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兆陽（1916—1994），湖北黃岡人。1936—1937年即在武漢的報刊上開始發表詩歌、散文作品。1938年投身革命工作。解放戰爭時期開始文學寫作，逐漸成為華北解放區小有名氣的青年作家。在此期間他學習了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馬克思主義著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出版了短篇小說集《幸福》。秦兆陽最重要的經曆是他曾於1949—1952年、1956—1957年兩度擔任《人民文學》雜誌編輯（1956—1957年為副主編）。在擔任編輯的過程中，他以自己的獨特眼光發現了一些優秀的作品，這些作者有些日後成為著名作家，如白樺、峻青、瑪拉沁夫等，同時也發現了當時來稿中存在的許多公式化、概念化問題。他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不斷發表分析青年作者創作中所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問題，總結創作的規律，後來這些文章以《論公式化、概念化》結集出版，為他後來撰寫《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一文作了感性的準備。他在新的條件下，閱讀和研究恩格斯的關於“典型環境的典型性格”的論述，則為他的現實主義創作的思考作了理論上的準備。
秦兆陽作為一個作家於1952年請創作假，深入到華北農村體驗生活，寫出了許多具有詩情畫意的作品，出版了短篇小說集《農村散記》。後來創作了現實主義的長篇小說《在田野上，前進》。這些創作經曆也為他後來撰寫《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提供了感性的實踐的基礎。
1956年5月，當時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代表黨中央作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重要報告。“6月上中旬，作協黨組兩次開會討論貫徹雙百方針，要求所屬刊物帶頭鳴放。作為作協機關刊物《人民文學》的負責人，秦兆陽在會上說：作協的刊物不宜草率應付，應該善於提出像樣的學術問題。但要找人帶頭寫這樣的文章很難。關於文學創作問題，我多年來積累了一些想法，想寫，卻不敢。黨組副書記劉白羽高興地說：寫嘛，寫出來大家看看。前來參加會的中宣部文藝處長林默涵也在會上說：重大政策出台了，作協不能沒有聲音、沒有反應，這是對主席的態度問題。會後，秦兆陽考慮，寫文章的事要慎重。他決定邀約《人民文學》的編委先談一談。在何其芳家裏，編委們就如何貫徹雙百方針——當前文學創作中遇見的普遍關注的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秦兆陽講了自己的看法，比如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存在的缺陷，我國長期存在的對文藝為政治服務的簡單理解和做法，文藝批評中脫離生活、不重視藝術規律的教條主義傾向，某些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這都對文學創作的發展，產生了消極影響。誰知大家想到一塊兒了。何其芳說：文藝為政治服務問題解決不好對貫徹雙百方針非常不利。嚴文井說：藝術規律問題，現實主義問題，很值得思考研究。編委會開過後，秦兆陽信心倍增，他不顧暑熱，在小羊宜賓3號那間每天麵臨西曬的鬥室裏冥思苦想，突擊寫成《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數萬字的論文草稿。他先給同事葛洛閱看。字斟句酌地推敲修改後，改題為《解除教條主義的束縛》，又給編輯部同人閱讀，征求意見。但文章的題目接受一位編輯意見仍恢複《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副題為‘對於現實主義的再認識’，他覺得這樣更切合學術文章的題目。文章送呈周揚、劉白羽等同誌閱看，他們閱後還給作者，沒有發表讚成或反對的意見。7、8月間秦兆陽去北戴河海濱再次修改此文，9月，在《人民文學》發表。”[1]這些情況足以說明，秦兆陽的論文中的觀點是與當時作協領導溝通過的，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他們的同意，從某種程度上是他們共同的看法。周揚、劉白羽後來看了文章不表示意見是不負責的，因為他們作為領導，如果認為文章有錯誤，無論從公從私的角度，都應該明白地表達自己的意見，決不可讓“錯誤”意見“放”出來。
秦兆陽的文章發表後，產生了很大影響。各地都有一些作者讚成他論文中的觀點。如武漢青年學者周勃發表了論文《論現實主義在社會主義時代的發展》，從現實主義曆史發展的角度來說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口號是有缺陷的。
同年12月，當時任《文藝報》主編的張光年在該刊上麵發表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存在著、發展著》一文，文章的批判矛頭直指秦兆陽的文章，認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社會主義文學不容否定，作者的姿態是要捍衛“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捍衛“社會主義文學”。這樣，這篇文章未能就秦兆陽在文章中提出的學術問題進行討論，就被納入是反對還是讚成“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社會主義文學”的政治模式中。張光年的文章一出，各類大批判的文章就一致地興師問罪，秦兆陽一下子就成為了否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社會主義文學”的人。一個學術問題，不容許討論，就被認為是政治問題，不問學術上的青紅皂白，扣上各種各樣的“帽子”，是那個時代的一種政治運動的慣性。
“1957年春，在有許多著名作家參加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秦兆陽說，我響應號召，貫徹雙百方針寫了篇文章，沒想到引起這麽大的反響。一下子變成了政治方麵的論爭，我很害怕。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定義作為一個學術問題，難道不可以討論嗎？我希望周揚同誌能將我的想法反映給毛主席，聽聽他老人家的意見。周揚連忙說：秦兆陽你不要緊張嘛！不久，周揚告訴秦兆陽，我已按你說的給毛主席匯報了，毛主席會見幾位作家時說：秦兆陽不要緊張，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可以討論的。毛主席不是憑空說的，他有自己的想法。例如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他當時講的是新現實主義或無產階級的現實主義，沒說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隻是全國解放後為了跟蘇聯保持‘一致’，才改用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個提法。”[2]但是，就是毛澤東說了這些話，也沒有“救”得了秦兆陽。1958年夏天，在反右運動即將結束之際，秦兆陽還是被劃為右派分子，下放到廣西勞動改造。在“**”開始之際，秦兆陽的“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論，被江青的在部隊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打成“黑八論”之一，遭受空前無理的批判。秦兆陽為他的“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論付出了22年遭受迫害的代價。直到新時期開始，秦兆陽連同他的“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論，才真正地被平反。
這裏我們說明秦兆陽的“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論誕生的前前後後的情況，充分說明了要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在中國20世紀50年代的“極左”思潮彌漫的情況下，要實事求是，要解放思想，勇於探索真理，是十分不容易的事情。
[1] 塗光群：《五十年文壇親曆記》（上），遼寧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142頁。
[2] 塗光群：《五十年文壇親曆記》（上），遼寧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