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兆陽（1916—1994），湖北黃岡人。1936—1937年即在武漢的報刊上開始發表詩歌、散文作品。1938年投身革命工作。解放戰爭時期開始文學寫作，逐漸成為華北解放區小有名氣的青年作家。在此期間他學習了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馬克思主義著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出版了短篇小說集《幸福》。秦兆陽最重要的經曆是他曾於1949—1952年、1956—1957年兩度擔任《人民文學》雜誌編輯（1956—1957年為副主編）。在擔任編輯的過程中，他以自己的獨特眼光發現了一些優秀的作品，這些作者有些日後成為著名作家，如白樺、峻青、瑪拉沁夫等，同時也發現了當時來稿中存在的許多公式化、概念化問題。他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不斷發表分析青年作者創作中所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問題，總結創作的規律，後來這些文章以《論公式化、概念化》結集出版，為他後來撰寫《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一文作了感性的準備。他在新的條件下，閱讀和研究恩格斯的關於“典型環境的典型性格”的論述，則為他的現實主義創作的思考作了理論上的準備。
秦兆陽作為一個作家於1952年請創作假，深入到華北農村體驗生活，寫出了許多具有詩情畫意的作品，出版了短篇小說集《農村散記》。後來創作了現實主義的長篇小說《在田野上，前進》。這些創作經曆也為他後來撰寫《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提供了感性的實踐的基礎。
1956年5月，當時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代表黨中央作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重要報告。“6月上中旬，作協黨組兩次開會討論貫徹雙百方針，要求所屬刊物帶頭鳴放。作為作協機關刊物《人民文學》的負責人，秦兆陽在會上說：作協的刊物不宜草率應付，應該善於提出像樣的學術問題。但要找人帶頭寫這樣的文章很難。關於文學創作問題，我多年來積累了一些想法，想寫，卻不敢。黨組副書記劉白羽高興地說：寫嘛，寫出來大家看看。前來參加會的中宣部文藝處長林默涵也在會上說：重大政策出台了，作協不能沒有聲音、沒有反應，這是對主席的態度問題。會後，秦兆陽考慮，寫文章的事要慎重。他決定邀約《人民文學》的編委先談一談。在何其芳家裏，編委們就如何貫徹雙百方針——當前文學創作中遇見的普遍關注的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秦兆陽講了自己的看法，比如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存在的缺陷，我國長期存在的對文藝為政治服務的簡單理解和做法，文藝批評中脫離生活、不重視藝術規律的教條主義傾向，某些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這都對文學創作的發展，產生了消極影響。誰知大家想到一塊兒了。何其芳說：文藝為政治服務問題解決不好對貫徹雙百方針非常不利。嚴文井說：藝術規律問題，現實主義問題，很值得思考研究。編委會開過後，秦兆陽信心倍增，他不顧暑熱，在小羊宜賓3號那間每天麵臨西曬的鬥室裏冥思苦想，突擊寫成《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數萬字的論文草稿。他先給同事葛洛閱看。字斟句酌地推敲修改後，改題為《解除教條主義的束縛》，又給編輯部同人閱讀，征求意見。但文章的題目接受一位編輯意見仍恢複《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副題為‘對於現實主義的再認識’，他覺得這樣更切合學術文章的題目。文章送呈周揚、劉白羽等同誌閱看，他們閱後還給作者，沒有發表讚成或反對的意見。7、8月間秦兆陽去北戴河海濱再次修改此文，9月，在《人民文學》發表。”[1]這些情況足以說明，秦兆陽的論文中的觀點是與當時作協領導溝通過的，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他們的同意，從某種程度上是他們共同的看法。周揚、劉白羽後來看了文章不表示意見是不負責的，因為他們作為領導，如果認為文章有錯誤，無論從公從私的角度，都應該明白地表達自己的意見，決不可讓“錯誤”意見“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