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趙複在北方的交遊
趙複久居燕京，講學之餘，與南北士人有廣泛交往。這裏不擬對趙複的交遊作全麵考敘，僅以他與北方大儒楊奐、元好問及全真道師尹誌平、李誌遠、馬誌希的交往為例，對趙複的思想和處世之道稍作剖析。
楊奐（1186～1255），字煥然，號紫陽，乾州奉天（陝西乾縣）人，身世可見元好問《楊奐神道之碑》和《元史》本傳。趙複與楊奐的交往，始於太宗九年戊戌（1238）。是年詔試各道進士，楊奐應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遂與監試官北至燕京，謁見耶律楚材。當時趙複正在燕京講學，二人初次結識。其後楊奐為耶律楚材所薦，在洛陽任河南征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十二年之久。其間1246年楊奐編定文集，曾請趙複作序。1251年楊奐至燕京辭官，又一次與趙複相見，複為其母作墓碑。想必當時楊奐贈答趙複之作，亦不在少。遺憾的是，楊奐文集百餘卷皆已佚失，僅存明人宋廷佐所輯《還山遺稿》2卷，使我們無法從楊奐的詩文中了解二人之交往。現存趙複的三篇遺文，就有兩文是為楊奐而作，足見二人之交必非泛泛。
趙複與楊奐交往雖非同一般，但他對楊奐的出仕蒙古卻並不以為然，《楊紫陽文集序》即可為證。其文雲：
君子之學，至於王道而止。學不至於王道，未有不受變於流俗也。三代聖人，以心學傳天下後世，見於伊尹、傅說之訓，君子將終身焉……惟秦君子楊氏，其誌其學，粹然一出於正。蓋自其為諸生，固已無所不窺，坐是重困於有司之衡石。晚居洛陽，著書數十萬言，沉浸莊、騷，出入遷、固，然後折衷於吾孔、孟之《六經》……皆近古之知言，名教中南宮雲台也……蓋君子學以為己，必有所入之地。唐韓愈氏以雖義而不取為主，先生讀之，自以為渙然不逆於心。使其得君行道，推是心以列諸位，實王道之本原。其不能盡充其說，退而斂然，以是私淑諸己，先生固已得之矣。[1]
“重困於有司之衡石”一語，顯然是指楊奐在金末雖五中鄉舉、春闈卻屢試不第之事。其後，趙複筆鋒一轉，直書“晚居洛陽，著書數十萬言”，而將楊奐應蒙古開國以來首次儒士考試即高中第一的榮耀，就任河南征收課稅所長官十餘年的政績，這些楊氏一生中頗值得誇耀的大事全然略過。這似乎不是無心之筆，而是“闕而不書”的《春秋》筆法，其不滿於楊奐事奉蒙古之意甚明。因此，趙複在文章中反複申說的，是君子之學在於為己，而非用世；反複誇讚的，也隻是楊奐的為學，而非治績。文章還隱喻楊奐所事非主，婉轉地勸說他“退而斂然”，以三代聖人所傳之心學“私淑諸己”。
趙複的上述思想，在為楊奐母親所作《程夫人墓碑》中亦有所見。其碑雲：“今年歲辛亥，春正月，奐自洛輿疾入燕，還印政府，歸秦尋醫。俾其猶子元禎代領漕事，於是始釋重負於私朝。”趙複將蒙古政權稱為“私朝”，換言之，它隻是楊奐本人的朝廷，而非趙複的國家，自己始終以南宋囚俘自居。於此，趙複對蒙古政權的態度已十分鮮明，也與他在《楊紫陽文集序》後自署“前鄉貢進士雲夢趙複”相一致。碑文讚揚程夫人“姿淑媛，有識度”，“性衝淡”，善教諸子，使楊“奐早歲緝學，晚為通儒。及再抵燕，不變於俗，學識德業益富，士論厭然遂定”，並著重點明了程夫人對楊奐的希望是“植業士林，鄉裏稱善人足矣，榮仕非所望也”。這些都與趙複的上述思想相符。令人費解的是，在“士論厭然遂定”之後，碑文又雲：“頃歲戊戌秋八月，詔郡國取士，奐偕東平上計吏，以首薦登名於天府，授河南課稅長官，東履海，南際淮，西至潼陝，北抵河，鹹隸焉。自大朝開國，以進士用人，實由奐始，而先夫人遺訓庶無憾矣。”[2]碑文於此，對楊奐以進士第一入仕，以及居官轄區之遼闊，極盡誇讚之詞，而且稱蒙古政權為“天府”“大朝”，這與前文“私朝”之稱殊為抵牾，令人難以相信出自趙複一人之手。如前所考，趙複此文是辛亥年（1251）作於燕京，而楊奐返回家鄉乾州奉天立碑是在甲寅年（1254）九月，而且碑中有關楊奐甲寅年清明過繼侍子保童等記載，明顯是立碑時所加，而非趙複之筆。由此推測，有關楊奐進士入仕一段，或許也是楊氏或其家人增訂過的。
由上可見，趙複與楊奐的交往，僅以論學為限，對於楊奐的榮仕，趙複是始終心存芥蒂的。
元好問（1190～1257），字裕之，號遺山，太原秀容（山西忻州）人，身世見郝經《遺山先生墓銘》及《金史》本傳。趙複與元好問相交，由金監察禦史高士美介紹，時間大約在1243年元好問離開燕京南歸前夕。元氏有《贈答趙仁甫》二首，生動記述了二人當時的交往。其一雲：“我友高禦史，愛君曠以真。昨朝識君麵，所見勝所聞。江國辭客多，玉骨無泥塵。軒昂見野鶴，過眼無雞群。想君夜醉潯陽時，明月對影成三人。散著紫綺裘，草裹烏紗巾。浩歌魚龍舞，水伯不敢嗔。何意醉夢間，失腳墮燕秦。萬世一旦暮，萬裏猶比鄰。世無魯連子，黑頭萬蟻徒紛紛。君居南海我北海，握手一杯情更親。老來詩筆不複神，因君兩詩發興新。都門回首一大笑，袖中知有江南春。”詩文描寫二人的相識和交誼，飄逸灑脫、情真意切。其二雲：“南冠牢落坐貧居，卻為窮愁解著書。但見室中無長物，不聞門外有軒車。六朝人物風流在，兩月燕城笑語疏。寒士歡顏有他日，晚年留看定何如。”[3]真實記述了趙複在北方的生活情境和處世態度。推想趙複贈元好問的兩詩也相當精彩，惜已不傳。趙複平易曠達的性格，真摯篤厚的情誼，尤其是相近的人生遭際與心誌，使二人初次見麵，就感到分外親近。一個是金源遺士，金亡不仕，以編撰勝朝曆史與文獻為誌；一個是南冠楚囚，“雖在燕久，常有江漢之思”，[4]以“衍正學於異域”自任，這是趙複與元好問交往的基礎，也是與楊奐交往的不同之處。
《元史·趙複傳》載：“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複贈之言，以博溺心、末喪本督戒，以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為勉。其愛人以德類若此。”[5]元好問“以文章伯獨步（北方）幾三十年，銘天下功德者盡趨其門”，[6]與楊奐並稱金元之際北方兩大儒。趙複卻從一個理學家的立場，勸誡他不要沉溺於文章辭賦等外在的學問，而應反身求己，從直接讀《周易》等上古經典中，去體悟三代聖人的心學，確實是愛之以德。
《元史·趙複傳》雲：“複為人，樂易而耿介……與人交，尤篤分誼。”趙複這種雖和樂平易、重於情誼而又守誌不屈的交友之道，是與他對蒙古政權的態度緊密相關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是中國儒家的傳統思想，也是理學家注重闡發的人生哲理。程頤晚年遭元祐黨禁打擊，在《伊川易傳》中反複論說君子居夷處困之時，應當“樂天安義”“固守其節”“以道自處”，而不求仕進。趙複深受程朱理學倡導的窮達思想和華夷之辨的影響，他認為自己於天下擾攘的金元之際，以南宋囚俘流落北方，正處於身窮道窮之時。因此，作為一個南宋儒士，趙複在北方僅以傳授理學自任，拒不與蒙古政權合作，以自身之窮，求儒道之達。《元朝名臣事略》引《靜庵筆錄》雲：“上（忽必烈）在潛邸，嚐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於前乎？’（趙複）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7]為懷念故國，趙複以自己的家鄉“江漢”自號，文章也以“前鄉貢進士雲夢趙複”自署，即使晚年生活貧困，也絕不受官，表現出強烈的民族氣節。趙複在南遊途中所作的《再渡白溝》詩，以“都將百萬生降戶，換得將軍定遠侯”，諷刺蒙古統治者連年征戰給天下生民帶來的災難。而《覃懷春日》詩，又以“竹雞啼罷山雨黑，蠶子生時桑柘青”，[8]寄寓自己對宋室複興的殷切希望。這一組對比強烈的詩句，表露了趙複對南北政權的鮮明態度。
趙複與全真道士的交往，是其生平中尚未受到關注的方麵。在他所遺的有限詩文中，就有二詩一文是為全真道宗師尹誌平、馬誌希、李誌遠所作。
尹誌平（1169～1251），字太和，道號清和，東萊（山東萊州）人。金末主濰陽玉清觀二十年，後侍丘處機西行謁見成吉思汗，位居十八弟子之首。丘處機去世後，嗣任全真教主。就在尹誌平主教期間，癸巳年（1233），沂羽客張仲才到燕京獻上宋人偽作的《關尹子》一書，雲得之於浙。相傳西周關尹喜，在老子出關時曾問老子以道，晚年隱居終南山，著《關尹子》九篇。此書《漢書·藝文誌》有著錄，但久已失傳。而尹氏又傳為關尹後人，故此事震動道壇，“以千載之前之尹書，歸千載之後之尹氏”，被視為天將昌盛全真道教的吉兆。所以丙申年（1236），尹誌平西行入關，主持修複相傳為祖居和全真道發源地的終南山古樓觀等道觀。戊戌年（1238），尹誌平因年老傳教主位於真常子李誌常。庚子（1240）冬再次入關，主持全真道創始人王重陽改葬事，並擬回歸樓觀。[9]趙複作長詩《賦關尹篇獻清和大宗師言歸樓觀》為之送行。詩中追述了關尹問道於老子，後歸老終南，建樓觀隱居修道之事，並推尊尹誌平能上繼其祖之道學。
馬誌希，本名天麟，字君瑞，德興（河北涿鹿）人。祖、父皆以醫起家。誌希曾任金桓州大元帥府譯史、亳州衛真縣酒稅監。金末居許昌，與全真道士多有往來。正大壬辰（1232），金破，北上燕京，始入全真道。後又行醫昌州，曾為蒙古貴族治愈酒積症，得其禮敬，遂同返燕京，在蒙古貴族資助下創建玉清道觀。誌希亦禮清和宗師尹誌平，道號清夷子，年七十餘卒。趙複《燕京創建玉清觀碑》一文，詳細記載了馬誌希的生平始末，及其創建玉清觀的經過。
李誌遠（1169～1254），本名仲美，陝西人。金泰和五年（1205）入全真道，道名守寧，號無欲。金亡入燕京，清和真人尹誌平掌教事，奏請主持終南山重陽萬壽宮，更名誌遠。李誌常掌教，升重陽宮提點，賜號無欲觀妙真人。李誌遠為人“以濟人利物為己任”，“見人急難，必盡力救援而後已”。金末“秦境大旱”，他親自勸賑，“以給貧病”。金亡後，蒙古大軍“比年南征”，囚俘不絕。他或勸諭其主，“引而歸道”；或以貨贖買，“許其自便”。誌遠雖非士人出身，卻能與儒士保持良好的關係。丁酉年（1237），陝西修文廟缺瓦，“公盡給之，士皆稱歎”。“至於名士大夫，尤樂與交遊而相忘形骸”，“其可與談性命事者，每至夜分不寐”。[10]李誌遠的仁心濟世和尊重儒士，與趙複的思想頗為吻合，應該是趙複與之交往的基礎。趙複在燕京，也曾作疏鳩資贖救蜀士唐仲明。[11]故李誌遠甲寅年病卒於燕京時，趙複為之作詩追悼。
趙複與尹誌平等道師的交往，是以金元之際全真道在北方的興盛為背景的。1221～1224年，長春真人丘處機在謝絕了金、宋兩國的征聘之後，卻接受蒙古大汗的邀請，與弟子十八人長途跋涉數萬裏，至西域大雪山之陽覲見成吉思汗。丘處機以道家清靜無為、敬天愛民、好生戒殺等宗旨勸諭大汗，博得了大汗的禮敬，尊為“丘神仙”，命他居燕京長春宮，“掌管天下的出家人”，並給予全真道自由建造宮觀、招收徒眾、敕免賦稅差役等特權。全真道由此在北方得到了迅速發展，“千年以來，道門開辟，未有如今日之盛”。[12]全真道雖托庇於蒙古大汗之王權而得以興盛，但其清靜無為、好生戒殺的宗旨，又包含著冀希天下安定、生靈免遭荼毒的濟世傾向。也許這一點，正是趙複與全真道士交往的起點。
同時，在天下擾攘民不聊生的金元之際，得到蒙古大汗庇護的全真道，成為人們躲避戰亂的桃源洞天。因此，當時有許多在戰亂中喪家失所的儒士，及部分恥於事奉蒙古的有節之士，紛紛遁入道門。太極書院的輔佐王粹即是如此。王粹（約1203～1243），又名元粹，字子正，右北平（河北盧龍）人。出身遼世家。少有詩名，才高學贍，而不事舉業。正大末任南陽酒官，金末流寓襄陽。甲午年（1234），蒙古軍破襄陽，王粹與家人失散，隻身被楊惟中招至燕京。最初未被選用，所以王粹入長春宮，拜真常子李誌常為師，曾編撰全真教祖師的傳記，並與尹誌平等全真教主關係密切。尹誌平《褒興集》3卷中，與王粹贈答的詩詞就有十多首。尹氏擬回歸樓觀的庚子年，正是王粹被聘為太極書院輔佐之時，趙複與尹誌平等全真道師的交往，或許就是自王粹而始的。
此外，全真道創立之初，為提高自己的地位，免遭儒、釋二家攻擊，標榜“儒釋道源三教祖，由來千聖古今同”的三教歸一宗旨。[13]因此，全真道不僅以道家的《老》《莊》為經典，也尊信儒家的《孝經》等書。他們論及性命、太極、道等重要哲理時，往往和會三家，引證儒、釋，其傳道也不別門戶，廣交儒士僧人。故而在當時人的文集中，儒士道師之間的酬答唱和比比皆是。全真道的宮觀碑銘，及其祖師的墓誌碑傳，也多出儒士之手。這在當時已蔚成風氣。而理學本身，又是融釋匯道的新儒學，也使趙複與道士的交往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礎。
趙複雖與全真道士有所交往，卻能不失儒家之本旨。如《燕京創建玉清觀碑》雖是為道士馬誌希所作，但文章開首，卻是以儒家經濟民物的思想標立宗旨，舉唐、宋名儒陸贄、範仲淹為例，說明“一介之士”“抱負道德”，若不幸生於亂世，不能“有為於時”，亦當行之鄉邑，或以治病救人為己任，而不能因己之不遇，就忘記儒家的仁心愛物。文章著重表彰馬誌希當金末大亂，行醫昌州，診治疾疫之舉，及其“性資慷慨，豁落無隱，恭謹博愛，輕財好施”的品格。[14]這無疑也是趙複本人的思想宗旨，是他之所以為馬誌希撰寫碑文的原因所在。隻不過趙複不是以行醫拯治生民於疾疫，而是以傳授理學拔救儒士於俗學。
二、北傳理學的影響
靖康之變，理學亦隨宋室南渡，在江南半壁蓬勃發展。南宋著名理學家迭出，理學學派遍布各地，理學思想在北宋奠定的基礎上，經過眾多理學家的探索和論爭，得到極大地豐富和發展，終於形成程朱理學和陸九淵心學兩大流派，成為理學發展史上的第一個高峰。正如郝經《與漢上趙先生論性書》所雲：“靖康之亂，吾道遂南矣。自伊洛入於江漢，自江漢入於閩越，蟬聯荊楚，蔓衍巴蜀，蜂湧旁魄，彌亙嶺海，如冬之日，至南而極。”[15]
由於宋金之間的對峙，南北出現“聲教不通”的局麵。北方黃河流域，曾是北宋理學的發源地，但在金源氏統治下，理學發展卻基本中絕。北方學術界，占統治地位的仍然是講求章句訓詁的漢唐經學，科舉考試也仍是重視以辭賦取士，而不提倡表達義理。北方學者對這種陳舊的毫無生氣的學問雖然不滿，但是還沒有一種新學說來取而代之。
直到金朝衰落，情況才有了變化，“金源氏之衰，其書浸**而北，趙承旨秉文、麻征君九疇始聞而知之，於是自稱為道學門弟子。及金源氏之亡，淮漢巴蜀相繼破沒，學士大夫與其書遍於中土，於是北方學者始得見而知之，然皆弗得其傳，未免臨深以為高也”。[16]誠然，麵對從南宋浸浸而來的理學思想和浩繁的理學書籍，北方學者的確有一個從否定、懷疑到相信、接受的過程。郝經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
郝經出生於澤州陵川一個有理學傳統的家庭，其六世祖曾“從明道程（顥）先生學”。[17]然中原易主，北方理學漸失其傳。至經祖父郝天挺，其教元好問隻是“肆意經傳，貫穿百家”，[18]已非理學。父親郝思溫，教經學習的仍是傳統的《六經》，沿襲的也還是“先傳注疏釋，而後唐宋諸儒論議”的舊途。[19]因此，二十歲時的郝經，對理學還持一種非常懷疑甚至是否定的態度。王粹輔佐太極書院期間（1240～1243），曾麵見郝經，勸他學習道學（理學）。郝經卻作《與北平王子正先生論道學書》一文，對道學提出質疑。郝經認為，自北宋周，程、張、邵興起，始出現道學之名。然從其門徒起，道學“分宗別派，引而自高”，“論說蜂起，黨與交攻”，成為北宋覆沒和南宋衰微的主要原因。文章對理學道統論把荀子之後的漢唐諸儒排斥於儒家道統之外，而將宋代道學直接上承孔孟提出疑問。最後雲：“其學始盛，禍宋氏者百有餘年。今其書自江漢至中國，學者往往以道學自名，異日禍天下，必有甚於宋氏者。”[20]對當時理學開始在北方流傳深感憂慮。
然而短短幾年之後，郝經對理學的看法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他在1247年所寫的《與漢上趙先生論性書》《送漢上趙先生序》二文中，稱理學為“吾道”“正學”，認為靖康之亂，“吾道”南渡，在南宋蜂湧旁魄發展到極致，並高度讚揚趙複北傳理學，是“傳正脈於異俗，衍正學於異域……俾《六經》之義，聖人之道……大放於北方”，“有功於吾道，德於北方學者”。郝經對理學看法的急遽轉變，並不意味著他對理學一下子有了深入透徹的理解，而是反映了整個北方士風已經從否定、懷疑理學，轉而趨向尊崇理學。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學風的轉變，正發生於趙複在燕京太極書院講學，倡導理學於北方期間，這種以傳統儒學為主幹，融合吸收釋道思想，探求天理人性的新儒學，對於踟躕於陳舊的漢唐經學的北方學者，確有一種別開生麵的感覺。
金末元初，南方書籍士人雖逐漸流入北方，但是以朱學學者的身份，將程朱理學全麵係統地介紹到北方來的，趙複是第一人。趙複的學術師承古人說法不一。郝經《論性書》雲：“先生及朱子之門而得其傳，裒然傳道於北方之人，則亦韓子、周子之徒。”而《元史·趙複傳》，卻說複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意”，認為他並非朱熹及門弟子，隻是私淑於朱子而傳其學。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魯齋學案》，因不清楚趙複的師承關係，將他泛列為“程朱續傳”。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按語則從《元史》，以郝經《論性書》所雲，“蓋謂私淑朱子耳，非親及晦翁之門也”。[21]無論如何，從趙複在北方的著述和傳學宗旨看，說他是朱學學者殆無疑問。
值得重視的是趙複在太極書院編寫的四種理學著作。《元史·趙複傳》載：
複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於後。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誌。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向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22]
《傳道圖》從伏羲、神農等上古聖賢，到孔子、孟子等儒學先祖，再到宋代理學大師，完整敘述了理學的儒家道統說，並以推尊程、朱上承孔、孟，確立其儒學正宗地位。而圖後條列的聖賢書目，係統介紹儒學尤其是理學的基本典籍。《朱子門人師友圖》旨在說明朱子學派的授受源流。《希賢錄》選取古代賢士伊尹、顏淵等人的言行，作為學者心性修養的楷模。至於《伊洛發揮》一書，集中概括程朱理學的基本理論宗旨，是四部書的精華所在，也是趙複最重要的理學著作。它的刻印傳布，使更多的北方士人接觸和了解朱學。很明顯，這四部書不是對南宋理學的泛泛介紹，而是自成體係，將理學中的程朱之學簡明而又全麵地傳授給北方學者，使其得以窺朱學之門徑。
由於趙複的傳學，一批重要的朱學著作在北方刻印流傳。1241年，姚樞因與當政不合，辭官隱居輝州蘇門，“以道學自鳴”。“又汲汲以化民成俗為心，自版《小學書》《語孟或問》《家禮》，俾楊（惟中）中書版《四書》，田和卿版《尚書聲》《詩折衷》《易程傳》《書蔡傳》《春秋胡傳》，皆於燕。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廣，教弟子楊古為沈氏活版，與《近思錄》《東萊經史說》諸書散之四方”。[23]上述著述中，《四書》與《易》《書》《春秋》諸經，都選取朱熹或程朱學派學者的傳注，《小學》《家禮》也是朱熹親自編定，《近思錄》一書，則是朱熹與呂祖謙共同選輯的北宋理學家語錄。這些書籍的“散之四方”，進一步推動了朱學在北方廣大地區的傳播。元初北方兩大理學家許衡、劉因，都是通過閱讀這些典籍而轉向理學的。“壬寅（1242），雪齋（姚樞）隱蘇門，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仁甫。先生（許衡）即詣蘇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庵《論孟集注》《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於中，遂一一手寫以還”。回魏後，遂“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轉而從事於理學。[24]劉因亦“初為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後“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始探究理學。[25]
趙複北傳理學，影響了相當一批北方士人，其中楊惟中、姚樞、竇默，許衡、郝經等人，後來成為忽必烈的輔佐，對其祖述變通，提倡漢法，確立一代製度，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如虞集《吳澄行狀》即雲：“南北未一，許文正公（衡）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皇帝，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啟之。”[26]同時，許衡以國子祭酒尊理學於國學，劉因隱居教授傳理學於民間，使程朱理學在北方日漸深入人心。尤其是許衡，以國子祭酒提倡朱子《四書集注》，更影響到天下後世。虞集《跋濟寧李璋所刻九經四書》雲：“昔在世祖皇帝時，先正許文正公得朱子《四書》之說於江漢先生趙氏，深潛玩味，而得其旨，以之致君澤民，以之私淑諸人。而朱氏諸書定為國是，學者尊信，無敢疑貳。其於天理民彝，誠非小補，所以繼絕學開來世，文不在茲乎！”[27]
仁宗延祐元年（1314），元朝肇行科舉，以《四書》《五經》的朱學傳注，作為開科取士的主要標準。程朱理學經過宋元近三百年發展，終於由民間學術上升為官學。這一根本性的轉變，雖然取決於理學本身的發展和當時社會的需要，但趙複的活動，無疑對理學由南向北的傳播起了重要的推動。誠如黃百家《宋元學案·魯齋學案》按語所雲：“自後晉燕雲十六州之割，北方之為異域也久矣。雖有宋儒迭出，聲教不通。自趙江漢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樞、竇默、許衡、劉因之徒，得聞程朱之學以廣其傳，由是北方之學鬱起。”[28]
[1] 趙複：《楊紫陽文集序》，見蘇天爵：《國朝文類》卷32，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元至正西湖書院刊本，1929，第11～12頁。
[2] 趙複：《程夫人墓碑》，見楊奐：《還山遺稿》附錄，明嘉靖宋廷佐刊本，1522，第7～10頁。
[3] 元好問：《贈答趙仁甫》，見《元好問全集》卷5，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上冊，第112～113頁；卷10，上冊，第258頁。參見周良霄：《趙複小考》，見《元史論叢》第五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第195頁。
[4] 吳萊：《春秋通旨後題》，見《淵穎吳先生集》卷12，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元至正刊本，1929，第16頁。
[5] 宋濂等：《元史》卷189《儒學列傳一·趙複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14冊，第4315頁。
[6] 郝經：《遺山先生墓銘》，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5，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頁。
[7] 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8《左臣姚文獻公》，北京，中華書局，1996，第156頁；又見《元史》卷189《儒學列傳一·趙複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14冊，第4314頁。
[8] 趙複：《覃懷春日》，見蘇天爵：《國朝文類》卷8，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元至正西湖書院刊本，1929，第7頁；又見顧嗣立等：《元詩選·癸集甲》，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1，第8頁。
[9] 參見賈戫：《大元清和大宗師尹真人道行碑》、李鼎：《大元重修古樓觀宗聖宮記》，分見朱象先：《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中、卷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明正統《道藏》本，1995，第32冊，第696～698頁、第692～694頁。
[10] 何道寧：《終南山重陽萬壽宮無欲觀妙真人李先生碑》，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曆代石刻拓本匯編》，第48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第21頁；又見李道謙：《甘水仙源錄》卷6，第33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明正統《道藏》本，1995，第186～189頁。
[11] 參見郝經：《蜀亡歎贈眉山唐仲明》，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8，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8頁。
[12] 尹誌平：《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1，第55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明正統《道藏》本，1995，第726頁。
[13] 丘處機：《師魯先生有宴息之所榜曰中室又從而索詩》，見《磻溪集》卷1，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金刊本，1990，第91冊，第11頁。
[14] 趙複：《燕京創建玉清觀碑》，見李道謙：《甘水仙源錄》卷9，第33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明正統《道藏》本，1995，第238～239頁。
[15] 郝經：《與漢上趙先生論性書》，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4，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頁。
[16] 郝經：《太極書院記》，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3頁。
[17] 郝經：《與北平王子正先生論道學書》，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3，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0頁。
[18] 郝經：《遺山先生墓銘》，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5，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2頁。
[19] 郝經：《先父行狀》，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0頁。
[20] 郝經：《與北平王子正先生論道學書》，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3，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1～12頁。
[21] 王梓材、馮雲濠：《宋元學案補遺》卷90《魯齋學案補遺》，第251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叢書集成續編》影印清張氏約園《四明叢書》刊本，1989，第456頁。
[22] 宋濂等：《元史》卷189《儒學列傳一·趙複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14冊，第4314頁。
[23] 姚燧：《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見《姚燧集》卷15，北京，中華書局，2011，第216頁。
[24] 耶律有尚：《考歲略》，見《許衡集》卷13，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第201～202頁。
[25] 宋濂等：《元史》卷171《劉因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13冊，第4008頁。
[26] 虞集：《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製誥同修國史臨川先生吳公行狀》，見《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50，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影印明初覆元刊本，1985，第6冊，第466頁。
[27] 虞集：《跋濟寧李璋所刻九經四書》，見《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34，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影印明初覆元刊本，1985，第6冊，第134頁。
[28] 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卷90《魯齋學案》，北京，中華書，1986，第4冊，第2995頁。本章原題《趙複考略》，於《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93年文史論考專刊，第14～27頁，本書收錄時有增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