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修辭就是一種文化存在，一方麵它受特定民族、特定時代的文化傳統和文化氛圍的影響，另一方麵文學修辭也集中折射了特定民族、特定時代的文化的精神品格。文學修辭文化也是社會的產物，是在社會的物質和精神的交匯中生成的。離開社會的現實文化存在來談文學修辭，隻能是單純的修辭論，看不出作家為什麽要采用這種修辭而不是那種修辭。所以，討論文學修辭與社會文化的關聯，揭示它們之間的互動和互構關係是文化詩學的基本要求。
（一）文學修辭受社會文化的深刻影響
文學不是孤立的。作家的文學修辭意識不是孤立的。作品中文學修辭也不是孤立的。一定曆史時期的文化作為語境，總是這樣或那樣影響著文學修辭。我們現在讀著一些古代詩歌中的字詞、句子、篇章，都似乎在訴說著產生它那個時代的社會曆史，隻有那個時代的社會曆史才可能影響作家寫出這樣的字詞、句子和篇章來。為什麽會這樣呢？從創作機製來說，作家的言語修辭，根源於他的體驗，這種體驗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作家在一定曆史文化語境中，對於周圍的事物接觸、感受的結果，因此曆史文化的種種狀況不能不滲透到他筆下的言語修辭中。就是說文學修辭，不單純是技巧的變化，它不能不受社會曆史文化的深刻影響。
劉勰《文心雕龍》就文學修辭寫了十篇文章，這就是《情采》、《熔裁》、《聲律》、《章句》、《麗辭》、《比興》、《誇飾》、《事類》、《練字》、《隱秀》。這裏我們僅就《聲律》、《麗辭》和《事類》三篇所論的文學的聲律、對偶、用典三個最具漢民族特色的文學修辭，試論證其如何受社會曆史文化的深刻影響。
1.聲律與社會文化
從聲律上看，中國古代文學最重要的修辭現象就是詩文中“韻律”的運用。劉勰《文心雕龍》專列《聲律》篇加以討論。關於詩文的聲律自古就有，按照啟功先生的說法，漢語的聲律與漢字有關：“中華民族文化的最中心部分——漢語（包括語音）和漢文字，自殷周至今有過許多變化，但其中一條是未變或曾變也不大的，就是：一個文字表示一個記錄事物的‘詞’，隻用一個音節。無論其中可有幾個音素，當它代表一個詞時，那些音素必是融合成為一個音節的。”[1]因此，在詩文中有韻律是自古就有的。但是，啟功先生認為，注意到漢語有四聲，大概是漢魏時期的事。他舉出了《世說新語》中寫王仲宣死了，因為王仲宣生前喜歡學驢叫，於是送葬的時候，大家就學驢叫。啟功先生說，為什麽大家都大聲學驢叫呢？“我發現，驢有四聲。驢叫有ēng、ěng、èng，正好是平、上、去，還有一種叫是‘打響鼻’，就像是入聲了。王仲宣活著的時候為什麽愛聽驢叫？大概就是那個時候發現了字有四聲，驢的叫聲也像人說話的聲調。”[2]啟功先生這種說法並不是無根之談，這種可能性是很大的。他還說：“詩、文，尤其是詩的和諧規律，在理論上作出初步歸納，實自南朝時始。”[3]一般的論述，特別是宋以後的論述，都認為漢語四聲是南齊時期沈約的發現，沈約所撰寫的《宋書·謝靈運傳論》中說：“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啟功先生的《詩文聲律論稿》一書，也曾引過此語。但他後來發表的《“八病”、“四聲”的新探討》一文中，認為最早發現發現“四聲”的可能是寫出了名句“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的謝靈運等，他說，如果把春讀平聲，那麽這個句子是不合聲律的平仄相對的。但他發現“春”，可讀“蠢”，那麽正句是“平平平仄仄”一個律句。因此，啟功先生認為沈約的觀點“其實也是為大謝（指謝靈運）議論作證的”[4]。漢語的“平、上、去、入”四聲的發現，使文人做詩文開始自覺地講究平仄相對，並成為中國文學中最重要的文學修辭現象之一。齊梁時期談論詩文聲律問題的還有劉勰和鍾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