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劉再複先生的《雙典批判》中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如果僅僅從某個單一的視角對文學作品進行解讀，就會發生偏執甚至偏見。當然也並不排除有新的研究發現，如劉再複先生書中的某些論點。但就總體來說，這種泛文化的“文化批判”模式所得結論在某一方麵也許很深刻、很尖銳，然而，它卻不可能全麵廣泛地深入到文學作品中以解決文學理論自身麵臨的問題。曆史已經證明：在文學藝術問題的研究中，倘若采取一種單一的認識論，單一的政治性視界，單一的社會學批判，單一的概念推演，邏輯玄辯，而沒有從文學自身規律出發，采用多學科綜合整體性的研究方法，是不可能有出路的。而當前及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學界熱議的所謂“文學理論的危機”，其症結也就在於此。我以為，要擺脫這種局限，或者說要擺脫文學理論研究中的困境，就必須堅持跨學科的整體性研究視野，走綜合多元的道路。這也正是我多年來反複呼籲並倡行“文化詩學”的學理意圖。因為，作為一種方法論的變革更新，“文化詩學”為我們的文學研究走向更深、更廣的層次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思維方法與理論體係。
自1949年以來，在我們的文學理論研究中，大體存在著三種不同的研究範式。其一，受“蘇式”馬克思主義的話語影響，繼承過去政治性的“革命話語”傳統，並秉持“蘇化”馬克思主義“唯物認識論”的思維方法。這種研究模式在政治意識形態異常嚴酷的話語語境中具有“權威性”和唯一有效的“合法性”，並深深烙印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關於文藝特征的討論、美學問題的哲學論辯以及80年代初期的文藝理論研究中。其二，受西方文化研究的影響，試圖從前一階段的認識論、本質論的模式中跳出，而轉換為“泛文化”的研究方法。這種研究模式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期“文化熱”及“文化轉向”的語境中熱度很高，並延伸到世紀之初關於“日常生活審美化”及美學的“生活論轉向”中。其三，試圖擺脫第一階段認識論的研究模式，也反對第二階段中脫離文學文本的“泛文化研究”模式，但同時又希望將“文化研究”視野納入到文學研究中，因此，受西方新曆史主義跨學科綜合整體性研究的話語啟發，提出了“文化詩學”的研究方法。而縱觀文學理論發展的曆史脈絡中如上三種研究範式，隻有堅持“審美文化”路徑，走多學科綜合研究的“文化詩學”之路，才是我們文藝理論未來發展的必然選擇。究其原因，下麵我將對此進行逐一論證。
在1949年前後的文學理論研究中，因深受“蘇式”馬克思主義話語的影響，我們的文藝理論研究、美學研究等，均深陷在單一的“認識論—反映論”的話語模式中，嚴重製約並阻礙著學術的進一步發展。1949年前較有代表性的無疑就是作為“先知者”與“孤寂者”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蔡儀。在1942年出版的《新藝術論》中，在討論藝術與現實的關係時，蔡儀開宗明義就指出：“為什麽藝術和現實在我們意識裏會這樣混淆呢？難道是如朗格（Lange）所說的錯覺嗎？不是的，這和一般的所謂錯覺不同，它們在我們意識裏發生混淆，其實是它們都能訴之感性而給予我們具體的印象，這原因又是由於藝術是以現實為對象而反映現實的，也就是藝術是認識現實並表現現實的。”[1]蔡儀將人的感性意識均看成是對現實的“認識”和“反映”，他的學理邏輯究竟是什麽呢？蔡儀指出：“藝術是作者的意識的一種表現，而就社會說，它是社會的一種意識形態。社會意識形態雖然歸根結底同是基礎的反映，同是上層建築，同是服務於基礎而鞏固基礎，然而也有正確的意識形態（如科學）和歪曲的意識形態（如宗教），也就還有不同的性質和不同的意義。……藝術的作為社會意識形態，正確地反映現實的就是符合於客觀真理的意識形態，而歪曲地反映現實的則是違反客觀真理的意識形態，因此兩者的性質和意義也還是有不同的。”[2]這種將對“客觀真理”的反映作為科學與文學藝術共同遵循的理論原則，不僅造成了隨後《新美學》中“一切學問都是根據著人們的認識，而美學既是一種學問，也就是要根據著人們對於客觀的美的認識”因而“美在於客觀事物，那麽由客觀事物入手便是美學的唯一正確的途徑”[3]這一基本觀點，更直接為1949年後的文藝美學問題奠定了馬克思唯物主義認識論的理論基調。延續著蔡儀《新美學》的思路與邏輯，爆發於1956年由“批判朱光潛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美學”而展開的“美學大討論”在論爭的起點上也陷入到“美是什麽”的“本質論”模式中。人們毫無例外地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找尋理論資源，以批判別人的“主觀唯心主義”並證明自己的“客觀唯物主義”立場。而被廣泛引證並遵循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反映論原則就正如當時年輕的李澤厚所說：“美具有不依存於人類主觀意識、情趣而獨立存在的客觀性質。美感和美的觀念隻是這一客觀存在的反映，模寫。美是第一性的，基元的，客觀的；美感是第二性的，派生的，主觀的。承認或否認美的不依存於人類主觀意識條件的客觀性是唯物主義與主觀唯心主義的分水嶺。”[4]正是在這種論爭邏輯的主導下，“美學大討論”長期受限於“主觀—客觀”的認識論的模式閾限內，並在一種“白板式”的反映中扼殺了人的“主體性”。因此，美學研究也在“西方現代美學模式”的強行阻斷以及“蘇聯認識論美學模式”的強行取代、普及推廣中發生了曆史的滯退。
與此類似的同樣反映在1949年前後直至“**”前後的文藝理論問題中。自1953年由平明出版社出版的季摩菲耶夫的《文學概論》將文學“鮮明凸出的特質”確定為它的“形象性”，認為文學的本質在於“形象的生活的反映”[5]後，隨後出版的謝皮洛娃的《文藝學概論》也將文學視為“藝術反映生活”並將之看成“意識形態的一種特殊形式”，認為文學的意義就在於“反映生活並特別積極地促進對社會生活的理解”[6]。受此影響，在中國文學理論的研究領域中，從反映論、認識論出發將文學看成是形象的社會生活的反映，便成為了不容置疑的“金科玉律”並加以“教條化”地沿襲。例如，由蔡儀主編的《文學概論》中即指出“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社會生活是文學的唯一源泉，這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反映論的原則在文學問題上的運用”，隻不過文學不同於科學對社會生活的反映，它的基本特征在於“通過形象反映社會生活”。[7]這種思想同樣體現在以群主編的《文學的基本原理》中，“文學藝術的基本特點，在於它用形象反映社會生活”，哲學、社會科學和文學、藝術的共同點就其來源和作用看都是“來源於客觀世界，是客觀存在在人們頭腦中反映的產物”。[8]可以說，很長一段時間，這種哲學上的“反映論—認識論”思想幾乎籠罩著整個“十七年”的文學研究。在這種模式閾限內，無論是文學創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臉譜化，還是理論研究與批評中的簡單化、庸俗化，都嚴重阻礙了文學研究的向前發展。
從上可看出，文學研究中的“認識論”範式，因其思維方法上的二元對立以及模式背後滲透的“政治意識形態”的幹預，它根本無法解釋各種文學藝術及美學上的問題，更無法肩負起文學研究的使命，因而注定了在隨後“形象思維討論”、“文學反映論的反思”中日漸被“審美意識形態論”所取代。
文學理論研究的第二種範式也正是當下仍較為“火熱”的“泛文化研究”模式。這種思維方法在理論的緣起上深受西方“文化研究”的影響，並希望通過這種話語機製的轉換超越傳統的局限於經典作家作品的研究，而換以對“文藝的自主性進行曆史的、社會學的分析”，並在知識社會性的考察與曆史自省中試圖超越過去的“認識論文藝學”、“工具論文藝學”及“本質化文藝學”模式。[9]眾所周知，西方“文化研究”主要是指英國伯明翰大學1964年成立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其主要代表有霍加特、威廉斯及霍爾等人。中心成立之初是為亞文化族群，特別是個人階級文化和青年亞文化族群作辯護，研究的對象也主要是階級、文化及傳播學，但他們對於文化研究的定義莫衷一是，或是“日常生活的文化形式和實踐”，或是“文化與空間的關係”，或是“探究權利的形形色色，各不相同，包括性別、種族、階級、殖民主義等等”，或是認為“文化研究是一個人們用來將他們對大眾文化的迷戀合法化的技術性詞匯”。[10]雷蒙德·威廉斯在《現代主義的政治——反對新國派》一書中認為，文化研究對早期社會學和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突破是從對作品的詳細分析開始的，但立場也是非常鮮明的，那就是“以一種資產階級經濟作為先決條件，然後是一種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接著是某些複製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文本”[11]。文化研究作為“一種新的研究文化（the study of culture）的方式”，其策略在於將“許多學科——其中主要是人類學、曆史學、文學研究、人文地理學及社會學”，“帶入到對文化的研究之中”。[12]在“伯明翰學派”跨學科研究的推動下，文化研究成為了20世紀80年代後最為活躍的一個理論領域，並且這種研究還將注意力從過去以“精英文化”為主體的文化現象推衍到了邊緣領域，如大眾文化以及與大眾密切相關的日常生活領域中。於是，廣告、時裝、流行歌曲、摔跤節目等等，這種對日常生活現象的關注與批判成為了文化研究學者“介入”社會的一種批判方式。[13]受西方思潮的影響，加上中國改革開放後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全球化的進程，這種“文化研究”的思路與方法不僅契合了改革開放後市場化、庸俗化的消費主義之風，還與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參與並介入社會的熱情這一學術語境形成了同構關係。因為，文化市場與文化工業崛起、大眾文化的蔓延等新的文化景觀需要人文知識分子作出應對。而包含現實性批判意識並強調跨學科研究的西方“文化研究”模式恰好提供了理論的範式。因此，在中國的“文化研究”中，其指向的也仍是日常生活文化、大眾文化，它關注大眾傳媒，關注全球化，關注人的身份認同，展現的是與主流權利話語相對抗的質疑、消解和批判的立場，正如趙勇教授所說：“文化研究從它的誕生之日起，就在倡導‘穿越學科邊界’的‘跨學科方法’，也在積極地把文化研究打磨成一種進行社會鬥爭、從事社會批判的武器。”[14]可見，文化研究作為一門學科或領域，其開放性的批判是次要的，更為重要的是，文化研究是一種政治層麵的強烈介入，是一種文化與權力關係的探討，是一種對社會不良政治經濟製度和操控輿論的堅決反擊和批判。
因文化研究注重和強調的仍是一種知識社會學的政治性批判，是人文知識分子在社會轉型中凸顯自己的社會責任意識與參與意識的回應與表達。所以，“文化研究”範式其關注的重心已非傳統的作家作品，而是“已經完全離開文學研究的傳統對象，轉而研究一些像城市的空間建構（廣場、酒吧、咖啡館、民俗村、購物中心），廣告，時裝，電視現場直播，校慶，等等”[15]。這種研究傾向與西方文化研究的思路是近乎一致的，即：與傳統文學研究注重曆史經典不同，文化研究注重研究當代文化；與傳統文學研究注重精英文化不同，文化研究注重大眾文化，尤其是以影視為媒介的大眾文化；與傳統文學研究注重主流文化不同，文化研究重視被主流文化排斥的邊緣文化和亞文化，如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工人階級亞文化、女性文化以及被壓迫民族的文化經驗和文化身份；與傳統文學研究將自身封閉在象牙塔中不同，文化研究注意與社會保持密切的聯係，關注文化中蘊含的權利關係及其運作機製，如文化政策的製定和實施；提倡一種跨學科、超學科甚至是反學科的態度與研究方法。[16]那麽，這種文藝理論的“泛文化研究”範式又能否解決文學理論的問題呢？我認為，這種文化研究的方法我們既要提倡，又要加以改造。在《植根於現實土壤的“文化詩學”》中，我曾指出：
文化研究對於文學理論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遇。說它是挑戰，就是文化批評對象的轉移，解讀文本的轉移，文學文本可能會在文化批評的視野中消失。說它是機遇，主要是文化批評給文學理論重新迎回來文化的視角，文化的視角將看到一個極為遼闊的天地。[17]
正因為“文化研究”引入了跨學科的知識，強調文學與政治、社會、曆史、哲學等學科的互動互構關係，這種文化視野的拓展不僅改變了傳統的“認識論”模式以及單一的學科視角，還能夠極大地拓寬我們文學研究的理論格局，這是它的可取之處。但是，這種脫離文學文本自身而一味與政治社會勾連的“泛文化研究”模式，不僅遠離了文學文本喪失了“文學理論起碼的學科品格”，更在“越權”式地承擔文化批判、政治學批判、社會學批判的任務中將文學拉向遠離文學的疆場。[18]因此，從學科發展的長遠角度來看，“泛文化研究”的範式也不能很好地解決文藝理論存在的問題。
文學理論研究的第三種範式——“文化詩學”的研究方法，它是基於以上兩種研究範式均是在無力解決文學理論存在的問題這一根本困境基礎上而生發出來的。它不僅在反思“認識論”範式中重視文學的“自律性”及其“審美性品格”，也在反思“泛文化研究”範式中強調文學的“他律性”及其“文化視野”。因此，作為一種方法論的變革，走一條既重視文學的“富於詩意”的“審美性品格”，又關注文學之外的更為廣闊的“文化視野”的“文化詩學之路”，成為了文藝理論未來發展的必然選擇。最關鍵的原因有三。
其一，文化詩學采取了多學科綜合整體性的研究視野，強調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互動互構關係，這有效防止了“認識論研究”模式中單一性的學科視角，為將文學研究引向更深、更廣的學理層次提供了理論可能。
其二，文化詩學重視“文化研究的視野”，但又堅持“詩學”的落腳點，堅守文學研究的詩意品格，強調文學的“審美文化”屬性，因而既更新了文學研究的思維方法，又有效防止了“泛文化研究”模式中學科品格的流失。
其三，文化詩學作為一種方法論的革新，提供了一套既切合文學本體又更加貼近實際的知識話語體係。它不僅滿足了曆史文化語境中文學與整個人類社會生活相交織因而體現出的話語複雜性這一“現實性實際”，能夠在文學與多學科視角的參照中揭示這種作品的複雜性；還滿足了多元媒介融合時代下文學麵臨新問題、新對象而傳統研究範式又無法涵蓋與無力言說這一“理論性實際”，能夠在“文學性”與“審美文化屬性”這一前提下提供一套更加全麵合理，更加有機係統的“文化—詩學”的闡釋路徑，有效地化解文學研究的方法論危機，肩負起文學理論的時代職責。
[1] 蔡儀：《新藝術論》，《美學論著初編》（上），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第4頁。
[2] 同上書，第23頁。
[3] 蔡儀：《新美學》，群益出版社1951年版，第17、20頁。
[4] 李澤厚：《門外集》，長江文藝出版社1957年版，第22頁。
[5] ［蘇］季摩菲耶夫：《文學概論》，平明出版社1953年版，第127頁。
[6] ［蘇］謝皮洛娃：《文藝學概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13-14頁。
[7] 蔡儀主編：《文學概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4、17-18頁。
[8] 以群主編：《文學的基本原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第34-35頁。
[9] 陶東風、徐豔蕊：《當代中國的文化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4頁。
[10] 朱立元：《當代西方文藝理論》，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52頁。
[11] ［英］雷蒙德·威廉斯：《現代主義的政治——反對新國派》，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260頁。
[12] ［英］阿雷恩·鮑爾德溫等：《文化研究導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頁。
[13] 可參閱［美］約翰·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
[14] 趙勇：《透視大眾文化》，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頁。
[15] 陶東風、徐豔蕊：《當代中國的文化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4頁。
[16] 羅鋼、劉象愚主編：《文化研究讀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頁。
[17] 童慶炳：《植根於現實土壤的“文化詩學”》，《文學評論》2001年第6期。
[18] 李聖傳：《文化詩學的理論困境與突圍對策》，《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