卷6文章12篇，再加集外文4篇，不僅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原刊善本，避免了抄本在輾轉傳抄過程中難免出現的失誤，而且保證了張伯淳文章的完整收錄。[22]
其三，元人文集的傳世諸本中，無優於《四庫全書》的版本可資利用，隻能使用《四庫》本。比如宋元之際的方回（1227～1307），字萬裏，號虛穀、紫陽山人，徽州歙縣（安徽歙縣）人。宋景定三年（1262）進士，曆官中外，皆有聲譽。德祐元年（1275），宋丞相賈似道喪師魯港，方回首上書論其罪當斬，時人壯之。後任建德知府。至元十三年（1276）元兵破臨安，方回以城降，官建德路總管。至元十八年得代，不複仕。晚年寓居錢塘，賣文維生，後學尊師之。方回學宗朱子，著述甚多，有《桐江集》8卷（或作4卷）和《桐江續集》48卷兩部文集，今已無刊本存世，都以抄本流傳。《全元文》據民國二十四年（1935）上海商務印書館《選印宛委別藏》影印清抄本，收錄《桐江集》8卷，文章195篇；而對《桐江續集》中的133篇文章，則使用了《四庫全書》本。據《四庫全書總目》，《四庫》收錄《桐江續集》，依據的是文征明、季振宜先後收藏過的元刊本，底本較為可靠。但是該書詩集部分殘佚13卷，僅餘29卷，文集部分雖有闕頁，而卷帙差完。因此，四庫館臣刪去原缺各卷，將存餘各卷合編為《桐江續集》37卷，收入《四庫全書》。[23]據《全國古籍善本書目》，國內現存《桐江續集》48卷的五種清抄本，分藏於國家、北京大學、南京和南京大學四個圖書館，均為36卷或32卷的殘本，殘佚情況與《四庫》本相近。故《全元文》據《四庫全書》本收錄《桐江續集》，再校以國家圖書館所藏清抄本，似無不當之處。[24]
又如元明之際的魯貞，字起元，號桐山老農，衢州開化（浙江開化）人。元統三年（1335）中鄉試，隱居不仕，以學行著名，有《桐山老農集》4卷，凡文3卷、詩1卷。清修《四庫全書》，據抄本收錄魯貞集。今傳世版本，僅《四庫》本、《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影印文淵閣《四庫》本及南京圖書館藏清抄本三種，以《四庫》本為最早。故《全元文》據《四庫全書》本《桐山老農集》，收錄文章32篇，補集外文5篇，共得文37篇。[25]
再如同時的文章家王禮（1314～1386），字子尚、子讓，稱麟原先生，吉安廬陵（江西廬陵）人。至正十年（1350）江西鄉試第一，授安遠縣儒學教諭。曆興國縣主簿、廣東都元帥府照磨，至元十八年江西行省參政辟參謀幕府。元末明初居家教授，辭疾不仕。王禮工於古文，著述甚富，受到宋濂等名家推崇，有《麟原文集》24卷，分前集、後集各12卷，李祁、劉定之先後作序，明洪武間刊行。《麟原文集》傳本稀見，明洪武刊本今已不存，除《四庫全書》及《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影印本外，僅國家和南京圖書館各有清抄本一部。《全元文》據《四庫全書》本，收錄《麟原文集》文章302篇，校以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亦無不當。[26]
其四，元人文集雖有善本傳世，但由於館藏等客觀條件限製，不便利用，不得不使用《四庫全書》本。如宋元之際的胡次焱（1229～1306），字濟鼎，號梅岩、餘學，徽州婺源（江西婺源）人。南宋鹹淳四年（1268）進士，授貴池縣尉。入元不仕，以《易》教授鄉裏，大德十年卒。胡次焱遺作原未編集，明嘉靖中，其族孫胡璉始輯成《梅岩文集》10卷，凡詩文8卷附錄2卷，璉外甥潘滋校訂並作序，嘉靖十八年（1539）刊行。其後又有嘉靖二十二年胡升刊本。清修《四庫全書》，據嘉靖十八年胡璉刊本收錄《梅岩文集》。胡璉、胡升兩部明嘉靖刊本今均存世，又有丁丙跋清抄本一部。然而，上述三個版本均藏於南京圖書館，不便利用。《全元文》據《四庫全書》本為底本，收錄《梅岩文集》文章39篇，實屬不得已而為之。[27]
又如元末明初的楊翮，字文舉，集慶路上元（江蘇南京）人。至正六年（1346）任休寧縣主簿，曆江浙儒學提舉，遷太常博士，卒於洪武初年。翮為大德中翰林待製楊剛中子，幼承家訓，刻勵為古文詞，著《佩玉齋類稿》。後至元二年（1336）陳旅、至正八年虞集、楊維楨先後為之作序，至正末刊行。至正本原不分卷，清修《四庫全書》，收錄《佩玉齋類稿》10卷，應是後人為之分卷。至正刊本今已不存，傳世本除《四庫全書》本和《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本外，尚存四種清抄本，分別是上海圖書館藏康熙抄本13卷，南京圖書館藏勞權抄本10卷、丁丙跋抄本13卷，以及複旦大學圖書館藏道光抄本12卷。其中清康熙抄本年代早於《四庫全書》本，且無刪改之嫌，但由於館藏不便，《全元文》不得不據《四庫全書》本，收錄楊翮《佩玉齋類稿》文章97篇，補集外文5篇。[28]
再如殷奎（1331～1376），字孝章、孝伯，號強齋，平江路昆山州（江蘇太倉）人。少有才名，從楊維楨學《春秋》，明經潔行。應鄉試不利，即謝去，不受薦舉。明洪武四年（1371）應試高第，授鹹陽儒學教諭，盡心教事。因念母致疾，洪武九年卒。門人餘熂編輯遺文為《強齋集》10卷，陳振祖作序，於洪武十五年（1382）刊行。《強齋集》傳本稀見，洪武刊本今雖不存，南京圖書館尚藏有明正統十三年（1448）王叔政刊本《殷強齋先生文集》10卷，早於《四庫全書》300多年，且無傳抄刪削之嫌。因為館藏不便利用，《全元文》隻得據《四庫全書》本收錄《強齋集》文章135篇，補集外文3篇，亦為不得已之舉。[29]
其五，有較好的版本可以選擇，卻不恰當地使用《四庫全書》本，這種情況則屬於版本選擇的失當。比如由金入元的北方學者李俊民（1176～1260），字用章，號鶴鳴，澤州晉城（山西晉城）人。金承安五年（1200）進士第一，授翰林應奉文字，旋棄官教授鄉裏。金末南遷，先後隱居嵩山、鳴皋山、覃懷、西山。世祖在潛邸，安車召問，後仍還山。中統元年卒。李俊民著有《莊靖集》10卷，凡詩7卷、文3卷。乃馬真後三年（1243）年澤州守段正卿刊行，李仲紳、王特升、劉瀛、史秉直為之序。明正德三年（1508），澤州李瀚又曾重刊。清修《四庫全書》，未曾征集到元、明刊本，據抄本收錄《莊靖集》。實際上，李俊民集的元刊本今雖不存，仍有明正德李瀚重刊本藏於國家圖書館，較之《四庫》本，不僅年代要早250多年，而且可以免去輾轉傳抄之誤與刪削修改之嫌。正德本的確有部分文字漫漶，隻要以《四庫》本相較，完全可以彌補正德本之失。但是點校者為方便，以《四庫全書》本為底本收錄《莊靖集》中文章，應該屬於版本選擇的失當。[30]
又如元初名臣程钜夫（1249～1318），名文海，因避武宗諱，以字行，號雪樓、遠齋，建昌南城（江西南城）人。南宋亡，隨叔父飛卿入燕京為質子，留宿衛。至元十三年（1276），授翰林應奉，曆修撰、秘書少監、集賢學士。二十三年拜南台侍禦史，奉詔訪求江南遺逸，舉薦趙孟頫、張養浩等二十餘人。後曆仕成宗、武宗、仁宗各朝，官至翰林學士承旨。主持修撰《成宗實錄》《武宗實錄》。延祐三年（1316）致仕，五年卒。程钜夫少與吳澄同學，宏才博學，文章舂容大雅，有北宋館閣餘風。遺作由其子程大本編訂為45卷，凡《玉堂類稿》9卷、奏議1卷、詩文35卷，門人揭傒斯校訂，熊釗、歐陽玄、彭從吉、李好文作序，至正十八年（1358）由其孫程世京刊於福建。至正二十三年，又有10卷刊本，多附錄1卷。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詔取程钜夫集入秘閣，重孫程縉重新編訂為《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30卷，附《年譜》《附錄》各1卷，洪武二十八年刊行於與耕書堂。清修《四庫全書》，亦據洪武本收錄《雪樓集》30卷。元刊本今皆不存，而洪武刊本則國家、上海、山東圖書館與北京文物局各有藏本。《全元文》收錄《雪樓集》中文章575篇，集外文7篇，沒有以祖本明洪武本為底本，卻反而以抄錄洪武本的《四庫全書》本為底本，洪武本為校本，版本選擇亦不恰當。[31]
《全元文》的編纂，是對元人文集的一次全麵清理與總結。通過對文集作者的鑒別、代表性文集的選擇和文集版本的確定三個互相關聯的工作環節，《全元文》共收錄元代文集作者182人，文集203部，集內文章近25300篇，在全書32652篇文章中，占到將近77.5%，成為這部元代文章總集的主要內容。遺憾的是，與其他大型的文獻編纂工作一樣，由於經費不足、文獻利用不盡如人意、出版困難等客觀條件的限製，以及學術水平的局限和工作的疏漏，《全元文》對元人文集的整理難免會存在問題，有待於在今後的補編修訂工作中逐步更正完善。值得欣慰的是，《全元文》作為一項真正有價值的學術工作，得到眾多專家學者的肯定。它將為元人文章的保存和流傳提供極大的便利，從而推動元代學術文化及各方麵問題的研究。我們可以滿懷信心地說，《全元文》將融入祖國傳統文化的寶庫並傳之久遠，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傳承和發揚做出有意義的貢獻。[32]
[1] 韓性：《中庵先生劉文簡公文集序》，見劉敏中：《中庵先生劉文簡公文集》卷首；今見《劉敏中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469頁。
[2] 陳旅：《陳眾仲文集》，元至正刊明修本；今見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37冊。
[3] 李存：《番陽仲公李先生文集》，明永樂李光刊本，1405；今見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33冊。
[4] 吳澄：《臨川吳文正公集》，江西撫州，明成化方中、陳輝刊本，1484；今見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14、15冊。
[5] 陳櫟：《陳定宇先生文集》，清康熙陳嘉基輯刊本，1696；今見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18冊。
[6]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167《清容居士集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下冊，第1435～1436頁。
[7] 袁桷：《清容居士集》，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元刊本，1929；今見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23冊。
[8] 柳貫：《柳待製文集》，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元至正浦江刊本，1929；今見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25冊。
[9] 趙孟頫：《鬆雪齋文集》《外集》，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後至元五年沈伯玉家塾刊本，1929；今見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19冊。
[10]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無錫孫氏小淥天藏影元抄本，1929；今見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1冊。
[11] 此承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楊鐮先生研究指出，謹致謝忱。
[12] 陳基：《夷白齋稿》《拾遺》《外集》，明抄本；《夷白集》，明弘治張習刊本，1495；今見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50冊。
[13] 趙汸：《東山趙先生文集》《文補》，明抄本；今見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54冊。
[14] 李繼本：《一山文集》，清康熙金侃抄本，1689；今見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60冊。
[15] 安熙：《默庵安先生文集》，清康熙金侃抄本，1693；今見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24冊。
[16] 吳海：《聞過齋集》，明抄本；今見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54冊。
[17] 李士瞻：《經濟文集》，清抄本；今見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50冊。
[18] 黃溍：《順齋文集序》，見《金華黃先生文集》卷18，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元刊本，1929，第5頁；今見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29冊，第93頁。
[19] 蒲道源：《順齋先生閑居叢稿》，清愛日精廬藏影元抄本；今見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21冊。
[20] 宋褧：《燕石集》，清抄本；今見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39冊。
[21]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166《養蒙集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下冊，第1425頁。
[22] 張伯淳：《養蒙先生文集》，元刊明宣德修板重印本，1432；《養蒙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今見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11冊。
[23]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166《桐江續集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下冊，第1423～1424頁。
[24] 方回：《桐江集》，上海，商務印書館《選印宛委別藏》影印清抄本，1935；《桐江續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今見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7冊。
[25] 魯貞：《桐山老農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今見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49冊。
[26] 王禮：《麟原文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今見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60冊。
[27] 胡次焱：《梅岩文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今見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8冊。
[28] 楊翮：《佩玉齋類稿》，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今見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60冊。
[29] 殷奎：《強齋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今見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57冊。
[30] 李俊民：《莊靖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今見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1冊。
[31] 程钜夫：《雪樓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今見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16冊。
[32] 本章原刊《中國傳統文化與元代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第83～121頁，本書收錄時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