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還要闡釋一下周揚對於文藝的價值取向的理解。周揚的文藝思想的核心既然是“人民文藝”論，那麽他認為文藝的價值首先是它能成為教育人民的工具，成為鼓舞人民的力量。所以周揚心目中文藝的“功利”（“善”）是首要的，認識、審美則放在次要的地位。對於文學的“功利”價值，周揚的論述是有明確內容的。周揚毫不隱晦地說：“為滿足群眾的日益增長的文化需要，創造優秀的、真實的文學藝術作品，用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崇高思想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向著社會主義社會前進，這就是文學藝術工作方麵的莊嚴的任務。”[1]又說：“文學藝術是整個文化戰線的一個重要方麵，是影響人民精神生活的一種有力工具。今天它必須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傳大事業中發揮巨大的作用。”[2]這裏所說的文學“莊嚴的任務”、“巨大的作用”，實際上就是周揚所理解的文學所追求的文學的“善”的價值。為什麽這樣說呢？很清楚，在周揚的觀念中，唯有熱愛國家、熱愛社會社會主義，這才是最大的“善”。“善”在他的理解中，不僅僅是個人的行為，首先是集體的行為。非常有意思的是，周揚有時候把文藝的這種價值說得非常具體，如把文藝的價值與“五愛”教育關聯在一起。他說：“文學的主要教育作用是培養人民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公共財產的品德，這‘五愛’是彼此關聯，不可分割的。愛祖國，就是愛祖國的人民，人民中勞動人民最多，當然要愛勞動，而科學與公共財產又都是人類精神勞動和體力勞動的產物，當然要愛科學和公共財產。”[3]從這些說法來看，周揚對文藝的價值總的歸結為一種教育的“工具”。這種說法來源於毛澤東的《講話》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定義中，並沒有更多新鮮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