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1958年的“大躍進”、1959年的“反右傾”，從1960—1962年是“三年困難時期”。在檢討了“冒進”之後，當時中國共產黨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在1961—1962年間，各行各業都進行了總結經驗教訓的活動。當時的文藝界也不例外。如1962年文藝界召開了大連會議，邵荃麟等在會議上在總結如何克服文藝創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基礎上，提出了“寫中間人物”問題。周揚除繼續領導文藝工作外，又負責指導文科教材的編撰工作。在這種背景下，周揚的理論思考轉向尋求社會主義文藝發展的規律問題。他首次明確提出文藝發展的“共同規律”和“特殊規律”的問題。他在1961年說：
共同規律與特殊規律不要分開，分開是不對的。過去隻談共同規律，不談我們自己的特殊規律；五八年以後則隻談我們的特殊規律，不談共同規律，把共同規律當成資產階級的東西。這都不對。要知道共同規律是普遍的，既是共同，也就適用於社會主義文學。不要把共同的規律都看成是資產階級的東西。今天社會主義文學的規律，我們還在摸索。規律是反複多次的東西。探索規律，要有個認識的過程……對於社會主義的規律，有些我們還可能認識得不夠，還沒有探索到。過去的規律，由於時代變了，有些已不適用於今天；有些則仍然適用，因為今天和昨天，某些條件還是相同的，不然就沒有繼承性了。當然，今天適用的規律，發展到將來的新的社會階段，也可能不起作用。但社會雖然變了，文學總是文學，總會有共同的東西。因而我們對共同規律要好好研究。不要把共同規律跟社會主義規律割裂開來。[1]
周揚這段話表明：（1）社會主義文學發展的規律我們認識還不夠，因此要進行探索；（2）文學的發展有適用於各個時代的普遍的規律，又有適用於某個特殊時代的特殊規律，這兩者不能割裂；（3）時代變了，過去摸索到的規律可能不適用於今天，因此要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探索新的規律；（4）不要把文學發展的共同的規律看成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應該說，這些看法都是實事求是之論，與20世紀50年代那種一味強調無產階級的特殊的口號是不同的。那麽，周揚認為社會主義文學發展的規律是什麽呢？或者說如何理解在社會主義文學發展中共同規律與特殊規律的統一呢？在這個問題上，周揚提出了“立足點是工農兵，要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國”的思想。他在1961年說：
我們的立足點是工農兵，要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國，繼承人類寶貴的遺產。立足點是根本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好，隻盲目地伸向古代、伸向外國，就危險了，要被淹死的。我們要努力學習黨的文藝政策、毛澤東文藝思想，對我們自己的文藝應該懷有滿腔熱情。對古代的東西、外國資產階級的東西，也要了解，要分析。[2]
周揚的上述論述，如果把“立足點是工農兵”、“一手伸向古代”和“一手伸向外國”分開來看，這並不是什麽新鮮的論點，但把這三點連為一個整體，還是有新意的。就是說，社會主義的文藝，從根本上說要為人民群眾服務，但要服務得好，則必須吸收本國的和外國的人類一切文學遺產中的養分。關於立足於工農兵，從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後，是周揚一貫強調的。關於學習古代文學遺產問題，周揚有很好的分析：“我們的文化是社會主義的文化，不是資本主義的文化，也不是封建主義的文化。但是，社會主義的文化同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文化有個繼承的關係，我們的文化要繼承過去的文化。過去的文化是在封建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裏所形成的。為著保持文化的‘純淨’，以免沾染上資產階級思想、封建主義思想，幹脆不要那些遺產行不行？不行！沒有遺產，文化就沒有根了。”[3]在這裏，周揚以清醒的理性分析了社會主義文化不是憑空產生，文化遺產是發展社會主義文化的“根”。這個提法比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把文化遺產看成是發展新文藝的“流”的看法更進了一步。“流”強調的是一種慣性，是不得不如此。“根”則是自覺意識到發展新的文藝要紮根於本民族的原有的優秀遺產的土壤中。這是一個規律問題，是不能違反的。對此，周揚從“曆史經驗”的角度來論證：“根據曆史的經驗，歐洲的文藝複興也好，盛唐的文藝複興也好，大體上都是研究了古代，大量吸收了外來的東西以後形成的。不研究古代，不大量吸收外來的東西，很難設想能有一個文化的**。”[4]這就是使“伸向古代”成為發展新文藝的一種規律。在更具體的論述中，周揚指出了中國古代文論中一些帶有民族傳統的普遍規律，說：“藝術要留有餘地，就是要啟發人的思想。這樣的藝術有表現力。藝術表現要留有餘地，這是中國藝術曆來的傳統，也是全世界的好的藝術規律。留有餘地的問題也有強調得過分的，從司空圖的‘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滄浪詩話》中的‘水中之月，鏡中之花’，‘羚羊掛角，無跡可求’，‘不落言筌’，直到王漁洋的神韻、王國維的意境，其中有不要邏輯思維的東西，但他們探索藝術有味道這一點是對的。毛主席也不反對藝術要有味道，他給臧克家的信中，就提到詩應有‘詩味’。所謂有味，就是不要把話說盡。”[5]可以說在文藝為工農兵的這個立足點不動搖的前提條件下，社會主義文藝的發展應該充分繼承傳統文藝和文論中的有益成分，這是周揚在1961年後對於新文藝發展問題的一個基本理解。
發展社會主義文藝，僅僅是“一手伸向古代”還不夠，還必須“一手伸向外國”。周揚一直熱衷於談論現實主義，對此發表了許多看法。他在談到無產階級現實主義文學和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時候，指出這兩者之間既有區別又有聯係：“批判現實主義和無產階級文學不是簡單的對立，有繼承的關係，也有朋友關係。光講對立，不完全。這兩個階級的文學是對立的，但又有統一的方麵。許多無產階級文學家繼承了批判現實主義，在共同揭露和批判資產階級問題上，可以說是做了朋友。二者的世界觀不同，理想不同，方法有一部分相同，比如在現實主義某些問題上。無產階級文學家有理想，要革命。這和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是不同的。”[6]周揚在50年代凡談到資產階級文學，特別是外國資產階級文學，總是批判過分。但1962年這段話，則說得很理性很客觀。
周揚在1962年前後對於發展社會主義文藝問題的探索，又一次用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表述：中心是為工農兵服務，兩個基本點是“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國”。從今天的觀點看，周揚當時的探索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也在一定程度上總結了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基本規律。列寧在談到馬克思學說為何是科學的時候說過：“凡是人類社會所創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討，任何一點也沒有忽略過去。凡是人類思想所建樹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運動中檢驗過，重新加以探討，加以批判，從而得出了被資產階級狹隘性所限製或被資產階級偏見束縛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結論。”[7]列寧明確指出：“應當明確地認識到，隻有確切地了解人類全部發展過程所創造的文化，隻有對這些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設無產階級的文化，沒有這樣的認識，我們就不能完成這項任務。”[8]但是，他的探索和總結來得太晚，因為這時候“**”已經接近開始了。
[1] 周揚：《對編寫〈文學概論〉的意見》，《周揚文集》（三），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45頁。
[2] 周揚：《對編寫〈文學概論〉的意見》，《周揚文集》（三），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27頁。
[3] 周揚：《繼承遺產，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周揚文集》（三），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頁。
[4] 周揚：《對文藝工作的希望和對作家的要求》，《周揚文集》（四），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71頁。
[5] 周揚：《在北京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總結報告》，《周揚文集》（四），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56-57頁。
[6] 周揚：《在文科教材外文組匯報會上的發言》，《周揚文集》（四），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頁。
[7] 列寧：《青年團的任務》，《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4-285頁。
[8] 同上書，第28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