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兆陽的《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一文，最重要的一點是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個蘇聯的文學定義的內容提出質疑。為此，我們必須探詢一下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怎樣產生的？它在蘇聯文學發展中扮演了什麽角色？它在蘇聯“解凍”時期所遭受到什麽質疑？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經典定義，最早見於1934年第一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通過的《蘇聯作家協會章程》中：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蘇聯文學與蘇聯文學批評的基本方法，要求藝術家從現實的革命發展中真實地、曆史具體地去描寫現實；同時，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曆史具體性必須與用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的任務結合起來。
更準確地說，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在1932年5月20日由斯大林最早提出的。據了解情況的人回憶，當時準備起草作協章程的小組成員斯捷茨基和格龍斯基到斯大林那裏談文學問題，其中格龍斯基提出，要用“共產主義現實主義”的口號作為蘇聯藝術理論的基礎。但斯大林有不同意見：
斯大林思考了片刻，然後不慌不忙、若有所思地說：“共產主義現實主義……共產主義現實主義……也許還為時尚早……不過如果您同意的話，那麽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應該成為蘇聯藝術的口號。”據他的理解，他作了這樣的解釋；應該寫真實。真實對我們有利。不過真實不是輕而易舉的得到的。一位真正的作家看到一棟正在建設的大樓的時候應該通過腳手架將大樓看得一清二楚，即便大樓還沒有竣工，他決不會到“後院”東翻西找。[1]
格龍斯基在莫斯科文學小組傳達了斯大林的指示，後經中央政治局討論，確定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個名稱。這就是說，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提出完全出於政治考慮，這裏沒有更多的學術層麵的研究。後來，蘇聯30—50年代的關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一整套理論的建構，就是建立在這個純政治考慮基礎上的。特別是斯大林的對“寫真實”的解釋更是為後來的廉價的樂觀主義、理想主義埋下了伏筆。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蘇聯文學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被當成蘇聯文學的旗幟和標誌。甚至說“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提出了世界曆史上最崇高的美學理想，就是社會主義社會創造者的理想”[2]，是最基本的美學原則，是決不許更改的。可是據西蒙洛夫的說法，1932年通過的章程，其中隻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蘇聯文學與蘇聯文學批評的基本方法，要求藝術家從現實的革命發展中真實地、曆史具體地去描寫現實”這一句，1934發表的章程加上了“同時，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曆史具體性必須與用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的任務結合起來”這後麵一句。[3]恰恰就是這後麵一句給後來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實踐留下了隱患。
概括地說，在四五十年代蘇聯文學的實踐中出現了創作中的“無衝突論”。如我國的蘇聯文學研究專家後來所說的那樣，“很長的一段時間裏，社會主義現實被當作一套僵死不變的文學創作公式，被片麵地理解為‘隻是肯定的現實主義’，因而使文學作品成為某種政治的概念或某項政策的圖解與傳聲筒，文學創作隻寫些‘甜言蜜語’，文學的路子越走越窄。當然，這裏的原因是複雜、多方麵的，有著深遠的思想和社會根源。但不可否認，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上的缺陷有密切的關係”。[4]這是1999年蘇聯解體很久後所作的結論。
在新中國剛開始的50年代，我們是如何對待“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呢？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中國產生什麽影響呢？特別是對我們的文學創作產生什麽影響呢？秦兆陽寫《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一文，主要針對的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在50年代初期“全麵學習蘇聯”的“一邊倒”的熱潮中，我們接受了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不但譯介了蘇聯理論家的關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論文，將其奉若神明，而且我們自己的理論家也開始大肆宣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上也深受其影響。中國是在1953年9月召開的第二次全國文代會正式確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我們文藝界創作和批評的最高準則”的，但此前早就有各種宣傳與解釋，如1952年馮雪峰為《文藝報》所撰寫的題為《學習黨性原則，學習蘇聯文學藝術的先進經驗》的文章中指出：“我們現在必須加倍深刻理解：如果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不以實踐黨性原則為其基本原則，那麽，它就不能成為我們的正確的文學藝術方法。蘇聯的文學藝術最重要、最中心的經驗，就在於它證明了這一點。正因為蘇聯的同誌們能夠努力遵循列寧、斯大林和聯共黨中央的指示去從事創造，所以他們能夠實現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就是蘇聯文學藝術的先進經驗中的最先進的東西。”[5]這種解釋完全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與黨性直接捆綁在一起來理解，那意思就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等於黨性，隻要有黨性也就有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種解釋與作為文學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完全不沾邊，連斯大林的“寫真實”也被忽略了。高爾基如下的話也被忽略：黨性不是一種附加物，不是從外麵貼到作品上麵去的東西，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黨性是融化在思想體係中的美學因素。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原本就有缺陷，再加上這種完全政治化的解釋，那麽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中國的實踐，就不能不遭遇到蘇聯幾乎同樣的問題和矛盾。反映到文學創作上麵，就是秦兆陽一直關注的公式化、概念化和對現實的膚淺的廉價的粉飾和歌頌。
但是，在中國確立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文學創作和批評為最高準則之後幾年的1956年，秦兆陽究竟從哪裏獲得向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質疑和挑戰的勇氣呢？這裏要簡要指出三點：
第一，1953年斯大林逝世後，1954年蘇聯開始了一個“解凍”時期，對各種問題進行一些反思，其中也包括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反思。最突出的就是當時蘇聯著名作家西蒙洛夫等人在1954年第二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上對原有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定義提出質疑，秦兆陽在他的文章中特別引了西蒙洛夫的很長的一段話，基本意思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定義的第二句話（“同時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曆史具體性必須與用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的任務結合起來”）是不確切的，甚至容許有歪曲原意的可能。好像真實性和曆史具體性能夠與這個任務結合，也能夠不結合。作家和批評家則借口現實要從發展的趨勢來表現，力圖“改善”現實等。由於西蒙諾夫等人的批評，第二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上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定義修改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要求藝術家從現實的革命發展中真實地、曆史具體地反映現實。要達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任務的高度，這就是說，要透徹地了解人們的真正生活，了解他們的思想和感情，對他們的感受息息相關，並且要善於用配得上現實主義文學的真正典範的、動人的藝術形式來表現，同時應當使人領會工人階級和全體蘇聯人民爭取進一步鞏固我國現在已建成的社會主義社會和爭取共產主義勝利的偉大鬥爭。”[6]蘇聯所發生的這種情況，使秦兆陽以為，既然西蒙諾夫可以批評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不完善，既然在蘇聯那裏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定義已經作了修改，那麽作為中國的作家和學者就不可以對原有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提出質疑呢？
第二，更重要的是秦兆陽在長期的編輯工作中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創作中所產生的弊端深有所感，他把他的所感所思用理論講了出來。如他在1951年就根據自己在編輯小說稿過程中的問題進行思考，發表了《概念化公式化剖析》一文，1952年又發表了《再談概念化公式化》和《形象與感受》，1953年又發表《環境與人物》和《理想與現實》等文章，都是針對當時文學創作中存在的圖解政治和政策的問題，概念化和公式化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與剖析。不能說所有這些問題都歸結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定義的缺陷上麵去，但的確是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刻板規定有密切的關係。秦兆陽作為一個思考性的正直的編輯和作家，他心裏有話要說，要提高到理論上麵來說。
第三，這與1956年的政治文化環境有關。這一年對於中國來說，最大的政治事件，就是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召開了“八大”，中央作出決議，認為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已經過去，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確立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4月，毛澤東發表了《論十大關係》，其中談到“中國與外國的關係”時，他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對於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也應當采取這樣的態度。”[7]這與新中國成立之初“全麵學習蘇聯”的提法是不同的。秦兆陽肯定是聽到了的這些話，他覺得對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議論一番，是在政策允許之內的。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再次講十大關係問題。他正式宣布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毛澤東說：“在藝術方麵的百花齊放的方針，學術方麵的百家爭鳴的方針，是有必要的。這個問題曾經談過。百花齊放是文藝界提出來的，後來有人要我寫幾個字，我就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現在春天來了嘛，一百種花都讓它開放，不要隻讓幾種花開放……百家爭鳴，是說春秋戰國時代，二千年前那個時候，有許多學派，諸子百家，大家自由爭論。現在我們也需要這個。”[8]秦兆陽據說是一位古板的認真的人，聽了毛澤東說“現在春天來了嘛”，可以百家爭鳴了，能不歡欣鼓舞嗎？能不響應黨的號召嗎？於是他在文章開篇就說：“在學術問題的研究上，有意見應該講出來，如果說錯了，可以襯托出別人的正確意見來；隻要多少有一點道理，就可以起拋磚引玉的作用——這就是我寫這篇文章時的心情。”[9]
[1] ［蘇］奧普恰連科：《致格龍斯基的信》，見倪蕊琴主編：《論中蘇文學發展進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41頁。
[2] ［蘇］季摩菲耶夫：《文學發展過程》（《文學原理》第三部），平明出版社1954年版，第72頁。
[3] 參見1954年第二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上西蒙洛夫的發言。
[4] 彭克巽主編：《蘇聯文藝學學派》，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67頁。
[5] 《文藝報》1952年第21號。
[6]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編：《蘇聯人民的文學》（上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年版，第4頁。
[7] 毛澤東：《論十大關係》，《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頁。
[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 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491頁。
[9] 秦兆陽：《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文學探路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3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