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這種環境中，1961年，中央決定，集中中青年學者，在老專家的帶領下開始文科教材的統一編寫工作，由當時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直接領導。在這一年當中，周揚作為文藝界的領導，一直堅持“文藝從屬於政治”的主導傾向，但經過了1958年到1960年，國家進入“三年困難”時期，思想多少有所反思，文藝思想的傾向也有了一些變化。他在中央的支持下指導文科教材的編寫，不能不提出各個領域的規律的探討問題。所以他多次針對教材建設發表重要意見，這些意見既包括編寫教材的原則和方向，也包括非常細致的具體實施建議，多有新的見解。
例如，關於如何認識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指導作用，周揚表現得既清醒又大膽，既強**材“要把毛澤東文藝思想貫穿在裏麵”，因為“毛澤東的文藝思想是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觀點”，又指出：“我們用毛澤東思想掛‘帥’，是把它作為紅線，作為靈魂，進行總結。教科書不同於具體政策，如果句句都引用毛澤東主席的話，就會使‘帥’變成兵將，紅線變成紅布，靈魂變成肉體了。”[1] 在如何正確處理文藝與政治的關係的問題上，周揚指出不要混淆二者的界限，注意避免將文學理論政策化，防止產生不良影響：“我們要研究特殊規律，不把一般代特殊，以政治代文藝。……同樣，政治隻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藝，一般隻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特殊。”“我們既然要領導文藝工作，就得研究藝術的客觀規律。研究它在各時代、各民族的共同規律，也研究它在中國、在社會主義時代的特殊規律。”“文藝是要通過它的特點來為政治服務的。不通過文藝特點，也可以服務，但服務得不好。比如標語口號式的文學，可以服務而作用不大。隻有通過文藝的特點，通過藝術感染力才能服務得好。”“文學概論要寫得生動，引人入勝，不要形成僅僅是對文藝政策的解釋。”“不要把文學概論寫成對黨的文藝政策的解釋。”“不至於僅僅把政策看成條文，而知道政策是從事物的發展規律中總結出來的，有著深刻的理論根源。”[2]
又如，在文學理論教科書的具體寫法上，周揚也強調要注意科學性和準確性，貫穿曆史與邏輯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和編寫原則，文學規律應當從曆史研究中來。他說：“理論教科書回答的是‘是怎樣’或‘不是怎樣’，而不是回答‘應當’怎樣和‘必須’怎樣。‘是’與‘不是’對於‘應當’和‘不應當’有參考作用，但教科書不要去解決‘應當’‘不應當’的問題。”“寫這本書，要照顧到容易為人接受，高深的著作也應如此。深入淺出，篇幅多些也不要緊。條理邏輯要清楚，要有史有論。” “研究問題，從曆史出發就好辦；反之，從理論概念出發，就得不到正確的認識。”“規律一定要從曆史研究中得來。沒有找到規律，就不要憑空編造，老老實實，沒有就不寫。研究文學史固然要總結規律，但不要勉強，也不要硬搬外國的概念。”“寫理論，曆史的方法和邏輯的方法要統一，文學發展的過程需要講，在文學概論中要貫穿曆史的觀點，這樣，知識、材料才會豐富，否則，單在概念中兜圈子，會陷在裏麵走不出來的。”“在敘述上應當采用曆史的方法，不要隻用概念的方法。”“總之，要有階級觀點和曆史觀點。不要以今天的眼光去套古人，要按曆史的具體狀況去研究。”[3]
又如，關於教材建設要注意批判繼承、科學吸收古今中外的優秀文化遺產，從而更好地建立中國化的文學理論問題，周揚認為：“我們的立足點是工農兵，要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國，繼承人類寶貴的遺產。”“我們現在是根據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回過頭來總結中國的文藝遺產和‘五四’以來的文學經驗。再從中得出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的理論。我們的方向就是這樣。”“通過這次搞教材，我們應該把中國的曆史經驗和幾十年革命文學的理論經驗條理化一下。曆史就是過去的經驗，沒有曆史就沒有理論。文學理論如果不總結中國的經驗就很難成為我們自己的理論。”“總結經驗需要時間。中國文學的經驗，理論的遺產，過去長期被忽視。中國的文論、畫論、詩論都非常豐富，問題是沒有很好地係統化。在世界上像《文心雕龍》那樣的書是很少的。”“還要繼續吸收外國的好東西。所以要編出一個好的教材首先要總結自己的經驗，整理自己的遺產，同時要有選擇有批判地吸收外國的東西，隻有這樣，才能編出具有科學水平的教材，才是中國的教育學，中國的文藝學。”[4]
再如，周揚指出，教材要處理好文學的外部關係和內部關係：“關於文學概論研究的對象、內容。要講兩個方麵：文學的外部關係——文學與社會生活的關係，基礎、上層建築與政治的關係；文學的內部關係——內部結構。”“先要把文藝在社會中的位置、地位、作用擺好，再來分析內部結構，位置沒擺好先談內部結構，就會把文藝當作一個孤立的、高於一切的東西。”[5] 周揚甚至還就教材的結構和章節提出了自己的設想：第一編（即第一章）“文學的本質與基本特征”；第二編包括二、三、四章，講“文學發展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係”，“文學與政治”和“文學發展的繼承、革新與相互影響”；第三編五、六、七、八章，是關於文學創作的。包括“文學的創作過程”，“文學作品的內容和形式”，“世界觀與創作方法”，“作家的勞動和修養”；第九章“文學的鑒賞與批評”；第十章“文藝批評和思想鬥爭”；第五編（第十一章）“社會主義文學的發展與共產黨的領導”。[6] 即以現在看來，周揚對教材編寫的指導原則大多都是符合文藝規律的，對文學理論教材編寫起了極大的促進和指導作用。
但我們不要把周揚文學思想的變化估計過高，他當時的文學思想處於政治論的文藝學與認識論的文藝學之間，突出的還是文學反映論，反映論在20世紀60年代初的曆史語境中就是中國文學思想所能達到的高度了。
[1] 周揚：《周揚文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28、198頁。
[2] 周揚：《周揚文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47、346-347、348、235、236、240頁。
[3] 同上書，第246、248、230、232、240、262頁。
[4] 周揚：《周揚文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27、231、241、256、303頁。
[5] 同上書，第231、232頁。
[6] 同上書，第250-25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