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再複的“文學主體性”論受到多方麵的肯定。如孫紹振認為：“劉再複主體性論的提出，標誌著在文藝理論上被動的、自卑的、消極反映論統治的結束，一個審美主體覺醒的曆史階段已經開始。這不是低層次經驗的複蘇，而是理論上的自覺。在新的邏輯起點上，劉再複提出新的範疇：實踐主體性和精神主體性，創作主體性和欣賞主體性。”這些範疇對於認識實踐真理、對於從反映論向認識結構的本體深化、對於突出個體的主體性有重要意義。[27]有的學者認為，藝術家在社會生活中不僅是實踐、認識和創造新生活的主體，而且是審美的主體。在藝術家和社會生活之間橫亙著的不是鏡子，而是具體的活生生的人。文藝對社會生活反映勢必帶有個人色彩，打上人的烙印，因此反映的過程就是主體積極活動的過程。社會生活是藝術的源泉首先在於它造就了藝術創造的主體。寫心靈是體現創作深度和創作廣度的藝術原則，作家就是用自己的心靈澆鑄自己的藝術形象，從而在文藝產品中自然顯示出自己的心靈和人格。[28]但劉再複的理論也遭到了一些人的質疑。比較有代表性的是陳湧對劉再複的主體性文學論提出嚴厲批評，認為劉再複主體性理論否定了馬克思主義觀點、方法和指導思想，歪曲了中國革命文藝以來的文學發展的實際，對馬克思主義文藝原理進行了錯誤的概括，這是“直接關係到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問題，是關係到社會主義的命運的問題”[29]。姚雪垠認為劉再複主體性理論把作家和作品中人物的主觀能動性“作了無限誇張”，“違背了曆史科學”，“包含著主觀唯心主義的實質”，“基本上背離了馬克思主義”。[30]當然對這種批評也有反批評。
那麽劉再複的文學主體性理論是反馬克思主義，還是合乎馬克思主義呢？劉再複在論文中引了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論述。馬克思曾說：“人是一個特殊的個體，並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為一個個體，成為一個現實的、單個的社會存在物。同樣地他也是總體，觀念的總體，被思考被感知的社會主體的自為存在，正如他在現實中既作為社會存在的直觀和現實享受而存在，又作為人的生命表現而存在一樣。”劉再複還引了馬克思關於人的生命活動與動物的生命活動的區別的論述。然後他指出：對於被作家描寫著的對象的人來說，他是被描寫的客體；但對於生活環境來說，他又是主體。所以要把人當成人。作品中的人物是有自主意識和自身價值的活生生的人，按照自己的靈魂和邏輯行動著、實踐著的人。而在後來的論爭過程中，更多的學者引用馬克思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的一段話：“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隻是從客體的或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麵去理解。”[31]由此看來，主體性問題是馬克思主義題中應有之義，文學主體性問題的提出引發人們思考庸俗社會學的弊端，文學主體性理論對單純認識論文藝學的批評有某種程度的合理性，標誌著不同於認識論文藝學的主體性文藝思想的出現，這對於中國文藝學的變革與發展是有重要意義的。但總的看來，劉再複1985-1986年間提出文學主體性，不是沒有邏輯的概念的缺陷，因此引起人們的爭論與批評也在情理之中。
3.走向文學審美特征論
文學主體性問題論爭沒有獲得一致的成果。許多問題被轉化為文藝心理學的研究。但相對自主的文學觀念尋求，仍然困擾著許多學者。於是“審美”一詞在經過數年的積累後被凸顯出來。其實用美學的觀念來界說文學的做法早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就有了。1979年李澤厚在《形象思維再續談》中說：文學是“一種強大的審美感染力量。審美包含認識理解成分或因素，但決不能歸結於等同於認識”[32]。這裏力圖把文學中的認識與審美區分開來。著名美學家蔣孔陽教授於1980年發表了《美和美的創造》一文，其中說：“藝術的本質和美的本質，基本上是一致的。美具有形象性、感染性、社會性以及能夠實現人的本質力量的特點，藝術也都具有這些特點，正因為這樣，所以我們說，美是藝術的基本屬性。不美的‘藝術’不能成為真正的藝術。”[33]這裏把藝術的本質和美的本質聯係起來思考，已經暗示出以“美”為屬性的文學觀念。童慶炳於1981年發表了《關於文學特征問題的思考》，批評了在中國理論界影響很大的別林斯基的文學形象特征論，提出了文學的美的特性問題。[34]李澤厚、蔣孔陽和童慶炳的論述不能不說是新時期文學觀念轉向文學審美特征論的先聲。
80年代中期，文學“審美反映”論文學觀念終於誕生。基於對“認識反映”論的不滿，他們認識到，僅僅把文學看成是社會生活的一般反映是不夠的，這種看法隻是在認識論的層麵給文學定位，不能說明文學的特殊性。童慶炳在1984年出版的《文學概論》（上、下卷）第一章第三個標題是“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審美反映”，他認為：“社會生活是文學的唯一源泉。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其實，包括文學在內的全部意識形態（政治、法律、道德、哲學、藝術、宗教等）和一切社會科學，都是客觀的社會生活的反映，都以客觀的社會生活為源泉，所以文學是社會生活的論斷隻是闡明了文學和其他意識形態以及一切社會科學的共同的本質，隻是回答了‘文學是什麽’的第一個層次的問題。然而，我們僅僅認識文學和其他社會意識形態以及一切社會科學的共同本質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闡明文學區別於其他社會意識形態以及社會科學的特征。弄清楚文學自身特殊的本質，即回答第二層次的問題。那麽，文學反映生活的特殊性是什麽呢？我們認為文學對社會生活的反映是審美的反映。審美是文學的特質。……文學之所以是文學就在於它是對社會生活的審美反映，文學的崇高目的是要按照一定的社會審美理想來改造人的生活，使人的生活變得更美好。”[35]童慶炳隨後按照審美反映的“獨特的對象、內容和形式”展開對文學“審美反映”論的論證。1986年錢中文教授也提出文學“審美反映”論，他說：“文學的反映是一種特殊的反映，由於其自身的特殊性，較之反映論原理的內涵，豐富得不可比擬。反映論所說的反映，是一種曲折的二重的反映，是一種有關主體能動性原則的說明。審美反映則涉及具體的人的精神心理的各個方麵，他的潛在的動力，潛伏意識的種種形態，能動的主體在這裏複雜多樣，而且充滿種種創造活力，這是一個無所不在的精靈。”[36]錢中文的論文不但是從根本上區別了一般的反映論與文學“審美反映”論，而且還從“心理層麵”、“感性認識層麵”和“語言、符號、形式的體現”層麵說明了文學“審美反映”論的特征，這是十分有意義的。當時另一位學者王元驤教授早就對文學審美論有所研究，他對文學的“審美反映”進行了很具體深入的解說，他1988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論證“文學審美反映”的各個方麵，他從反映的對象、反映的目的和反映的形式三個角度作了闡釋，並指出文學審美反映是“以崇敬、讚美、愛悅、同情、哀憐、憂憤、鄙薄等情感體驗的形式來反映對象的”。[37]王元驤教授的文學“審美反映”理論是很完整也很深刻的，大大加強了對文學“審美反映”論的影響力。
於此相映成趣，這幾位學者又提出文學“審美意識形態”論。錢中文教授於1984年又提出了文學“審美意識形態”論，他說：“文學藝術固然是一種意識形態；但我以為是一種審美的意識形態；文學藝術不僅是認識，而且也表現人的情感和思想；審美的本性才是文學的根本特性，缺乏這種審美的本性，也就不足以言文學藝術。看來文學藝術是雙重性的。”[38]很顯然，這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結構學說，即社會基礎與上層建築理論對於文學藝術觀念問題的一次解決。1987年錢中文教授又發表了題為《文學是審美意識形態》的論文，正式確認“文學是審美意識形態”，並展開了論證，其結論說：“文學作為審美的意識形態，以情感為中心，但它是感情和思想的認識的結合；它是一種自由想象的虛構，但又具有特殊形態的多樣的真實性；它是有目的的，但又具有不以實利為目的的無目的性；它具有社會性，但又具有廣泛的全人類的審美意識的形態。”[39]錢中文提出的“文學審美意識形態論”具有廣闊的闡釋空間，從哲學的觀點看，文學確是一種意識類型，與哲學、倫理等具有意識形態的共同特性，但是文學之所以是文學，是因為文學的一種具體的意識形態類型，即審美意識形態。王元驤在他的《文學原理》中也讚成“審美意識形態”論。童慶炳則在2000年還提出“審美意識形態”是文學的第一原理。[40]“審美反映”論與“審美意識形態”論是一致的，其區別主要在前者從馬克思主義存在與意識的關係的角度提出，後者從馬克思主義社會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的角度提出。兩說都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但又延伸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具有完整的理論創造，成為中國現代學者提出的馬克思主義的新的文學觀念。在後來進一步的論說中，他們認為“文學審美反映”論和“文學審美意識形態”是一個完整的概念，不是“審美”加“反映”，不是“審美”加“意識形態”，它們是一個具有單獨的詞的性質的詞組，不是審美與反映、審美與意識形態的簡單相加。它們本身是一個有機的理論形態，是一個整體的命題，不應該把它切割為“審美”與“反映”，“審美”與“意識形態”兩部分。“審美”不是純粹的形式，是有詩意的和思想的內容的；“反映”、“意識形態”也不是單純的思想，它是具體的、有形式的。而實踐是審美與意識形態結合的中介，正是在實踐中，審美的話語產生審美意識形態的話語，把“審美反映”論和“審美意識形態”論這兩個觀點並存甚至相互為用。應該說文學“審美反映”論、文學“審美意識形態”論，是一代學人（除了前麵已經提到的錢中文、王元驤和童慶炳外，從不同角度提出類似觀點的還有胡經之、杜書瀛、陳傳才、王向峰、孫紹振、王先霈、朱立元等）根據時代要求提出的集體理論創新。它是對於“文革”的文學政治工具論的反撥和批判。它超越了長期統治文論界的給文藝創作和文學批評帶來公式主義的“文藝從屬於政治”的口號，在意識形態與審美升華之間取得了一個結合點，但它的立場仍然牢牢地站立在馬克思主義上麵。多數人對新說形成了共識。新說終於取代了舊說。不久“審美反映”、“審美意識形態”就進入了文學理論教材。據我所知，目前國內最重要的20多部“文學理論”教材都采用了文學審美反映論或文學審美意識形態論。當然，近幾年來曾經同意過文學審美意識形態的人，甚至也很早就把它編入教材的人，又對“文學審美意識形態”論提出質疑，他們或否認文學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或對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翻譯提出問題，或認為“審美意識形態”是“審美”與“意識形態”的簡單焊接。錢中文、王元驤、童慶炳、馮憲光等先後寫了答辯文章。[41]我相信，真理總是愈辯愈明的。
從文藝學方法論的探求，中間經過文學主體性問題的論爭，到文學審美反映論、文學審美意識形態論的提出和完成，經過十餘年的努力，中國當代文學理論學人對於建設相對獨立自主的文藝學學科，付出艱苦的勞動，取得了相當巨大的學術成果。這種努力，這種勞動，這種成果，將經過曆史的檢驗而獲得肯定。
（三）綜合創新期（1991—2007）
90年代以後，中國社會狀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社會正式步入市場經濟軌道，國民經濟迅速發展，而社會問題也進一步呈現出來。在文學創作方麵，文學形式的探索方興未艾。作為理論對變化了的現實的回應，文藝學形成進一步開放的態勢：文藝學研究的資源進一步得到開發，如當時學者們所說，中國當代文論建設麵對四種資源：馬克思主義文論資源、中國古代文論資源、西方古代和當代文論資源、中國“五四”以來文論新傳統所形成的資源；文藝學研究的視角進一步開放，如文藝社會學的視角、文藝心理學的視角、文藝美學的視角、文藝人類學的視角、文藝符號學的視角、文藝解釋學的視角、文藝文體學的視角、文藝敘事學的視角、文藝語言學的視角、比較文論的視角、文藝文化學的視角，等等，各種視角的研究都有人在嚐試，也都獲得了不少結實的成果；文學觀念進一步多樣化，每一種視角的背後幾乎都存在一種文學觀念。正如有的學者所說，這是一個“多元共生”的時期。但在上述所謂“多元”的“雜語喧嘩”中，“語言論轉向”、“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化”和“人文精神的呼喚”成為最重要的三種思潮。
1.語言論轉向
20世紀90年代以來最早出現的是所謂“語言論轉向”。“語言論轉向”是西方引進的一個詞語。語言論文論是指西方19世紀末期發生“語言論轉向”以來盛行於20世紀的以語言問題為中心的文學批評流派，最重要的是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分析美學、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等批評流派。其主要特征是：以語言取代理性而成為文藝批評中心問題；放棄對文藝本質及其他本質問題的追問，注重用語言學模型去分析文藝作品；不要理論的係統化和體係化，強調具體文本分析。這些理論被引進後，有人述評梳理西方的相關理論，重在介紹；但也有人加以改造，發展為中國化的文學文體學理論、文學語言學理論、文學敘事學理論等。西方文學批評的“語言論轉向”轉變為中國文論話語後，一個重要特征是它沒有局限於語言形式本身，沒有回避社會曆史，沒有看成是完全的所謂“內部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童慶炳主編的“文體學叢書”（共五部）。童慶炳的《文體與文體的創造》[42]一書在對中西文體論進行了曆史回顧和反思的基礎上對文體作出新的界定：“文體是指一定的話語秩序所形成的文本體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評家獨特的精神結構、體驗方式、思維方式和其他社會曆史、文化精神。”從表層看，文體是作品的語言秩序、語言體式；從裏層看，文體負載著社會的文化精神和作家、批評家的個體的人格內涵。該書從對中西文體的曆史回溯入手，深入論述了文體係統、文體功能、文體創造等問題，在對於語體的認識以及內容與形式的辯證關係等上都有新的理解和推進。陶東風的《文體演變及其文化意味》[43]從語言學、心理學和文化學的角度考察了文體演變問題，闡釋了文體演變的社會文化心理內涵，認為文體不僅是符號的編碼方式，而且是社會文化的表征，文體的演變折射出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人對於自身與世界的理解方式。在此基礎上對於當代中國實驗文學的文體特征進行了描述和評價，並揭示出其文體產生演變的內在文化機製。另外，文學敘事學研究可以說是“語言論轉向”中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主要著作有：徐岱的《小說敘事學》、羅鋼的《敘事學導論》、傅修延的《講故事的奧秘——文學敘事論》和《先秦敘事學——關於中國敘事傳統的形成》、高小康的《市民、士人與故事：中國古代社會文化中的敘事》、楊義的《中國敘事學》、申丹的《敘事學與小說文體學研究》、格非的《小說敘事研究》、趙毅衡的《當說者被說的時候——比較敘事學導論》、胡亞敏的《敘事學研究》，等等，其中那些結合中國古代、現代和當代文學敘事的研究，特別具有意義，新意迭出，衝破了此前的語言工具論的研究模式。
2.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化
這個命題是1996年提出來的，在當年西安的專題討論會議上和在《文學評論》上進行過熱烈的討論，包括季羨林、錢中文、張壽康、陳良運等一大批學者參與了討論，絕大多數持肯定的態度。實際上文論研究中古今比較的研究並不是90年代才有的。20世紀以來，許多文論大家都參與了這種把古代文論轉化為現代性文論的研究。王國維、魯迅、宗白華、朱光潛、鄧以蟄、梁宗岱、錢鍾書、郭紹虞、羅根澤等，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學者。對於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可取的路徑有資料學的研究、語義學的研究、解釋學的研究、比較詩學的研究等。1996年提出的“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化”屬於比較詩學的研究，具體說就是古今、中西對比中相互闡發的研究，通過比較和闡發，揭示中國古代文論中某些具有普適性的命題，使中國古代文論資源重新獲得生命活力，使其中一些範疇在經過解釋後融合到現代文論的體係中。新時期以來，早就開始了這方麵的工作，並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如王元化的《文心雕龍創作論》（1984）、葉維廉的《比較詩學——理論的構架的探討》（1983）、曹順慶的《中西比較詩學》（1988）、黃藥眠、童慶炳主編的《中西比較詩學體係》（上下卷，1992）、陶東風的《中國古代心理美學六論》（1992）、顧祖釗的《藝術至境論》（1993）、張隆溪的《道與邏各斯》（1992）、狄兆俊《中英比較詩學》（1992）、張法的《中西美學與文化精神》（1994）等。1996年開始的“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化”不過是從王國維開始以來的中西詩學互釋互證互動研究的延伸，它力圖尋求中西共同文學規律和共同的美學據點，或者在中西碰撞中延伸出新的理論，這是一個廣闊的很有學術前景的領域，並不像某些人所說的這是什麽“偽命題”。1996年後，這一方麵發表的論文很多，著作則有曹順慶的《中外比較文論史（上古時期）》（1998）、楊乃喬的《悖立與整合——東方儒道詩學與西方詩學的本體論、語言論比較》（1998）、趙毅衡的《當說者被說的時候——比較敘述學導論》（1999）、李思屈的《中國詩學話語》（1999）、餘虹的《中國文論與西方詩學》（1999）、饒芃子主編的《中西比較文藝學》（1999）、饒芃子的《比較詩學》（2000）、童慶炳的《現代學術視野中的中華古代文論》（2000）和《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意義》（2001）、賴幹堅的《二十世紀中西比較詩學》（2003）、顧祖釗的《中西文學理論融合的嚐試》（2004），等等。這些著作所提出的新見解，是“中國古代文論轉化”所取得的實績，可能要很長時間才能被逐漸消化。
3.人文精神的呼喚
隨著90年代以來商業主義的流行，文學藝術中的價值取向低俗化，文藝的真、善、美的價值遭到挑戰，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思考和回應。1993年第6期的《上海文學》，發表了王曉明等人的《曠野上的廢墟——文學和人文精神的危機》，提出了文學和人文精神危機的問題。不久《讀書》、《東方》、《文匯讀書周報》等報刊也紛紛發表文章參與了討論，這就是人文精神討論。這次討論主要涉及人文精神危機、人文精神的內涵和人文精神重建等問題。在討論中有爭論，如對人文精神的理解、對人文精神是否“失落”等問題上，都存在不同的理解，但不能不說，這次討論是針對當代文學所麵臨的精神價值的失落而提出的。隨著討論的深入，人們超越了單純的文學危機問題，進一步去探討世紀之交整個人文學科的現狀問題、知識分子的人文環境、知識分子自身的生存方式、終極關懷和精神追求等問題。討論中呼喚“重建人文精神”，重新確立文學的意義、價值，重新確立人類精神生活的終極追求。這次人文精神討論體現出當代知識分子對於當代社會現實的主動介入和深入思考，是學者們為恢複和確立文藝的地位和價值所作出的一次努力。實際上，這次人文精神的討論的意義，主要是在物質主義、商業主義和科技主義流行的條件下，對人的關注，對人性的關注，對文學的精神價值的關注。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次人文精神的討論中，文藝學界的學者提出了一些新說，以回應現實人文精神的失落。這裏主要有錢中文提出的“新理性精神文學論”（1995）、童慶炳提出的“文化詩學”（1998）和魯樞元、曾永成、曾繁仁的“生態文藝學”、“文藝生態學”和“生態美學”等。限於篇幅，這裏僅就“新理性精神文學論”簡要予以述評。錢中文認為，文學藝術價值的下滑、人文精神的淡化和貶抑，與人的生存質量、處境密切相關。當前，我們需要尋找一個新的立足點，重新理解和闡釋人的生存和文藝的意義和價值。他認為，新的人文精神的立足點，就是新理性精神。新理性精神的大視野是曆史唯物主義。從曆史唯物主義大視野出發，首先來審視人的生存意義，看到了人的生存的挫折感，物對人的擠壓，科技進步造成的人文精神的下滑。在對“新理性精神”具體內涵的理解上，錢中文認為，新理性精神作為一種對於文化（包括文學藝術）內在的精神信念，是對舊理性的揚棄，它從現代性、新人文精神、交往對話精神、感性與文化問題等四個方麵確立自己的理論關係：（1）新理性精神的出發點不是返回古典，不是倒退，而是要促進社會進入現代社會發展階段，使社會不斷走向科學和進步。因此新理性呼喚一種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理性精神、啟蒙精神，一種現代意識精神和時代的文化精神。現代性本身是一個矛盾體，應當看到它的兩麵性，以避免使其走向極端。現代性與傳統有密切聯係，但又要使傳統獲得不斷發展。（2）新理性精神把新人文精神視為現代社會的血脈。人文精神是針對現實生活中的非人性與反人性來說的，是針對物的擠壓、人的異化來說的，是針對當今現實生活中大大小小而極有威力的潛性暴力來說的，是針對文學藝術漠視人的精神傷殘來說的。新理性精神的核心就是要弘揚人文精神，以新的人文精神充實人的精神，以批判的精神對抗人的生存的平庸與精神的墮落。（3）在現實的人的異化、精神的墮落的狀況下，人與人之間常常無法對話，古今中西的對話也遭到障礙，所以新理性奉行交往對話精神，倡導人與人之間、思想與思想之間確立起一種新型的平等的交往對話關係；在對曆史現實、文化遺產的評價中，提倡一種可以去蔽的、曆史的整體性觀念，一種走向寬容、對話、綜合、創新的包含了一定的價值判斷、總體上亦此亦彼的思維。這是對阻礙文藝學、美學突破、創新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的重要超越。（4）新理性精神雖然崇尚理性，但也給感性以重要的地位，因為生活本身就是感性的表現。人的感性需求應是人的文化的需求，即具有文化內涵的感性的需求。新理性精神承認非理性乃至反理性的存在的合法性，特別承認在文藝創作中非理性有著理性所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但同時它反對以非理性的態度與非理性主義來解釋現實與曆史。總結這四個方麵，可以把新理性精神理解為一種以現代性為指導，以新人文精神為內涵與核心，以交往對話精神確立人與人的相互關係，建立新的超越二元對立模式的思維方式，包容了感性的理性精神。這是以我為主導的、一種對人類一切有價值的東西實行兼容並包的、開放的實踐理性，是一種文化、文學藝術的價值觀。[44]顯然，錢中文的“新理性精神”作為一種文化精神的呼喚，完全是根據自己對於現實生活的體驗，針對現實問題而發的，不是那種從書本出發的純概念的拚湊。新理性精神文學論的重要貢獻在於把現代性、人文精神、交往對話和理性與感性關係這四者，連成一個具有內部聯係的整體來思考，建立起來一種回應現實新的文化精神和思維的方法。這四者分別來看，的確不是新東西，是人們長期談論的問題，但倡導“新理性精神”的作者，以反思和批判精神，使這些問題深刻化和現實化，構成了一種新的精神，也構成一種方法論，成為顯示作為人文知識分子存在身份的根據、對社會的應履行的責任和思考社會文化問題的方法。
4.文化論轉向
文化論轉向是指以陶東風、金元浦、王曉明等中青年學者為代表的以及他們所倡導的從西方引進的文化批評。這股思潮興起於90年代中、後期。他們的問題意識在於，隨著中國商品經濟的大發展，電子傳媒的大發展，大眾文化的多樣化，消費主義的流行，人們對於文化生活的選擇的空間大大擴大，文學不但失去轟動效應，而且最終要走向終結。而“文學性”則在日常生活審美化的過程和活動中蔓延。因此認為原有的文學理論的一套話語已經脫離生活而過時，“文藝學的當務之急是重建文藝學與現實生活之間的有機、積極的學術聯係。”[45]認為文學理論家若要生存下去唯有“越界”，越過文學之界，去研究“日常生活的審美化”，即去研究城市廣場、酒吧、廣告、流行歌曲、時裝、美容、時尚雜誌、城市規劃、購物中心、街心花園等才會獲得廣闊的前景。“越界”論並沒有給文學理論研究帶來成果。因為研究時尚也需要有關時尚的知識準備。顯然他們的這種準備不足，因此並沒有對時尚的研究給出什麽有影響的學術成果來。更重要的是，其中有些文化批評論者，自身就在鼓吹消費主義，陷入世俗化的泥潭，把審美單純理解為欲望的滿足，代富人立言，就談不到什麽理論研究了。
但在“文化批評”進一步的發展中，他們提出的文學理論研究的曆史文化語境和反對本質主義的思維方式以及文論研究的政治維度等問題，卻產生了較大影響。以往的文學理論知識的確有不少跨時空的拚湊，而不追問文本的語境和曆史的、民族的文化語境的現象，結果“遮蔽了文學理論知識的曆史具體性和差異性”，“遮蔽了文學理論知識的地方性（民族具體性和差異性）”，導致對文學理論不能作出具體的真實的理解。為此他們正確地提出：“隻是社會學的視角要求我們擺脫非曆史的、非語境化的知識生產模式，強調文化生產與知識生產的曆史性、地方性、實踐性和語境性。”[46]他們進一步還提出理論的事件化的問題。對於文學理論文化語境的強調，的確是很重要的，應該視為今後文學理論的研究努力的一個方向。另外他們提出的反本質主義論的思想，強調事物都是變化的發展的，不是凝固的、僵死的，提出事物的本質常常是建構的觀點，也具有針對性和前沿性。至於提倡研究文學理論的政治維度，轉向外在的批評，這在現代社會政治矛盾不斷湧現的今天，也具有一定的前沿意義。不容否認，在文化論轉向中，也有雜亂的聲音。陶東風的《當代中國的文化批評》一書對中國化的文化批評有較全麵的概括和分析，是值得稱道的。
限於作者的眼光，同時也限於篇幅，本文在概說中肯定有疏漏、有不足，甚至有謬誤，懇請同行批評指正。
[1] 鄧小平在1979年使用“新時期”這個詞，如他1979年發表過題為《新時期的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的任務》一文，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 《上海文學》1979年第4期。
[3] 參見《從胡喬木、鄧力群給胡耀邦一封信談起》，《人民政協報》2004年10月21日。
[4] 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局編：《鄧小平論文藝》，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9、10頁。
[5] 同上書，第108頁。
[6] 朱光潛：《關於人性、人道主義、人情味和共同美問題》，《文藝研究》1979年第3期。
[7] 同上。
[8] 同上。
[9] 黃藥眠：《關於文學中的人性、階級性等問題試探》，《文藝研究》1980年第1期。
[10] 同上。
[11] 《周揚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86頁。
[12] 同上書，第388頁。
[13] 《周揚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89頁。
[14] 在龔育之在為郝懷明的著作《如煙如火話周揚》所寫的“序”中，龔育之說：“周揚作為論戰一方，當然認為他講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自有他的道理，那道理就寫在他那篇文章裏麵；而論戰的另一方，批評周揚那樣講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胡喬木，當然也認為那樣批評自有他更大的道理，那道理也寫在那篇批判文章裏麵。這兩篇文章現在都收在他們兩人的文集裏，胡喬木的文章，把這場爭論定性為‘是關係到是否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能否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實踐的重大現實政治意義的學術理論問題’。”“1988年上海一個內部刊物發表一篇文章，認為胡喬木那篇批評文章把問題過分地政治化了。這個刊物的編輯很想知道胡喬木的意見。別人向我說了，我向胡喬木傳達了。胡喬木告訴我，他已看過這篇文章，他同意作者的觀點，的確是過分政治化。證據是，後來就沒有不同意見的文章在報刊上發表和討論了。”
[15] 錢穀融：《論“文學是人學”》，《文藝月刊》1957年5月號。
[16] 錢穀融：《〈論“文學是人學”〉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綱》，《文藝研究》1980年第3期。
[17] 王蒙：《“人性”斷想》，《文學評論》1982年第4期。
[18] 錢中文：《論人性共同形態描寫及其評價問題》，《文學評論》1982年第6期。
[19] 劉再複：《文學研究思維空間的拓展》，《讀書》1985年第2、3期。
[20] 林興宅：《論文學藝術的魅力》，《中國社會科學》1984年第4期。
[21] 林興宅：《論阿Q性格係統》，《魯迅研究》1984年第1期。
[22] 魯樞元：《藝術精靈與科學方法》，《文藝報》1985年7月13日。
[23] 朱立元：《對文藝學方法論更新的若幹思考》，《理解與對話》，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頁。
[24] 朱立元：《馬克思、恩格斯在文學批評中運用比較方法的特征》，《複旦大學學報》1984年第4期。
[25] 劉再複：《論文學的主體性》，《文學評論》1985年第6期。
[26] 劉再複：《論文學的主體性》，《文學評論》1985年第6期。
[27] 孫紹振：《論實踐主體性、精神主體性、和審美主體性》，《文學評論》1987年第1期。
[28] 魯樞元：《審美主體與藝術創造》，《文藝報》1983年第5期。
[29] 陳湧：《文藝學方法論問題》，《紅旗》1986年第8期。
[30] 姚雪垠：《創作實踐和創作理論》，《紅旗》1986年第12期。
[31] ［德］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頁。
[32] 李澤厚：《形象思維再續談》，《美學論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版，第559頁。
[33] 蔣孔陽：《美和美的創造》，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頁。
[34] 童慶炳：《關於文學特征問題的思考》，《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1年第6期。
[35] 童慶炳：《文學概論》（上），紅旗出版社1984年版，第46-48頁。
[36] 錢中文：《最具體的和最主觀的是最豐富的》，《新理性精神文學論》，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158頁。
[37] 王元驤：《藝術的認識性和審美性》，《審美反映與藝術創造》，杭州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頁。
[38] 錢中文：《文學藝術中的“意識形態本性論”》，《文學理論：走向交往與對話的時代》，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頁。
[39] 錢中文：《文學是審美意識形態》，《新理性精神文學論》，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頁。
[40] 童慶炳：《審美意識形態論作為文藝學的第一原理》，《學術研究》2000年第1期。
[41] 這些論文收入北京師範大學文藝與研究中心編：《文學審美意識形態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
[42] 童慶炳：《文體與文體的創造》，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3] 陶東風：《文體演變及其文化意味》，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4] 錢中文：《新理性精神與文學理論》，《東南學術》2002年第2期。
[45] 陶東風：《日常生活審美化與文藝社會學的重建》，《文藝研究》2004年第1期。
[46] 陶東風：《當代中國的文化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9頁。