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詩學”因堅持文學的“審美文化”屬性，重視文學藝術與其他文化形態間的互涵互動關係，因而相較於過去的“認識論”研究範式以及“泛文化研究”範式，它能更加合理有效地解決文藝理論存在的問題，而且在傳統文論研究範式的反思與改進中，能夠將文學研究的理論格局提升到一個更深更廣的全新高度上。正是在這一層麵上，我們完全有理由將“審美文化”視為文化詩學理論體係的支撐點與核心骨架。
關於“審美文化”，我們大體認同葉朗先生《現代美學體係》一書中的界定：“審美文化是由三個基本部分構成的。第一是審美活動的物化產品，包括各種藝術作品，具有審美屬性的其他人工產品，如衣飾、建築、日用工藝品等，經過人力加工的自然景觀，以及傳播、保存這些審美物化產品的社會設施，諸如美術館、影劇院等。第二是審美活動的觀念體係，也就是一個社會的審美意識，包括審美趣味、審美理想、審美價值標準等。第三是人的審美行為方式，也就是狹義的審美活動。這種獨特的人類行為方式，通過審美創造和審美鑒賞兩種行為，不斷地將審美觀念形態客體化，又把物化的審美人工製品主體化，形成審美對象，產生審美感興。”[1]因審美文化與美學及文化學緊密關聯，因此，文化詩學強調研究文學的審美文化特性，這就與一般的非審美文化以及現實中一般的日常生活劃開了界限。此外，將文學視為一種審美文化，也就意味著文學中的各種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道德的、倫理的思想隻有呈現在這一特殊的文學文本之內，這種複雜的審美意蘊及其所包孕的社會學層麵的生活內容才具有現實性意義。文化→審美文化→文學，作為漸次深入的領域，文學話語空間生產的知識意義就在於三者合力狀態所形成的多元互滲與溝通的整體性場域中。
首先，文學作為一種審美話語，其本身就是一種“審美文化”的表現，正因審美話語的組織結構與表現，才形成了文學語言、文學話語、文學敘事與文學修辭等一係列話語組織形式，形成了文學自身獨特的審美規律與文化特征。韋勒克、沃倫曾認為“每一件文學作品都隻是一種特定語言中文字語匯的選擇”，“文學是與語言的各個方麵相關聯的。一件文學作品首先是一套聲音的係統，因此，是一種特定語言聲音係統中的選擇”。[2]文學作為一種語言的藝術，一種人的審美創作活動，它就必然是一種審美的對象。卡勒也指出：“審美對象，比如繪畫或者文學作品，通過把作用於感官的形式（色彩、聲音）和精神的內涵（思想理念）融為一體來實現把物質與精神結合在一起的可能性。一部文學作品就是一個審美對象，這是因為在暫時排除或擱置了其他交流功能之後，文學促使讀者去思考形式與內容相互間的關係。”[3]可見，對文學的研究，首先需要高度重視從語言分析入手的文本細讀，隻有將文本語言作為研究的入手處，進而抓住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心理、神態及其曆史社會場景，才能完成對文本進行的“症候性”解讀。文化詩學也就是要在語言分析與審美批評的基礎上，加入文化的視野，這樣也才能在雙向拓展中真正揭示文學作品的美學魅力及其價值意涵。
其次，“審美文化”為文學藝術確立了一種文化的審美詩意特性，搭建了“曆史理性”與“人文關懷”的價值坐標，同時也為文學藝術與別的文化形態間的互動互構提供了一套開放的文化係統。眾所周知的是，當代審美文化因與市場經濟的媾和而在娛樂、消遣的“大眾狂歡”中漸趨發生扭曲與變形，作為一種精神文化的文學藝術也在一味的媚俗中流失其自主性與個性，其精神價值與人文品格日漸喪失。有學者指出：“審美文化的某些領域，特別是大眾文本本來的自由特征就為商業目的和交換價值所取代，‘詩意的’表現轉化為‘散文的’工具價值，最終為了實現某種審美之外的商業目標。……文化從詩意狀態向散文狀態轉變的一個重要標誌，是藝術越來越放棄它所固有的詩的視野和胸襟，把藝術和日常生活混雜起來，並以一種日常生活的方式來看待藝術，而不是以審美的方式來看待生活。”[4]這種從“雅趣”向“畸趣”的趣味轉變，不僅背離了傳統的詩意追求，還消解了文學藝術的審美韻味。而“文化詩學”因強調審美文化，並主張一種“詩意化”的價值旨趣與人文精神，因而恰能對此進行鞭笞與修正，維護文學藝術的精神本色。在此，“曆史理性”與“人文關懷”是文化詩學重要的兩個學理維度，也是評判藝術的重要尺度。“曆史—人文”的雙重價值尺度不僅體現了作家的情感立場與文學藝術的價值導向，更有效地取代了“過去的那種僵硬的政治律條作為批評標準”[5]。此外，因審美文化作為文化係統的一部分，它本身就具有表層文化所具備的屬性功能，這就恰好能夠為審美文化內層的文學提供一種與母係統—文化之間互涵互動的視野。而人類文化的“‘人性’的圓周”上又是由“語言、神話、藝術、宗教”等形態功能的扇麵有機組織而成[6]，所以，從文化係統出發審視文學，也就為文學與各個文化扇麵之間的相互關係提供了一種跨學科研究的可能。因此，文化詩學堅持以“審美文化”作為基本點，也正因為它為文學藝術擺脫了過去孤立封閉的文學研究以及單一的政治社會批判視角，實現了“審美”與“文化”之間的視域融通，為文學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一條更加廣闊而有機的新的方法論範式。
最後，以“審美文化”為中介和輻射，文學、文化與曆史之間的張力關係形成了一個循環流動的“力場”，在這相互協同與有機聯係的網絡關係中，為文學研究深入曆史文化語境、深入文學的文化意義載體、深入文本中隱含的意識形態及其人類生產方式提供了多向度的闡釋視界。弗雷德裏克·傑姆遜曾指出“真正的解釋使注意力回到曆史本身，既回到作品的曆史環境，也回到評論家的曆史環境”[7]，由此，他認為：“一定文本板結的既定東西和材料在語義上的豐富性與拓展必須發生在三個同心的構架之內：這是一個文本從社會基礎意義展開的標誌，這些意義的概念首先是‘政治曆史’的，狹義地以按時間的事件以其發生時序編年地擴展開來；繼之是‘社會的’，現時在構成上的緊張與社會階級之間鬥爭在較少曆時性和拘於時間意義上的概念；最終，曆史在其最寬泛的意義上被構想，即生產方式的順序和種種人類社會形態的命運和演進之中，從史前期生命到等待我們的無論多麽久遠的未來史的意義。”[8]根據傑姆遜的理解，一部作品是在三個漸次展開的闡釋視界內呈現，第一層是狹義的個別文本；第二層是擴展到社會秩序的文化現象中的文本，它在宏大的集體和階級話語形態中被重構；第三層是處於一個新的作為整體人類曆史的最終視界。傑姆遜這種“新曆史主義”的思維與我們主張的“文化詩學”在方法上應該說有一定的相似之處，即是說，文學藝術應該走出文本自身的封閉係統，通過“文化係統”的中介，揭示“文學作品、文學作品的社會—文化語境以及二者之間的聯係”[9]，並在“語境化”與“互文性”的視域內把握文學的文化內涵。當然，與美國新曆史主義文化詩學代表格林布拉特、海登·海特、傑姆遜等人熱衷於關注“文本”外的政治社會性的權力意識形態這一路徑指向不同的是，中國文化詩學的旨趣則體現在“審美文化”的精神品格中，即通過對文學藝術的批評，承擔對社會大眾審美文化趣味的培養，擔負社會道德倫理以及日常生活準則的價值引導的責任。審美文化強調學術品格與文化品位，文藝作品肩負樹立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使命。因此，作為文學藝術方法論的文化詩學，堅持審美文化的基點不動搖，堅持人文精神的內核不動搖，就必然在適應現實與時代需求的發展中迎來文學批評以及文學創作的蓬勃生機。
總之，“審美文化”作為文化詩學的理論支撐點，它不僅是對文學藝術審美性的情感評價，也是文化學的批評，它不僅凸顯了文學作品的文化屬性，也為文學研究溝通“語言—文化”，打通“內—外”提供了可供操作的學理依據。“文化詩學”作為一種研究範式的革新，它因將文學研究的理論基點搭建在“審美文化”的構架上，也有效地打破了過去孤立封閉的文學研究以及單一的政治社會性的批判視角。通過將審美話語的多元形式及其文化形態作為考察研究的對象，“文化詩學”既能在微觀的“語言分析”中深入作品內部，從而揭示文本隱含的症候性，又能在文化視野內通過與其他文化形態的互動關係進行“審美評判”，進而拓展其文化內涵。可以說，通過“審美文化”的基點確立，文化詩學為作為一種審美話語和審美文化表現的文學真正找到了一條既能回歸“文學本體”，又能同時通向一種“多元文化對話”的多學科綜合融通的理論研究路徑，預示著文學理論的光明未來。
[1] 葉朗：《現代美學體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243頁。
[2] ［美］勒內·韋勒克、奧斯丁·沃倫：《文學理論》，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198頁。
[3] ［美］喬納森·卡勒：《文學理論入門》，譯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頁。
[4] 周憲：《中國當代審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22頁。
[5] 童慶炳：《美學與當代文化講演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27頁。
[6] ［德］恩斯特·卡西爾：《人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87頁。
[7] ［美］弗雷德裏克·傑姆遜：《快感：文化與政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頁。
[8] 同上書，第67頁。
[9] ［美］海登·海特：《評新曆史主義》，見張京媛編：《新曆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